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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三分归晋》主要内容解读与赏析

2020-08-29 15:26:55

  “三分归晋”(第115—120回)是《三国演义》最后的一个情节单元,也是全书的大收束。

  魏、蜀、吴三国鼎立数十年,结局究竟如何?作为小说的《三国演义》又怎样予以艺术的再现?这是读者所关心的,也是“三分归晋”所要解答的。

  “三分归晋”这一单元以高度凝炼的笔触,概括了从蜀汉之亡到西晋灭吴这十八年(263—280)的历史进程,展现了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综观整个单元,可以看到这样几个特点:

  (一)艺术地表现了三分归晋的历史必然性。

  我们中华民族有着极其伟大的聚合力,维护国家统一,渴望和平安定,是我们民族一贯的政治目标,是一个牢不可破的优良传统。千百年来,由于种种原因,我们民族曾经一次又一次地饱受分裂战乱之苦。但是,每遭受一次分裂,人民总是以惊人的意志和巨大的牺牲,竭力清除分裂的祸患,促成重新统一的实现,三国时期自然也不例外。罗贯中敏锐地把握了历史的脉搏,通过对三国时期历史的艺术再现,鲜明地表现出统一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这是《三国演义》的政治理想,也是它的人民性的突出表现。

  在《三国演义》中,我们看到,魏、蜀、吴三国的鼎立,只是由汉末大乱到重新统一的一个过渡阶段。尽管由于罗贯中世界观、历史观的局限,作品没有很好地表现广大人民对于实现重新统一的推动作用;但是,活动在前台的各国统治集团,却都没有忘记统一天下这个战略目标,他们彼此间的争斗攻伐,从根本上来说,也都是为了使天下归一。至于天下究竟统一于谁家,则取决于各国经济、政治、军事诸因素综合构成的力量对比。“三分归晋”这个单元,正是通过三国后期各国内政的演变,形象地表现了三分归晋的历史必然性。

  在三国之中,蜀汉本来就疆域最小,实力最弱。到了蜀汉末年,后主刘禅昏庸无能,沉溺酒色;宦官黄皓专权乱政,结党营私。朝政腐败,百姓疲惫,以致“入其朝,不闻直言;经其野,民有菜色”。国势如此衰微,姜维还只凭一厢情愿,年年出兵,徒耗民力。这样,蜀汉最先灭亡也就毫不奇怪了。

  魏国本是三国中疆域最广,人口最多,实力最强的一方,最具统一天下的可能。由于统治集团内部的激烈斗争,其军政大权已经完全操纵在司马氏集团手里,魏主形同虚设。灭蜀之后,司马昭进封晋王,威权更甚;在他死后,其子司马炎立即重操当年曹丕“受禅”的故伎,把曹氏的魏国变成了司马氏的晋朝。这实际上是为西晋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

  吴国疆域广大,国力不弱,但蜀汉既亡,吴国势不能独存。恰在这时,吴主孙休病逝,孙皓嗣位,他骄奢淫逸,穷凶极恶;滥杀大臣,大兴土木;全国人口不过二百几十万,而他的后宫竟达五千余人! 他在位的十六年间,吴国迅速衰落,将士离心,百姓嗟怨,而他依旧倒行逆施,怎能不导致国亡身虏的下场?

  应该说,“三分归晋”对于三国衰亡的原因表现得不够深刻,叙述也过于匆忙,但由于作者抓住了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和主要趋势,整个单元仍然有如大江东去,表现出恢宏的气势。

  (二)着重描写了蜀汉的灭亡。

  “三分归晋”在全书占了五回半篇幅,其中写魏晋禅代只用了半回,写西晋灭吴只用了一回,而写蜀汉之亡则整整四回。这种安排,与全书以刘蜀集团为中心的总体构思是一致的。作者不仅叙述了魏国伐蜀的战略部署和钟会、邓艾的进兵步骤,而且怀着赞许的激情,描写了卢逊、傅佥、诸葛瞻父子等蜀汉将领的顽强抵抗,描写了姜维忍辱负重,精心筹划,力图复国的悲壮历程,从而把蜀汉之亡写得跌宕起伏,给人以荡气回肠之感。

  (三)道德评判与历史评价的交错融合。

  罗贯中不愧为古代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在编织情节、塑造人物时,他不断地进行历史和道德的双重评判:他的历史评判,以向往国家统一为政治理想;他的道德评判,则以“忠义”为准则。他力图把二者融合在一起: 凡是有利于国家统一和进步的,他就肯定,就推许;凡是符合他的“忠义”观的,他就赞美,就歌颂。反之,则予以贬斥和否定。他既没有把历史道德化而随意抹煞某些人物的历史功绩,又没有忘记文学艺术追求真善美、鞭挞假恶丑的使命。尽管他的评判标准本身不可避免地带有历史的局限,但他既重视历史发展的方向,又坚持中华民族品评人物时“尚德”的历史传统,却是难能可贵的,这正是《三国演义》在思想内容上达到相当的高度和深度的根本原因。在“三分归晋”这一单元里,我们也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

  在“三分归晋”中,罗贯中把尊崇敬佩之情主要献给了蜀汉的“忠义”之士。对于宁死不屈的傅佥,斥夫自缢的马邈之妻李氏,英勇捐躯的诸葛瞻父子,以身殉国的北地王刘谌,复国不成自刎身亡的姜维,都一掬同情之泪,但是,他并没有把蜀汉之亡写得一片凄凄惨惨戚戚,当后主刘禅向邓艾投降时,《演义》写道:“成都之人,皆以香花而迎。”这里没有亡国的深哀巨恸,有的却是对统一事业的拥护。对率兵灭蜀的邓艾,他则赋诗赞美道:“五丁破路应难及,三国论功合让先。”(按: 毛本及通行整理本无此诗)。由此可见,罗贯中并没有因为“尊刘”而曲解历史。

  反过来,罗贯中对于司马昭、司马炎父子颇为反感,对他们的残忍、奸诈时时予以贬斥;然而,对于他们完成统一大业之功,罗贯中却予以充分的肯定。当司马炎逼迫魏主曹奂“禅让”时,《演义》写道:“此时魏亡,人民安堵,秋毫无犯。”(按:毛本及通行整理本无此句)在广大人民心目中,国君姓什么是无关紧要的,国家的统一与安宁却是至为重要的。当写到吴国最后灭亡时,情景同样是“吴人安堵”。尽管西晋统一只是短暂的,但这种统一比起三国鼎立的局面来,毕竟又是一个历史的进步。因此,罗贯中欣喜地写道:“自此三国归于晋帝司马炎,为一统之基矣。”这也体现了历史评价与道德评判的有机融合。

  (四)人物形象鲜明生动。

  “三分归晋”这一单元时间跨度较大,重在叙述魏、蜀、吴三国先后灭亡的结局,没有贯串整个单元的中心人物;然而,在尖锐激烈而又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中,不少人物的形象仍然刻画得相当生动,给人留下了鲜明的印象。如司马昭的专权猜忌、老谋深算,邓艾的出奇制胜、恃功而骄,钟会的足智多谋、擅作威福,姜维的心雄胆大、坚韧不拔,刘禅的昏聩无能、苟且偷生,羊祜的深谋远虑、儒雅潇洒,孙皓的荒淫无道、暴虐凶残等等,都各具特色。

  在描写人物时,作者善于选择和提炼富有典型意义的细节。这里随手拈出两个例子:例一,当司马昭命钟会率大军伐蜀时,西曹掾邵悌担心钟会“志大心高”,不可独掌大权,司马昭却说:“朝臣皆言蜀未可伐,是其心怯也;若使强战,必败之道也。今钟会独建伐蜀之策,是其心不怯;心不怯,则破蜀必矣。蜀既破,则蜀人心胆已裂;‘破军之将,不可以言勇;亡国之大夫,不可以图存。’会即有异志,蜀人安能助之乎?至若魏人得胜思归,必不从会而反,更不足虑耳。”简短的分析,完全预见到形势的发展,表现了司马昭洞观全局的非凡的政治家才能;明知钟会有野心,却要利用他灭蜀,又揭示了司马昭的城府之深、机心之险。例二,当刘禅作为亡国之君来到洛阳,司马昭设宴款待,故意问他:“颇思蜀否?”刘禅竟答曰:“此间乐,不思蜀也。”旧臣郤正为了使他有机会归蜀,利用更衣之时教他,若司马昭再问,“可泣而答曰:‘先人坟墓,远在蜀地,乃心西悲,无日不思。’”果然,司马昭再次问他,他也照卻正之言回答了,但却“欲哭无泪”,只好闭上眼睛;老奸巨猾的司马昭一语点破:“何乃是卻正语耶?”吓得他连忙“开目惊视曰:‘诚如尊命。’”寥寥数语,把刘禅的毫无血性写得活灵活现。

  与其他情节单元相比,“三分归晋”本身的艺术成就不算很高。然而,作为全书的收束,它却保证了《三国演义》在艺术上的完整性。读罢这一单元,吟咏那篇总括全书的《古风》(按:其最末一句,嘉靖本作“一统乾坤归晋朝”,毛本改为“后人凭吊空牢骚”,意味殊弱),那一幕幕风云变幻的情节又在眼前闪现,就像一首气势磅礴的交响乐,久久地震撼着我们的心灵,给我们带来无穷的韵味,无尽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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