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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言·十五贯戏言成巧祸》主要内容概要及赏析

2020-09-02 18:41:26

  宋元人的话本原貌,除了长篇的讲史(宋人把“小说”,即现在所称的短篇小说和 “讲史”,即现在所称的长篇历史小说统称“说话”,说话人的底本都应称“话本”,但后来习惯只称短篇小说为话本了)有少数平话的刻本存留外,短篇小说现存的刻本最早也是明人刊印的。其中除《清平山堂话本》最接近原貌外,另一些大抵多少经过明代以后文人的篡改或修饰,改动得少一点的还可以辨别出宋元人话本的风貌,有的则已面目全非。本篇虽然也经过明人的改动,但宋元人说话的风格还保存了一些,说话人的口吻也依稀可辨,但和《清平山堂话本》保存的较少改动的旧时话本相比,文字毕竟整齐繁褥得多了。

  宋元人话本的优秀篇目大抵取材于当时的现实生活,而且,说话人集中在京城瓦舍,常以京城附近发生的事件为题材加以艺术虚构而成。本篇故事发生于临安,最早当是南宋人的话本。按宋人说话的家数,属于公案类小说。公案小说可说是后世侦探小说、推理小说的前身,只是当时没有私家侦探,案子只能由官吏和捕快来侦破。本篇是一件没有侦破的冤案,案情的水落石出是凑巧实现的。

  案子的形成也很凑巧,女主角陈二姐原是临安破落户家子弟刘贵的妾,刘贵的大老婆王氏之父寿诞,刘贵和王氏回岳家祝寿,岳父王老员外怜惜女婿无计谋生,借给他十五贯钱,供他作小本经营。刘贵当夜背着钱袋回家,途经一个生意行中的熟人门口,顺便商量经营之道,那人留他喝了酒。刘贵薄醉回家,敲门半天,陈二姐才来开门。他一面带着酒意,一面怨二姐开门来迟,就骗她说已将她典给别人,拿到了十五贯典身钱,明日就送她过门,并诈说文书已办妥,对方还特地请了酒。二姐见他拿着钱,又有醉容,不容不信,便乘夜出逃,先在邻居朱二妈宅中过夜,准备次晨回父母家诉说此事。谁料半夜来一窃贼,潜入刘贵家,杀人劫钱而去。次日,近邻发现刘贵被杀,陈二姐失踪,朱二妈又提供了陈二姐一早已去娘家的信息,众人遂追踪而去。陈二姐回家途中,凑巧遇到丝贩崔宁收帐回家,两人结伴同行。乡邻赶到,将两人一同扭回。更巧的是,崔宁钱囊中的钱数也是十五贯,恰是刘贵钱数。于是认定两人系姘识,杀夫取财而逃。官府据王员外的申诉,屈打成招,将两人处死。王氏丧夫后准备改嫁,在回娘家途中被强盗静山大王劫为压寨夫人,从静山大王口中,得知他才是当年杀夫劫钱的真凶,于是向临安府告发,审明处死。

  整个情节全是巧合,巧得有如“鬼使神差”。说话艺人为了吸引听众,要用复杂曲折的情节吸引读者,因此每每用偶然的巧合编造故事,所谓“无巧不成书”。此篇旧题《错斩崔宁》,冯梦龙将其编入《醒世恒言》时,改为今题《十五贯戏言成巧祸》,“巧祸”二字点题明确之至。

  世界上的事确有不少偶然的巧合,但在文学中,不能一味依仗巧,巧也必须巧得合情合理,在生活的逻辑上通得过去,才能造成艺术真实感。一味奇巧,巧得出格就会陷于虚假,那就不行了。像现在的某些侦探电影和武打片,主人公陷入困境挣不脱时,霎时一声枪响或一刀飞来,好人就莫名其妙地得到了解救。一次两次,次次都靠巧来把情节连下去,这种巧法就未免太突兀,露出了预先设计的形迹,道理上也讲不通,只能骗骗老太婆和小孩子。万事乞灵于巧合必然导致艺术真实感的丧失,艺术就不复成为艺术。

  这篇小说也以巧为关节,但情节的发展却不失情理,不是一味生凑硬斗。刘贵从丈人处借得十五贯钱是为了做生意,因此路过一个做生意的熟人家门口,进去商议一下生意经是很自然的。主人招待他喝几杯,也是生活中常有的事。回家时陈二姐开门稍迟,刘贵便乘着酒意开了个玩笑恐吓她一下,也是人之常情。他既带着钱回家,诈说是典身钱,也不容二姐不信。更何况带着酒意,说是订了契约,吃了典主的酒,尤入情入理。二姐一急之下要去娘家申诉,更在情理之中。时已黄昏,一个小妇人不得不到朱二妈家去借宿一夜,次早上路,揆情度理也很真实。路上遇到赶路的丝贩崔宁,结伴同行,也算不得什么稀奇事。这一切都算不上巧,唯一巧的是崔宁所收来的丝帐也是十五贯,不多不少。由于一路开展来的情节都挑不出毛病,这点偶然巧合(生活中也会有这样的巧事)便也带了过去,不很惹眼了。真实是文学的生命,从小说的细节说来,是真实的,所以这篇小说站得住,并非全赖巧合。

  但更大的真实当然是封建社会官吏的昏聩颟顸,草菅人命,以及司法制度的腐败黑暗.即小说所评骘的“箠楚之下,何求不得”,专用刑威逼供,酿成冤案。在这种黑暗政治下,崔宁、陈二姐似的无辜枉死,决不是巧,也决非偶然事件。左邻右舍之所以卸脱关系,只求案子快点了结,也无非是出于害怕官府胥吏的骚扰、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理。岂不见这十五贯钱名曰还给原主,实际上“也只好奉与衙门中人做使用,也还不够哩” 么?谁都怕官府,怕连累自己打没头官司。这便是小说所揭露的现实,“巧祸”不巧。

  由于公案小说的惯例,案情最后必须水落石出。也由于市民听众的习惯,他们的感情承担不了悲剧的结果,必须来点缓冲,来点补偿,于是作者便安排了真凶静山大王出来吐露真相,伏法抵罪,以少抑人们的不平。这后一部分,即王氏偏偏落到了静山大王的手里,被劫做了压寨夫人的情节,倒确实太巧了一点。而且以小说品类说,在一篇公案小说中,孤零零地插入了净山大王的“朴刀杆棒”类情节,题旨上又无内在的联系,艺术格调也很不统一,显然是小说的缺点。这现象也表明了,作品形式上的毛病,也一定是内容上的毛病,而且是导源于内容的毛病。

  小说线索单纯,布局错落有致,没有多少藻饰,要言不烦,显得干净朴素。情节的交待也清楚流利,保持着早期市民文学特色。全篇除了插入几句对官府的抨击外,也没有多少如后期拟话本常有的枯燥的说教,这些都值得称道。

  清人朱皠曾据小说的本事改编为《十五贯》传奇, 加上了况钟私行察访和破案的情节,成为表扬清官的戏剧,一定程度地转移了小说的题旨。这部戏在昆曲舞台上不断搬演,50年代还轰动了一时,所以,这篇小说的影响极广。此外,清人鹅湖逸史还有《十五贯》弹词,长期是戏场的热门节目。因此,在江南一带,群众对这故事更为熟悉,远远超过其他各种宋元话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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