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篇载于《剪灯新话》卷1。作品描写元朝大德年间，扬州武官吴防御与宦族崔君交情深厚，崔君有子名兴哥，防御有女名兴娘，两个孩子在襁褓之中就订了亲。崔家送给兴娘金凤钗一只，作为订婚信物。不久，崔君游宦远方。十五年后，兴娘已十九岁，超过了一般女子的婚嫁年龄，而崔家却一直没有音信。兴娘的母亲打算把她另嫁别人，而吴防御却坚持执守前约。兴娘绝望，得病而死。殡敛时，其母将金凤钗插在她发髻上陪葬。

　　兴娘死后两个月，兴哥从千里之外归来。因兴哥父母双亡，无家可归，防御便把他留在家里。清明节，兴娘的父母和妹妹庆娘一起给兴娘上坟，把兴哥留在家里。晚上上坟回来，兴哥在庆娘轿子进门时拾到金凤钗一只。夜里，兴娘的鬼魂假托庆娘到兴哥房里来就宿。一个月后，两人秘密逃往吕城，恩恩爱爱过了一年幸福生活。这时，兴娘鬼魂的假期已满，便同兴哥回到扬州。她用鬼魂附体的办法迫使父母答应将妹妹庆娘嫁给兴哥，以续未了之缘，得到父母允许，鬼魂才依依别去。

　　这篇作品脱胎于唐人小说《离魂记》。《离魂记》描写倩娘的魂魄私奔表兄王宙，与王宙生活了五年，生二子。后倩娘魂魄偕王宙与二子回来拜见父母，而久病在床的倩娘也起来饰妆更衣，两女相见，合为一人。唐以来，这种描写女子离魂的小说为数不少，《金凤钗记》在故事情节的构思上并没有摆脱唐人小说的窠臼，然而，作品思想之深刻，形象之鲜明，运笔之圆润，描写之细腻，却大大超过了《离魂记》等前人小说。《离魂记》篇幅较短，只有六百字，故事情节也较简单，人物形象单薄，文字简古。而《金凤钗记》虽然选择了同一类型题材，手法上摹拟唐人，但它比《离魂记》有很大发展。

　　首先，在思想性方面，作品不仅写出包办婚姻违背了青年男女的意愿，而且描写了封建礼教，“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对青年人的虐杀。不仅描写了受害女子对封建礼教的控诉，而且描写了她们奋起抗争，死不罢休。她们的斗争不单单是为了改变某一个人的命运，而是要改变和自己一样的姐妹们的共同命运，争取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权利。这样就使斗争矛头直接地对准了封建礼教和封建制度，思想性是相当深刻的。其次，《金凤钗记》特别注重塑造人物形象。这篇作品的主人公是吴兴娘的鬼魂，兴娘生前是一个养在深闺、不谙世事的弱女子，她的软弱性格的形成，主要原因是封建礼教的重重束缚，她无力抗争，惟有一死，做了封建礼教的殉葬品。然而，她死后却大不相同了，封建礼教对她的鬼魂失去了约束力，她的思想观念也有了根本的转变，不再墨守成规。她已不受名节观念的束缚，不再顾及闺中少女的体面和娇羞，主动登门与兴哥同寝。当兴哥推拒时，她以威胁恫吓手段迫其就范。为了使形迹不至暴露，安稳地享受家庭生活的欢乐，她偕同兴哥私奔吕城。一年后，她不得不离去时，又以死亡相威胁，迫使父母将妹妹庆娘嫁给兴哥，以续未了之缘。作品塑造了一个大胆，泼辣、机智、果断、热烈、顽强的女性形象，她处处主动，敢作敢为，无法无天，形象鲜明突出。当然，这样的女性在生活中是不存在的，但却完全符合艺术真实，因为鬼魂是不受礼法制约的，她头脑里也没有那些封建观念，只有这样的女性，才能与强大的封建势力相抗衡，才能为所欲为，痛快淋漓地表达封建礼教重压下广大青年男女在爱情婚姻上的理想和愿望。这里，作者所采用的是超现实的表现手法。

　　小说的语言圆润流畅，笔触细腻，形象逼真。如描写崔兴哥千里投亲而未婚妻已死时那种寄人门下的寂寞、愁闷和痛苦的心情：“遂还小斋，明烛独坐。自念婚事不成，只身孤苦，寄迹人门，亦非久计，长叹数声。”在描写兴哥拒绝庆娘(实际是兴娘鬼魂)留宿时，写了兴娘鬼魂的一段话：“女赪尔怒曰：‘吾父以子侄之礼待汝，置汝门下，汝乃于深夜诱我至此，将欲何为?我将诉之于父，讼汝于官，必不舍汝矣。’生惧，不得已而从焉。”兴娘鬼魂的这段说话，本来是颠倒是非、蛮不讲理的，但是为达到补偿生前被礼法虐杀所造成的巨大损失，她根本不在乎什么是非，什么规矩，她对曾经束缚、虐杀她的礼法极端仇恨，极端蔑视。在这里，女鬼的大胆、泼辣、无法无天的形象跃然纸上。由重叙述故事到重描写人物，这是小说语言的一个飞跃，通过对话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表现人物的性格，这标志着小说描写人物的手段已颇臻完善。

　　这篇作品对后世产生了一定影响，《艳异编》、《情史类略》等小说类编已将此篇收入。明末小说家凌濛初将它改写成白话小说，题目是《大姊魂游完宿愿 小姨病起续前缘》，收入《初刻拍案惊奇》卷23(《二刻拍案惊奇》卷23亦重复收入)。沈璟则据此文写成传奇剧本《坠钗记》(又名《一种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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