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大军阀董卓飞扬跋扈、嗜杀成性，篡位之心毕露无遗，鸩杀少帝，绞死唐妃，夜宿龙床，成为各路诸侯的公敌。剪除这个巨奸大憝，形成了人们的一致要求。要达到这个目的，可以采取多样化的方式。曹操刺董卓的行动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

　　当时袁绍秘密与司徒王允联络，要王允“乘间图之”，搞掉董卓。但此时的王允方寸已乱，无计以出，在约请群臣的生日酒宴上，不禁“掩面大哭”，感染得“众官皆哭”。在这样束手无策、哭声不绝的场合中，曹操带着“抚掌大笑”声，鹤立鸡群般地出现了。他识见不凡地说：“满朝公卿，夜哭到明，明哭到夜，还能哭死董卓否?”这充分显示出曹操不是无能为力，而是胸有成竹。“笑众位无一计杀董卓”，便以群臣反衬了曹操。曹操说出了谋刺之计，并分析了能够成功的条件：一是董卓颇为信任他，他可以接近董卓;二是王允有七星宝刀一口，可以借用;三是有“虽死不恨”的无畏精神。这些现实条件的分析，在显示曹操的胆识之外，又表现出他的谋略。这跟一般勇而无谋的刺客相比，自有高下之分。

　　然而，谋杀董卓能够成功，又谈何容易! 董卓本身气力过人，加之有万夫不当之勇的吕布伴随左右，形似保镖。罗贯中运用将雨闻雷、将雪见霰的艺术笔法先铺垫了伍孚刺董卓未遂一段小情节：“一日，卓入朝，孚迎至阁下，拔刀直刺卓。卓气力大，两手抠住;吕布便入，揪倒伍孚……牵出剖剐”，这当然促使董卓进一步加强戒备，也增加了曹操行刺的难度。小说就带着这样的蓄势进入谋杀的直接艺术描述。

　　曹操佩着宝刀来到相府，得知董卓在小阁。“操径入”，说明曹操能够自由进出，这是难得的行刺条件。情节为之一起。“见董卓坐于床上，吕布侍立于侧”，不敢下手，情节略为一伏。曹操以“马羸行迟”的遁词搪塞了董卓“来何迟”的疑问。董卓要吕布“亲去拣一骑赐与孟德”，俩剩一，这给曹操在客观上创造了有利条件，“操暗忖曰：‘此贼合死!’”情节出现转机。“即欲拔刀刺之，惧卓力大，未敢轻动”，情节处于僵持状态中。但是董卓“胖大不耐久坐，遂倒身而卧”，而且“转面向内”，情节开始松动。“操又思曰：‘此贼当休矣!’”“急掣宝刀在手，恰待要刺”，正当情节大踏步向前推进时，飙风急雨，骤然而至。“不想董卓仰面看衣镜中，照见曹操在背后拔刀，急回身问曰：‘孟德何为?’”情节陡然一转，为人所始料不及。作者补充一笔：“时吕布已牵马至阁外”，更增添了情势的紧张性，令人屏气敛息。曹操行刺未遂，阴谋败露，一切都将付诸东流，成为伍孚第二。就在这闪电般的瞬间，曹操“持刀跪下曰：‘操有宝刀一口，献上恩相。’”“捅刀”顷刻变为“献刀”，反映出曹操敏捷的应变才能。“卓接视之，见其刀长尺余，七宝嵌饰，极其锋利，果宝刀也，遂递与吕布收了”。本来七星宝刀是用来行刺的，现在却使濒于绝境中的曹操得以解危，情节产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操解鞘付布”，这个简单的动作意图，是曹操为着在董、吕面前增强献刀的真实性，用心很深。虽然曹操已经越过险境，但远未步入坦途，危机随时都可能发生。如果董卓猛然醒悟，后果不堪设想。曹操在寻找脱逃机会，当“卓引操出阁看马”时，他不失时机地以“试马”为由，“牵马出相府”，然后“加鞭望东南而去”，从此开始了他的一段流亡生活。

　　果然，在曹操逃走后，吕布首先醒悟过来：“适来曹操似有行刺之状，及被喝破，故推献刀。”董卓也产生了疑窦。这在心理上是符合逻辑的。因七星宝刀那“七宝嵌饰”的外表吸引了董卓，暂时转移了他的视线，所以在事过之后，他会忽然萌生疑点。经李儒的分析并派人去召见曹操，曹操早已“乘马飞出东门”，董卓等才确信“操贼心虚逃窜，行刺无疑矣”。尽管遍行文书，画影图形，重金悬赏，曹操却早已远走高飞了。

　　这不是靠反复运筹、潜思冥想去决定成败与否，而是凭俯仰呼吸之间的瞬息应变或醒悟去显示高下之分。本篇就是通过这个特殊性的情节表现出曹操才智的高超。他那过人胆识和机敏、聪慧的性格特征给人以深刻印象。

　　本篇情节短小，却写得变幻多姿、丝丝入扣。有宝刀，才会有献刀之举;有赐马，才会有乘马而逃。整个情节乍暖还寒，时顺时逆，或起或落，山穷水尽之处，偏起无数波澜。眼看得手，偏偏失手;平沙千里，陡有峭崖扑面。众多的小情节，起到帮衬作用。前有伍孚行刺，映带着曹操行刺。吕布厩中挑马，使情节松动;“牵马至阁外”，使情节骤然趋紧。小情节的时起时伏，孕育出大情节的高潮。随着情节的变幻多端，人物情绪忽喜忽惊，读者的阅读与欣赏情绪也随之同步发展。本篇可谓于尺幅之内，尽龙腾蛇变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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