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伽丘的《十日谈》里描写了这样一个故事： 比萨城里有位数一数二的漂亮姑娘，被父母嫁给了一个形同枯木、心如死灰的法官。丈夫整日用那套月圆月缺的禁忌来教她节欲，她没法过上正常的夫妻生活。一个偶然的机会，她被海盗抢去，这才真正尝到了生活的欢乐。后来丈夫找到了她，想方设法要赎她回去，可她却宁可和海盗同居，也不愿跟丈夫回去。丈夫这才明白：“自己已经老朽了，却偏要娶一个年轻的姑娘来做太太，这是件多么愚蠢的事啊!”(见第二天故事第十)

　　是啊，古今中外，生活中有多少这样愚蠢的事啊!《警世通言》中的《小夫人金钱赠年少》是一件，《勘皮靴单证二郎神》又是一件。本篇写韩玉翘年方及笄时被选入宫中，但皇上只宠幸一个安妃，这位韩夫人从未沾过雨露之恩，因而恹恹得病，被遣出宫将息病体。一次她到二郎神庙许愿，见了神像，顿时目眩心摇，祷告将来也能嫁得一个好似尊神模样的丈夫。不料被旁边的孙庙官听见，于是他假扮神道，夜夜同她幽会。韩夫人得遂平生之愿，再也不愿回宫。

　　这两个故事，一西一中，真可谓异曲同工。一个因为嫁了个形同枯木的丈夫，宁愿和海盗同居，也不愿跟做法官的丈夫回去;一个因为入宫后从未享受过爱情的幸福，宁可和假扮神道的庙官幽会，也不愿再回到天子的宫里。对于她俩来说，起码有两点是相同的： 一是在她俩法定的婚姻关系里，她们享受不到爱情的幸福，过不上正常的夫妻生活;二是为了享受生活，她们都宁可和作为“贱民”的海盗、庙官在一起，而不愿回到体面的法官和显赫的天子身边。

　　这两个故事的惊人相似之处决不是偶然的。在封建的婚姻制度下，不管是西方还是东方，往往是妇女首先成为这一制度的牺牲品，她们或是由父母包办嫁给了自己不喜欢的男人，或是由双亲作主送到那“不得见人的去处”，终身享受不到青春和爱情的幸福。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妇女为了反抗这种婚姻，便自觉不自觉地走上了被恩格斯称之为“破坏婚姻的爱情”道路，即背着丈夫和情人私下偷情。虽然“从这种力图破坏婚姻的爱情，到那应该成为婚姻的基础的爱情，还有一段很长的路程” (恩格斯《家庭、国家和私有制的起源》)，但这种“破坏婚姻的爱情”却是对封建包办婚姻的嘲弄和否定，在历史上起着破坏和瓦解封建婚姻制度的进步作用。《十日谈》里那位法官妻子的慷慨陈词和她毅然同封建家庭决裂的实际行动，正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勘皮靴单证二郎神》里的韩夫人虽不像她的异国姐妹那样果敢决断，但她的行为无疑具有同样的意义。

　　不仅如此，这两个故事还告诉我们： 男女之间的性爱是人类共同的天性，它有着无法抵御的诱惑力，人类应该把它引向高尚纯洁的方向，而不是把它视为洪水猛兽，一味排斥压制。《十日谈》里那位法官的妻子之所以不愿离开海盗，无非是因为她从他那里享受到了真正的生活;本文中的韩夫人过去之所以恹恹得病，后来又“精神旺相，喜容可掬”，也无非是同样的原因。对于韩夫人来说，宫中的生活虽然富贵已极，但缺少人生的乐趣，而与假神道的幽会虽然只能偷偷摸摸进行，但充满了人间的恩爱。因此，她惟恐再“催她入宫，只有五分病，装做七分病，间常不甚十分欢笑。每到晚来，精神炫耀，喜气生春”。而当内侍奉旨请她“早早回宫”时，她对内侍道：“氏儿病体只去得五分。全赖内侍转奏，宽限进宫，实为恩便。”即使最后假神道暴露被捉，她好一场惶恐，但也未对自己的行为后悔，而是认为“了却相思债，得遂平生之愿”。后来嫁得个在京开官店的远方客人，也“尽老百年而终”，似比宫中强得多。足见皇宫的严格戒律，夫人的荣耀地位，都未能泯灭她的追求世俗生活的欲望。由此可见，人性和人欲的力量比宗教和道德的戒规要强有力得多。

　　本文的艺术特色表现在心理描写方面。韩夫人见了二郎尊神模样以后回到家里对天祷告，她第一次送走了假神道以后左思右想，都细腻地表现了她对爱情生活的渴求和向往，使人物的思想感情显得更加真切动人。

　　同时，本文在悬念的设置上亦有一定特色。开始，假神道来无影去无踪，写得扑朔迷离，使人疑窦顿生。直到最后，通过细致复杂的破案过程，才使真相大白，原来是庙里的孙庙官做下的手脚。悬念的设置，增添了读者寻根究底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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