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个家族是很注重文化的。福泽自小在城里,后来考上研究生,学考古,消息一传回乡里,本家人都自觉光辉得很。每见到生人,三句话一过,就说到他:“那学问恐怕全县第一了。”在想象中,研究生头上该是笼一围五彩光环。大家都想见他。因为他若能将真身现出在庄里,无疑会使本族人的荣耀更凿定,更灿亮。

　　板头跟福泽是堂兄弟。板头没念过多少学,却读了不少书,一说起姜太公、土行孙、孔明、关羽,能滔滔不绝。族人虽乐意听他讲古,骨子里还是瞧他不起,觉得他毕竟是旁门左道,难登大雅之堂的。一见后生晚辈围了他神聊,长辈们就叹道:“福泽要回来就好了,让他们看看有知识的人的样子,才会知道做人须不像板头。”

　　福泽就回来了。

　　他不是为本族后代立榜样才回来的,也不是确凿本族的荣耀才回来的,而是为本族迁坟回来的。也不是为迁坟,而是为本族的迁坟过程中发现的一具石棺回来的。为了统一规划土地,乡里决定将坟场迁移到河套地,在迁坟过程中,我们的祖先的坟场里发现了一具石棺。在这具不知为何年代的石棺里,有一把很大的瓦刀,还有一根腿骨。再也没有别的。都有些失望。后生们试着拿了拿那已锈得看不出是瓦刀的瓦刀,都笑着摇头,好重呐。那条腿骨有常人的两倍长,两倍粗。

　　板头认为,一定是祖先里出过一个身高丈二的将军,手执瓦刀这样的兵器,战死沙场,收尸时只收到一条腿骨和他的兵器。老人们却摇着白花花的胡子否定,说从未听说祖上出过将军,倒出过几位瓦匠。这棺该是更早的祖先,身高丈二,手执瓦刀,砌峻寺崇塔宏庙伟楼于盛世,他死了,不知何缘故只葬得一条腿骨和他的瓦刀?

　　争执就有了,后生们都偏向板头,都乐于相信祖上确出过一些将军。在后生们心目中,眼下的这些摇着白花花胡子的老人们过于蠢不可及了,简直是有罪,是他们每日只知吃喝耕种锄,才湮没了家族光辉灿烂的历史,但无论如何,光耀感总是有的,那就是我们的祖先毕竟是高大的,孔武的,有力的。

　　为了求证出我们绝非是一个石匠的后代,求证出我们的祖先出类绝伦,我们委托板头给福泽写了一封信,让他回来考证。我们相信奇迹会随着他的到来而产生的。

　　福泽一回来,大家就众星捧月地拥了他到石棺那儿去。我们希望他马上宣布一个结果,可是他却一言不发,冲着那根腿骨发呆。几天过去了,他什么也没讲,脸上的表情既严肃又古怪。大家终于耐不住性子,一定要他讲出来考据到了什么。他终于讲了。

　　他说,那腿骨根本不是人的腿骨,显而易见是骆驼的腿骨。那瓦刀也不是瓦刀,说不上是什么,反正不是瓦刀,因为古人是不会使用几十斤重的瓦刀干活儿的。它只能是一块铁。

　　族里人很不解。如何就将骆驼腿骨和一块铁放进祖坟里,且使用石棺哩?就问福泽,他答不出。大家就很怀疑他讲错了。七爷很生气,讽刺道:“弄了半天你也是有不知道的地方吔!”

　　板头更不服,拿了几套古书找他争辩。福泽讲古人并不比现代人更高,板头就汹汹地斜着眼看他。一出门,板头就对人讲原来福泽竟屁也不懂。考上研究生,一定是沾了他当武装部长的老子的光。

　　福泽走了。族里人才发现都挺讨厌他。觉得他也没多少学问。不如板头。认为板头的老子要当个什么官儿,教授也绰绰有余地当上了。

　　那石棺就留在七爷家院里,夏天晒一槽水,给孩子们洗澡了。也不觉得晦气。

　　选自《河北文学》1988年第4期

　　【赏析】 经验告诉我们,对于某一地域文化特征的把握,生于斯,而后离开一段光景,复又回到这块土地上的人最有发言权。

　　福泽无此经历,但他却具备审视、把握这一地域文化的必要条件: 距离感,加之所接受的高层次教育,这就令他陷入了一种由于清醒而导致的深刻矛盾之中,即一方面科学清楚地告诉他石棺之平常,另一方面对于地域文化特征的了解与认识又使他不能把自己的发现诉诸族人,否则便难免承受如此指责: 言不成理,对祖先之大不敬。

　　这无疑是科学与愚昧的一次矛盾和冲突,虽然它主要是以情绪抵触的方式而非厮杀与流血的面目出现的。

　　我们当然要给予人物张扬科学精神的努力以足够的关注,事实上,自“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倡导至今,科学与民主问题一直是独立思想、关心社会的知识分子思考的重心。只是具体到面前的小说,更需要的是对于愚昧产生因由的探寻,因为只有完成这一工作,我们才能理解反科学现象何以盘踞这一环境。

　　对于包括了七爷、板头在内的族里人内外在行为的分析使我们发现,家族意识其实是作品所展示的特定地域文化的主要内容。福泽的发现与其说伤害了一群劲头十足者的自尊心,毋宁说摇撼着他们视为至要的精神支柱: 家族的荣誉。

　　作为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基本单位,家庭固然是我国社会发展历史上经济主体的伦理依赖物,但是人们对于包括了经济权、法律权、宗教权的族权的崇拜,使得家庭在政治决策和伦理评价上常常只是作为对家族的依附而存在。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族地位的神圣化,其直接结果是家族伦理约束力的强大坚韧。

　　传统的政治与伦理精神主脑——礼(对于血缘崇仰的形而上的抽象),更使这种肇始于血缘关系的伦理约束力渗透到新的经济——政治实体之中。对于家族——国家(以家族意识指导的政治实体)这样一种复合的政治约束物的依赖因历史的发展和社会意识的继承性而不断增强,直接酿成了人们在政治决策、伦理评价乃至经济生活中个体人格的渐次衰退,代之以集体人格的逐步强化。

　　由此出发,观七爷们前后对待福泽的态度取向,我们终于能够理解这变化相对于他们心理内容的合理性。认可福泽,是由于他的考取研究生为本族增光; 唾弃福泽,同样是因为他的发现令本族失色。家族的荣誉实在是接受集体人格并同时拱手让出个体人格的族里人标示自身价值的唯一“佩物”。为之,他们愿意敌视有意无意损害、诋毁它的一切人。

　　福泽带些沮丧离去,走得失意,走得冷落,一点也不悲壮。我们猜想,这结局在他是早已预料到的。责备他的孱弱、他的不敢高扬科学精神的大与愚昧直面抗衡是很容易的, 只是面对眼前的一切,你我都能够坦然地说声“置身其间我将是辉煌的胜者或悲壮的败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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