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皮日休

　　皮子性嗜酒，虽行止穷泰，非酒不能适。居襄阳之鹿门山，以山税之余，继日而酿，终年荒醉，自戏曰“醉士”。居襄阳之洞湖，以舶载醇酎一甔，往来湖上，遇兴将酌，因自谐曰“醉民”。於戏!吾性至荒，而嗜于此，其亦为圣哲之罪人也。又自戏曰“醉士”，自谐曰“醉民”，将天地至广，不能容醉士、醉民哉?又何必厕丝竹之筵，粉黛之坐也。襄阳元侯闻醉士、醉民之称也，订皮子曰：“子耽饮之性，于喧静岂异耶?”皮子曰：“酒之道，岂止于充口腹，乐悲欢而已哉?甚则化上为淫溺，化下为酗祸。是以圣人节之以酬酢，谕之以诰训。然尚有上为淫溺所化，化为亡国;下为酗祸所化，化为杀身。且不见前世之饮祸耶?路酆舒有五罪，其一嗜酒，为晋所杀。庆封易内而耽饮，则国朝迁。郑伯有窟室而耽饮，终奔于驷氏之甲。栾高嗜酒而信内，卒败于陈鲍氏。卫侯饮于籍圃，卒为大夫所恶。呜呼!吾不贤者，性实嗜酒，尚惧为酆舒之僇，过此吾不为也，又焉能俾喧为静乎?俾静为喧乎?不为静中淫溺乎?不为酗祸之波乎?既淫溺酗祸作于心，得不为庆封乎?郑伯乎?栾高乎?卫侯乎?盖中性，不能自节，因箴以自符。”箴曰：

　　酒之所乐，乐其全真。宁能我醉，不醉于人。

　　——《皮子文薮》

　　〔赏析〕中国文化中有所谓“茶文化”“食文化”等说法，还有个“酒文化”，因为在中国文人心里，酒的分量委实沉重，在其中积淀了许多政治的、伦理道德的等等内容。古往今来，因之而得祸者大有人在，当然因而得福的也不乏其人。中国历史上以旷达而闻名的狂士似乎都离不开酒。酒可避世，可借以发泄，可创造许多不与当政者合作的借口。“但恨多谬误，君当恕醉人”(陶渊明《饮酒》句)。然而在传统的封建社会又有谁是真旷达呢?稍有不慎就有断头之虞，喝酒也必须小心翼翼。所以，皮日休一本正经地写了这篇酒箴。箴，规劝也。

　　说他一本正经，因为无论是所谓箴，还是所谓序文，都貌似以圣人之训为法。在序文里，他明明白白地列举了因酒得祸的古人，看来他很清楚“皮子性嗜酒”且“中性不能自节”方“因箴以自符”。多么一本正经的悔过君子。

　　然而透过这表层，我们便可看到皮日休那副愤世疾俗，不满现实的真面目了。

　　他先为自己创造了一个自由自在的“醉士”、“醉民”的形象，实际就是一个不满现实的不合作者的形象。本性既如此，又何必作箴以“自符”呢?原来是“惧为酆舒之僇”，因为“路酆舒有五罪，其一嗜酒，为晋所杀”，看来“耽饮”亦能招致杀身之祸呀!这是又一层。

　　然而，我们须知道，皮日休是写过《鹿门隐书》那样一针见血的战斗檄文的斗士呀，岂是如此明哲保身之辈，其中定另有他意。

　　“将天地至广，不能容醉士、醉民哉?”一句为我们透露了一点消息，如果再想下去，便剩下一腔的愤怒了。皮子心里定在大骂：什么世道，连喝酒都不许。这样文章就含蓄地揭露了现实的黑暗和自己对现实的不满，这大概应是作者的本意，是文章的深层了。

　　如果真是这样，作者的“骂人”水平可谓高妙，隐隐约约写来，不留一丝痕迹，但分明又能感到咄咄的气势和刺人的锋芒。这含蓄的写法，不能不令人叹服。

　　看来酒的分量委实地不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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