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徐渭

　　古人为文章，鲜有代人者。盖能文者非显则隐，显者贵，求之不得，况令其代;隐者高，得之无由，亦安能使之代?渭于文不幸若马耕耳，而处于不显不隐之间，故人得而代之，在渭亦不能避其代。又今制用时义，以故业举得官者，类不为古文词，即有为之者，而其所送赠贺启之礼，乃百倍于古，其势不得不取诸代。而代者必士之微而非隐者也。故于代可以观人，可以考世。

　　——《徐渭集》

　　〔赏析〕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徐渭46岁，历经艰难人生，积郁成狂，在病中杀死妻子，被逮下狱。他自料难免一死，在狱中整理自己的文稿，希图留些痕迹在人间。其中一种，称为“代集”，均是代人写作的文章。《代集》没有单独传世，但这篇序和集中大多数文章仍在后人为他编的文集中保存下来。那些代作的文章，上至他的幕主、东南抗倭军务总督胡宗宪上皇帝的奏章及致京城贵要的信函，下至绍兴某士绅清明扫墓烧给爹妈的祭文，种类繁多，数量庞大。对徐渭来说，这是他糊口养家的手段。

　　在这篇短短的序中，徐渭表现了颇为深刻的历史意识。中国本是崇文的国度，舞文弄墨，不仅是个人的爱好，而且是区别社会不同阶层的文化标志，是一般人踏入上层社会的凭借。所以，“古之能文者非显则隐”。“显”固是指官僚而言，“隐”亦是有资格做官而无意做官的人。他们是不肯代人写文章的(个别的例外现象不具有普遍意义)。徐渭自幼有“神童”之誉，也企图凭借文才振兴家族，求取个人功名，却料不到屡屡败于场屋，终于成了别人的文字工具。他于此觉得辛酸，发出“渭于文不幸若马耕耳”的叹息。马本该驰骋奔飞于原野，如今却垂首负犁，踉跄于田垅，是为不幸。

　　但代作文章成为普遍的现象，却有其社会原因。一是由于科举用“时义”即八股文取士，这种僵死的、模式化的东西未必需要多少才能(据记载，明代有考中进士而不知司马迁为何人的)，而有才能的人又未必曲合规矩，于是造成习“古文词”(指传统诗文)与求仕登官的分离。二是由于文化总是不断地普及，各种社会交往及礼仪场合对文章的需求量也随之增加。做官的人或不善作文，或难以应付，就需要请人代笔。关于第二点，因这是文集的序，尚未说透。实际不仅是文章，书法、绘画等等，在明代都因文化的普及形成一定的需求市场。落魄文人如唐伯虎、徐文长等等，本来用以求仕的文章才能和用以自娱的书画才能，便可以作为商品出卖。这样的人，总是属于士林中寒微而又并非隐逸者。

　　“于代可以观人，可以考世。”确实，这篇小文章点出了一些很重要、引人深思的社会现象，有识见，有情感。牢骚、讥刺都在平静的调子中流出，见出大家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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