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瞻既通守余杭,三年不得代,以辙之在济南也,求为东州守。既得请高密,其地介于淮海之间,风俗朴陋,四方宾客不至。受命之岁,承大旱之余孽,驱除螟蝗,逐捕盗贼,廪恤饥馑,日不遑给,几年而后少安。顾居处隐陋,无以自放,乃因其城上之废台而增葺之,日与其僚览其山川而乐之。以告辙曰:“此将何以名之?”辙曰:“今夫山居者知山,林居者知林,耕者知原,渔者知泽。安于其所而已,其乐不相及也,而台则尽之。天下之士奔走于是非之场,浮沉于荣辱之海,嚣然尽力而忘反,亦莫自知也,而达者哀之。二者非以其超然不累于物故邪?老子曰: ‘虽有荣观,燕处超然。’ 尝试以‘超然’命之,可乎?”因为之赋以告。

　　(《栾城集》)

　　【赏析】作者的长兄苏轼(字子瞻)有一篇《超然台记》,其结末云: “余弟子由 (苏辙字)适在济南,闻而赋之,且名其台曰 ‘超然’ 。以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文简意赅,可移作《超然台赋并序》的注脚。

　　没有兄弟间的深挚情意,苏轼不会为靠近弟的任所济南,而从余抗自请来到“介于淮海之间,风俗朴陋,四方宾客不至”的高密任职。而且,不会有修葺旧台的举动,自然也不会有“此将何以名之” 的征询。

　　没有对长兄苏轼“无所往而不乐”的乐观精神,“善游于物之外”的旷达情怀和“驱除螟蝗,逐捕盗贼,廪恤饥馑”的治政业绩的理解和称许,作者自不会发出“安于其所而已”的议论,不会概括出“超然不累于物”的处世哲学,自然也不会从老子“虽有荣观,燕处超然”的名言中拈出“超然”二字,给修葺一新的废台注入人格精神和勃发生机。

　　唯其“善游于物外”、“超然不累于物”,才能增葺废台以“自放”; 唯其“无往而不乐”,才能“居处隐陋”,“览其山川而乐之”。深情的理解,深挚的同情,于淡淡的叙事中浑然融合,悄然流露。

　　山居者、林居者、耕者、渔者安于所处地位,“其乐不相及”; 天下之士不惧怕在“是非之场”、“荣辱之海”中忍辱受累,忧国忧民,都因为超然处世,不受外物的牵累。《超然台赋》 中有句云: “诚达观之无不可兮,又何有于忧患?”如此安贫乐道、随遇而安、超然于世,那么,登临增葺一新的城台,是能尽得山居、林居、耕者、渔者之乐的。深邃的哲理,高洁的志趣,既是对兄长悃诚的劝勉,也是坦荡胸怀的表露。

　　简洁的叙事,深邃的说理,其间浸透至诚的情愫,不愧是短文妙品。苏轼读《超然台赋》后,欣然接受,并挥笔写下抒情言志的《超然台记》。记与赋互为发明,前后辉映,一时成为文坛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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