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时,有人把我们工作中的某些“左”的错误,说成是受了北山愚公的影响,为了正本清源,还去“考之”《列子》,发现这位一直受人尊敬的老者,原来是一个头脑僵化、靠了“凭空的妄想”而“扭天行事”的人;还说他的热心肠,“只能算是一种目光短浅的小生产者的‘狂热’”,而“智叟的意见却是比较实事求是的”,于是便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建设,北山愚公的那种“精神状态”要不得,而智叟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却是万万少不得的。
看来,要实事求是也实在不容易。因今诛古,殃及寓言的作法,就很难说是实事求是的。何况又是先定死了结论,才去“考之”求证;更何况不顾这寓言的本义,作了无论怎样理解“都是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引申呢?这样“考”出来的结论,也就有些靠不住。
“愚公移山”这则寓言,有它固有的命意,作者设置了一位“傻老头”、一位“精老头”相对立,也是寓有褒贬的。北山愚公的“精神状态”是:敢于面对和正视困难; 坚信自己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脚踏实地坚持不懈地去排除困难,争取胜利。其中决没有什么“狂热”。而智叟的可笑,在于他听天由命,无所作为,回避困难而又自以为聪明通达,反而认为别人的实干是太傻,寓言原来的这种命意和褒贬,是不能由各人的不同的理解来改变的。
晋代的张湛在对这寓言的注中说: “俗谓之愚者,未必非智也。” “俗谓之智者,未必非愚也。”又说: “北山之愚与嫠妻之孤,足以哂河曲之智,嗤一世之惑。悠悠之徒,可不察欤?”鲁迅作《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对“聪明人”和“傻子”,取了同样的态度。后来他又说: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这中国的脊梁中,就有着众多 的愚公。在中国社会发展的长河中,正是由世世代代的愚公们肩负着重担,开掘着前进的道路的。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同志在闭幕辞里,引用了这则寓言故事,目的是要大家发扬“愚公移山” 的精神,相信中国是人民的,而不是反动派的,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建立起一个“革命一定要胜利”的信心,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同时又形象地说明,全国的广大人民群众是我们共产党的 “上帝” ,中国共产党早就下定了挖掉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这两座大山的决心,只要我们象愚公那样坚持不断地工作,就一定会感动我们的 “上帝” ,起来和我们一道挖掉这两座大山。毛泽东同志阐发过的 “愚公移山”精神已经升华为共产主义者的革命奋斗精神了,其巨大力量,早在新中国建立以前,就被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证实过了。而今还在不断地被证实着。
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确发生过用 “愚公移山” 来鼓励“狂热” 的事,使我们吃了很大苦头。但那毛病并不在于 “愚公移山” 的本身,而是在于: 一,指导路线有些“左” 了; 二,“上帝”转成了 “愚公”,而“愚公”却变成了 “上帝”。这实际上也是对“愚公移山”精神的毁坏。要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就要改正这两个毛病,不能把“愚公移山”精神理解为 “小生产者的狂热” ,也不能把无所作为、回避困难的态度理解为实事求是。狂热者确曾把两者混同起来,而我们应该是实事求是地把两者区分开来,还“愚公移山精神” 的本来面貌,而不能在清除“狂热”时,也把它们混同一起,连“愚公移山”精神也清除掉。
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上,确还有 “问题成山”,“困难成山”。要挖,就需要进一步发扬“愚公移山”精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已经有了正确的指导路线,现在的问题是,要象毛泽东同志在《愚公移山》中说的那样,首先要使先锋队觉悟起来,从而用我们的行动去感动我们的“上帝”——人民群众,使他们甘心情愿地同我们一道进行同心同德的奋斗,去争取胜利。当前国民经济调整中遇到的障碍,不就是横亘在我们面前的大山吗?只有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才能把它“挖掉”,回而避之,或者“绕开走”,恐怕都是行不通的。
(1980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
赏析 改革开放,促使我们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实行观念的更新;观念的更新,又反过来推动着改革开放。近十年来我国思想战线十分活跃,有的作者对一些人们熟悉的成语、谚语、寓言故事以及过去通行多年的革命口号,勇于提出针锋相对的看法。这种“反其道而言之”的文章,其中有的言之成理,言之有据,便很快为广大读者所接受;有的言之乏据,道理不足,不仅不为人们所接受,还可能引出一些商榷争鸣的文章来。
这篇杂文就是被“引出来”的争鸣文章。前几年,在批“左”的错误的时候,有人认为“北山愚公”的精神要不得,“智叟”的态度则是“实事求是”的,倒应该发扬。作者针对这种否定寓言《愚公移山》原来的命意的说法,及时地写出了这篇驳论文章。由于作者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从寓言的原意到这个寓言题目转化为革命口号之后产生的好与坏的影响,都能如实地加以释析、论证,很有说服力。
驳论式杂文,颇为难写。在驳斥对方时,目的在于将对方的论点驳倒。然而在行文时,可以着重或驳其论点,或驳其论据,或驳其论证的方法,写法多样,文无定式。此文在驳论时着重在于驳斥对方的论据。具体说来就是对寓言中的“愚公”和“智叟”这两个人物如何认识,怎么评价?这个问题澄清了,“愚公移山”的精神还要不要发扬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作者在驳论中,紧扣寓言中两个人物对待困难的“精神状态”,援引晋人张湛、近人鲁迅对“愚”与“智”的论述,阐释毛泽东引用这则寓言时所赋予的革命精神,凡此种种,旁征博引,选材精当,议论得体,驳斥有力。作者并无就此作结,而是笔锋一转,对过去有人借用这个寓言来鼓动“狂热”的做法,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而后又理直气壮地提出“还 ‘愚公移山’ 精神的本来面貌”。文章最后一段再从正面强调,在改革开放的今天,继续发扬“愚公移山”精神的必要性,归结全文,照应论题,文字简约,恰到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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