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说话写文章,语句简单,而意义辛辣,往往比长篇大文还来得厉害,世称“春秋之笔”。

　　广东新会县的厓山,在大海中,本是南宋灭亡前的一个最后据点。1279年,幼帝赵昺被元将张弘范逼到无路可走,结局是投海。张弘范为异族卖力,立下平宋的大功,为了关心身后之名,就在厓山立座石碑,题曰: “张弘范灭宋于此”。谁知到了明朝,新会县有个理学家陈献章,却叫石匠在碑首添刻一个“宋” 字,那就变为 “宋张弘范灭宋于此”。这个“宋” 字添得真好,无异于向后来的游客表示:张弘范不是好人,而是汉奸。陈献章此外还有两句诗: “奇勋伟烈张弘范,不是胡儿是汉奸。”这诗固然也好,可是并不能比这改镌的八字碑更好。因为那是诗人之笔,这是春秋之笔。

　　在北宋快结束时,民间也有过比得上《春秋》的妙语。那时候,金人入寇,汴京被围,宋帝赵桓仓皇下诏“求直言”。其实,这已经不止一次了。事急了,就下求言之诏;兵退了,又暗中压抑百姓,不让他们真能尽言。当时有十二个字概括这个矛盾事实,那就是“城门闭,言路开; 城门开,言路闭”。这十二个字的好处,固然在用于“开、闭” 两个字做为整个的纽带用,既巧妙,又稳成;更在于讽刺之意毫不露骨,而读者却能十分明白。正如《春秋》僖公十九年,孔子把秦灭梁的这件事写作“梁亡”二字,不言而喻,梁国是自取灭亡的,是活该亡的,此其所以为“春秋之笔”。周亮功《书影》载一个人对坏文章的评语:“他人说得少,愈多;你说得多,愈少了。” “说得少”却能“愈多”,只有春秋之笔才能是这样。

　　当北洋军阀混战时期,某一部队初驻某地,往往用三句话夸张他的兵士有纪律:一是不抓伕,二是不要钱,三是不住民房。驻得久了,老百姓觉得这些话跟事实全不符合,就在每句话之下各添二字,那就是“不抓伕——嫌老”; “不要钱——嫌少”; “不住民房——嫌小”。请看,这新加的六个字,简直抵得上六颗炸弹,因为有三个“嫌”字直刺着军阀的心窝,也揭去了他们伪善的面幕。人民的语言竟有这么大的表现力啊!

　　故事中有个太守,自命清官,冬旱了,他上庙烧香,为民求雪。可是求来求去,连雪片的影子也没有。一日,有客求见,说他会做十七字诗,太守就请他做一首看,果然立刻做成。诗曰: “太守去求雪,万民都欢悦,昨夜推窗看,见月。”前三句语意平静,并且略带歌颂,太守是不会动情绪的,直到“见月”二字,才使这位“清官”感到这一针刺得忒尖锐,然而从表面看,它不过是“见月”两字而已,春秋之笔,往往是这样。

　　(1980年安徽人民出版社版《秋怀室杂文》)

　　赏析 张煦侯同志是一位学有造诣的语言文字学家,根据自己的特长,他的杂文都是谈论语言文字方面问题的,这使他的杂文自成一格,有与众不同的特点。

　　文章一开头就点出本文的题旨: “语句简单,而意义辛辣”的文笔——“春秋之笔”,在写作上有很大作用,“往往比长篇大文还来得厉害”。这种写法开门见山,清楚明白,让读者一看开头就懂得文章要谈的内容,这与一般杂文从典故逸事入手的写法不同,各有其长处。

　　在解释清楚“春秋之笔”的意思之后,紧接着,作者连续选用六个事例来形象地、有力地说明“春秋之笔”的作用。这六个事例写来有详有略,生动有趣,因而读来并不令人烦腻。北洋军阀混战时期,老百姓给军阀驻军的所谓“三条纪律”下各添上的两个字,就深刻地揭去了这些军阀的伪善面孔,“这新加的六个字,简直抵得上六颗炸弹”,可见,人民语言的丰富的表现力和作用。这绝不是什么文字游戏,而是人民群众使用语言的聪明才智。文字贵乎精,而不在乎多。这篇文章选用的事例典型而精当,因而,不需要什么议论和说理,读者就可以从中悟出不少事理了。

　　春秋者,史也。一个人的历史或一朝一代的历史,人民自有公断,时间自会公断。张煦侯在文中虽谈文字,实谈政治。作者以丰富的史学知识和深厚的古典文学素养来撰写杂文,就使他的杂文善于取譬举证,事例感人。从历史典故,到文坛逸事,他“随手拈来,涉笔成趣”,写得十分自然畅达。我们不妨把作者的文笔也称之为“春秋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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