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洒情泪为伊人
明代作家顾大典又在杂剧《青衫泪》的基础上写出了传奇《青衫记》(有《六十种曲》本,中华书局版),仍是演白乐天与裴兴奴的爱情故事,不出才子佳人的路数。白“丰标俊雅,才调风流,乃当今才子”;裴兴奴“姿容独步,才技无双”,所以一个“我爱你风情月调”,一个“我爱你歌唇舞腰”。与《青衫泪》一样,二人姻缘中虽有分离的波折,可是有情人终成眷属。明吕天成《曲品》评此剧为“元、白好题目,点缀大概亦了了”。顾作与马作的主要不同处一是关目安排,一是人物设计。《青衫记》内容较复杂,在裴、白爱情故事中穿插了元、白应试对策、河朔兵变、兴奴避乱、白抗疏忤旨等等,它所描写的社会内容更为广阔,开篇通过白乐天、元稹之口,道出了中唐社会统治阶级内部的深刻矛盾,内则无直臣,言路不开,“满朝钳口,百僚结舌”;外则藩镇割据,拥兵作乱,“虎臣矫矫,化为蛇蝎”;此外还有朝官与宦官的矛盾。剧本在这一背景中展开情节,白乐天的宦海浮沉,以及与裴兴奴的悲欢离合,都与这一背景密切相关。在策试中他主张“皇威当振,讲武修它,二者皆明训,推毂还须任虎臣”,因对策称旨,被赐进士及第,授左拾遗兼中书舍人。于是乘兴郊游,得遇妓者裴兴奴;两情谐合。河朔兵变后,白抗疏言兵,并请罢宦官监军,结果忏旨,被贬为江州司马。去江州前,他赶往城郊与兴奴话别,不料兴奴已为避乱兵而匆忙他去,因此二人失却联系。作者让人物活动在社会剧烈变动的大舞台上,置身于政治漩涡中,这是该剧上半部的一个重要特点。但头绪过多,不够紧凑,是其缺点。《青衫泪》写白乐天遭贬是因为做诗文误了政事,那显然是肤浅的,该剧也没有反映中唐社会的诸多矛盾,戏剧冲突主要表现在爱情纠葛上,《青衫记》也描写了这种纠葛。如何解决白、裴与刘一郎之间的矛盾呢?《青衫泪》却比《青衫记》处理得好,前者以裴、白私奔来完成团圆,后者却以刘一郎酒醉掉入江中淹死来消除破镜重圆的障碍,这种处理方式既太偶然,又削弱了兴奴敢与命运抗争的精神。在关系人物命运的转折关头,如何构思戏剧冲突,往往能看出作者技巧及思想的高低。在两个剧本中,兴奴之嫁给刘一郎同是出于被迫,但在《青衫泪》中是因为被骗,以为白乐天已死,希望破灭而迫不得已;在《青衫记》中则仅仅是因为母亲强逼,这种处理方式是简单的,直线式的,缺乏戏剧性,裴兴奴显得太容易屈服,请看《茶客娶兴》出中的〔山坡羊〕:
急煎煎雨僝云僽,怨寥寥粉 消红瘦,虚飘飘如家浪浮鸥,眼巴巴盼不到的文鸳耦。泪暗流,孤身不自由,红颜薄命,薄命从来有,谁似今朝落人机彀。含羞,又抱琵琶过别舟;难留,又是冤家不聚头。
这段曲文是兴奴随茶客走前所唱。她只知自叹自怨,把眼前发生的一切归之于“命”,远不如《青衫泪》第二折所写。当然这不同的处理方式,也与时代思想和作者的认识有关,一般说元代礼教观念有所削弱和淡化,可以公然由戏中的皇帝口中说出“便私奔这也何妨”(《青衫泪》),裴兴奴也可将娘亲作为老虔婆而大骂特骂。而照传奇颇重宣传忠孝节义,道学气浓,顾大典就写了传奇《风教编》,吕天成《曲品》说它“趣味不长,然取其范世也。”显然是为宣扬封建伦理道德而作。而私奔、违逆母命之类不合封建教条,于是顾大典把《青衫泪》中兴奴诅咒亲娘的话几乎全不采用,她成了一个孝顺的女儿,听从母亲的意愿嫁给刘一郎,同时又写她一直拒绝与刘同床,以保持她贞节,都显得勉强。又改刘一郎为落水死去,以避免私奔,这些正是作者封建道德观念的反映。
《青衫记》以青衫作为贯串全剧的线索,剧情依质衫——赎衫——还衫——寄衫——湿衫这一线索发展,虽有牵强之处,但脉络清晰。剧中兵变是造成白、裴分离的关键。关于兵变的情节,有第九出《河朔兵变》、第十二出《河朔交兵》,此外,第十三出《赎衫避兵》虚写兵变,第二十四出《娶兴人至》中,裴母说“如今干戈宁静,即日回到长安去了”,一句话便将兵变结果交代过去,既照应了前面,又不使情节再生枝蔓。最后写白乐天蒙召回京,仍是以皆大欢喜作结。
《青衫记》人物众多,但其中没有《青衫泪》中出现的贾岛和孟浩然。孟是盛唐人,白、贾是中唐人。王骥德《曲律.杂论》指出,元曲家对待历史事件和人物有点随心所欲,信于拈来,而不问年代先后。所以孟浩然可以与他死后才出生的人成为好友。照戏剧家则不同,对待历史要比元曲家认真(当然不排斥虚构),所以顾大典要删去孟、贾,增加刘禹锡,又加强了元稹的戏,历史上元、白、刘三人便是好友。戏中还增加了小蛮和樊素这两个人物,她们本就是白居易的姬妾,唐孟《本事诗.事感》说:“白尚书姬人樊素善歌,小蛮善舞。尝为诗曰: ‘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剧中的樊、蛮很富同情心,热情收留了逃难而来的裴兴奴,得知裴是白的情人后,把裴当作一家人看待,还想带她一道去江州,因裴母坚决反对才作罢。后又将裴的遭遇告诉白,并拿出首饰作赎金,催白接裴,一片善良心肠。作者塑造的小蛮、樊素,表现了古代妇女的某些美德,但最后一出套用《三妇艳》的形式,描绘一夫多妻的和乐融融与《青衫泪》相此,却是一个倒退。男主角白乐天是作者大力歌颂的人物,他关心国事,第二出(高阳台〕中的“藩镇纵横,朝纲解纽,正澄清揽辔时节”,鲜明地表明了他反对藩镇割据的态度。他忠君,在当时这种思想含有维护中央集权,维护国家统一的意义;他忠于职守,身为谏官,看到“朝延多故”,“深州窘卒谁安定,下博饥民势若倾”,就希望“早宜区处,拯济生灵”。为此他不顾个人安危,犯颜直谏,“向丹阙抒忠耿”。这时的白乐天是一个性格耿直,充满生气的形象。被贬之后,他在江州过着自由自在的悠闲生活,永日陶醉在湖光山色之中。他只是因为无亲人而感到寂寞,于是先遣人接来小蛮、樊素,后又派人迎娶兴奴,听琵琶、诉别情而泪雨滂沱,青衫尽湿。总之、在后半部剧中,白乐天当年的朝气几乎荡然无存。最为奇特的是,刘一郎淹死后,刘禹锡、元稹要兴奴随白回衙,白竟说:“兴奴已作商人妇,恐怕使不得。”经刘、元开脱才解除顾虑。后半部的白乐天未免太气短了些。由于作者对白乐天的江州生活作了恬然自安的描写,所以剧中最后虽有“天涯沦落不胜情”的话,但天涯沦落之恨却也大大削弱了。
又是天涯沧落情
因为《青衫泪》和《青衫记》(以下简称两《青衫》)对《琵琶行》的主题改变过大,从而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清人江春说:“旧人撰有《青衫记》院本,命意遣词,俱伤雅道。”(《四弦秋序》)于是他的朋友蒋士铨(1725—1785)据《琵琶行》撰《四弦秋》(有《藏园九种曲》本)杂剧,“用洗前陋”。梁廷楠也说:《四弦秋》因《青衫记》之陋,特创新编。”(《曲话》卷三)。蒋士铨不仅是清代有名的戏剧家,而且是名诗人、史学家,清杨恩寿在《词馀丛话》中称蒋的《藏园九种曲》、“具史官才、学、识之长”。因为是史家,所以他写剧本极重史实,改编则忠于原著。《四弦秋自序》即表现了这种态度,他说:“乃剪划诗中本义,分篇列目,更杂引《唐书》元和九年、十年时政,及《香山年谱自序》,排组成章。
《西弦秋》分《茶别》、《改官》、《秋梦》、《送客》四折,写长安名妓花退江因年老色衰嫁给浔阳茶商吴名世(谐无名氏之音),吴重利贪财,经常外出贩茶,将花退红一人留在江州,与孤舟、琵琶为伴。赞善大夫白居易因作诗指责时弊,触怒了权贵,执政借口他在宰相武元衡被刺事件中先谏官上疏,将他贬为江州司马。一天晚上,白在浔阳江头送客,听到琵琶声,请演奏者花退红过船相见,听了她的湛演奏和不幸身世的诉说,引起白居易“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深沉感慨,因而沮湿青衫。第二天他根据此事写作《琵琶行》。
由《琵琶行》到两《青衫》,到《四弦秋》,经历了“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两《青衫》改变了《琵琶行》的主旨,《四弦秋》又改变了两《青衫》的主旨,重新奏出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的主题。剧中的花退红已是半老佳人,嫁给茶商吴名世后,不可避免地产生冲突,花重情,希望夫妻恩爱,厮守过活;吴重利,是个“多财婿,寡情爷”,他搁不下“铜山金穴”,虽经花退红一再婉劝,但当另一茶客乌子虚一来相邀,便说“买卖事大,顾你不得”,拨腿而去,一去便音信杳然。嫁了这么一个不知感情为何物的“莽汉”,她深感孤独、惆怅,在影单形孓的飘零生涯中,不由回忆起京都生活。在第三折中作者别开生面,采取插叙的手法,用梦幻的形式来追述昔日的繁华,与现实对比,形成极强的反差,更见今日的凄苦。入梦前她唱了一曲〔小桃红〕:
曾记得“一江春水向东流”, 忽忽的伤春也。我去来江边,怎比他“闺中少妇不知愁”。才眼底,又心头,捱不过夜潮生,暮帆收雁声来趁着虫声逗也。靠牙樯数遍更筹,难道是我教他、教他去觅封侯?
曲文写得情景交融,滔滔江水,夜潮暮帆,雁声更声,无不含情,她的忧愁就如不尽的江水,又如夜潮之汹涌澎湃,那凄凉的雁声虫声正与她的心声相应,已是夜阑人静,只有更声陪伴着这位不眠之人。作者借用古人诗词,绘出诗情画意,正用反用,点化无迹。
再请看入梦后唱的〔黑麻令〕:
抛撇下青楼翠楼,便飘零江 州处州,诉不尽新愁旧愁。做了个半老佳人,厮守定芦洲荻洲。浑不是花柔柳柔,结果在鱼舟钓舟。剩当时一面琵琶,断送了红妆白头。
这真是伤心人语!作者巧妙地用前后句景语作今昔对比,表现花退红对其一生不幸的倾诉,对晚景的悲凉感叹。曲中叠字双声,繁音促节”进一步加强了表现力,从中看出作者作为诗人的才华。花退红虽然感情生活是那么不如意,可是她仍然一心系在吴名世身上,梦醒后便想到“不知他那几担新茶可曾卖去否”,这实是盼望丈夫赶快能把新茶卖完,早日返家,这也是花氏对夫妻团聚生活的盼望。但这种盼望竟成了一种奢望,第四出自诉身世后,她痛苦地唱道:
〔北沽美酒带太平令〕……他一 去浮梁不见来,守空船难耐,欢娱梦,好伤怀。把四弦收,一声裂帛。曲终时,低鬟重拜,料西舫东船不解,只一片江心月白。
前人说此曲妙处如“弹丸脱手,神妙独到,斯为化工。”作者熔铸《琵琶行》的诗句入曲,恰到好处地写出她孤舟独守的寂寞、悲苦心境。作者为商人妇取名花退红就有概括她一生由盛而衰的寓意,并突出她现实处境的悲哀。
蒋士铨《四弦秋》中还依据史实揭示了白居易被贬的远因近因,远因是“论事殿中,天子变色”,此外,作讽喻诗又得罪了权贵,一旦有事,他们便乘机参劾;近因是越职言事。而这些正表现了白居易的忠鲠,为国为民的赤诚。即使被贬江州之后,他仍关心国事,他分析时局,关心朝政,正所谓是“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吧,这也是与两《青衫》不同之处。作者还着重描写了白居易被贬的抑郁心绪,当花退江的琵琶与自诉,引起了他强烈的天涯沦落之感时,他唱道:
瘦婵娟,啼痕暗揩,钝男儿, 泪珠似筛,同一样天涯愁惫。流落恨,怎丢开;迁谪恨,上心来。(〔南园林好〕)
同样的“天涯愁惫”使花、白二人都泪落涟涟,将花之流落恨与白之迁谪恨连绾一起,极写白居易心情的沉痛,也突出了原诗“同是天涯沦落人”的主题。
〔尾声〕则进一步推而广之:
看江山不改人相代,叹儿女 收场一样哀。(明日下官将一事谱作《琵琶行》一首,使他日播于乐府,教那普天下)不得意的人儿泪同洒。
《琵琶行》中的盛衰之感,沦落之恨,只限于琵琶女与作者二人而已,充其量不过还有送客时的座中之人,而蒋士铨却扩大到“普天下不得意的人儿”,这自然包括不得意的作者自己。他在《琵琶亭别唐蜗寄使君》诗中说:“青衫我亦多情者,不向东流落泪痕。”不落乃是想强忍泪水,人到伤心处,恐怕想忍也忍不住。蒋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中进士,入仕途,二十九年(1764)辞官南归,三十七年(1772)作《四弦秋》,正是他不得意的时候,因而借剧中人物之口而发感慨。在《改官》出中,白居易的好友给事中薛存诚说,朝中权贵排斥白居易不遗余力,“方今有道之士尚且如此,难怪六朝扰扰时,贤人把臂入林也。”就在这一出中又有“才高官不利,贬谪去讧州”的话,看来这不只是写古事也关到现实。《茶别》中茶商不顾花退红而去后,艄婆劝花说:“娘子,不但夫妻,大凡世上的交际都是如此,再不要去白殷勤,假亲热。”这恐拍也是作者的感慨之言。所以张景宗序《四弦秋》说:“借酒浇重重块垒,君其然乎!”不过作者能将自己的感慨有机地溶化在剧情之中,不使剧中人物仅仅成为自己思想的传声筒。
剧中有两条线索,花退红嫁作商人妇和白居易被贬。这两条线索交替发展。各不相干,最后在浔阳江头重合。作者有意将二人遭遇一幕一幕地展现在观众面前,让观众看出他们身分以及具体遭遇虽有不同,但盛衰变化,不幸命运又多么相似,从而水到渠成地引出“同是天涯沦落人”的主题。就像《琵琶行》一样,花、白二人萍水相逢,他们之间的关系没有超出相互同情的范围,与两《青衫》大异其趣,却对原诗的主题更予突出。前人称赏《四弦秋》,一方面是因为它的文词优美,另一方面则是由“沦落”不得意而引起了共鸣。作者的朋友江春说的“殆人人如司马春衫矣”,就道出了个中原因。所以《四弦秋》在流传中惟有《送客》出“传唱更”(杨恩寿《词馀丛话》)。但江春所说“太傅之诗与太史之词,皆千秋绝调,合而为一,其尤足以感人也。”则称誉过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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