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鸳鸯灯》的故事,是作为宋元话本《张舜美元宵得丽女》(即《彩鸾灯记》)的入话出现的。《鸳鸯灯传》和《彩鸾灯记》是情节类似的两则爱情故事,它们的共同之处,都是女子在上元以车前悬彩灯为约会暗号,寻求爱情;不同的是,后者实际上是一个负心的故事。

　　《鸳鸯灯》,南戏剧目称《张资鸳鸯灯》(《南词叙录》作《张孜鸳鸯灯》),剧名载入《永乐大典》,惜已失传。在《蕙亩拾英集》中名为《鸳鸯灯传》。

　　《鸳鸯灯传》的故事原文称:

　　天圣二年元夕,有贵家出游,停车慈孝寺侧。顷而有一美妇人降车登殿,抽怀袖间,取红绡帕裹一香囊,持于香上,默祝久之。出门登车,掷之于地。时有张生者,美丈夫,贵公子也,因游,偶得之。持归玩,见红绡帕上有细字书三章,其一曰:“囊香著郎衣,轻绡著郎手。此意不及绡,共郎永长久。”其二曰:“囊里真香谁见窃,丝纹滴血染成红。殷勤遣下轻绡意,好付才郎怀袖中。”其三曰:“金珠富贵吾家事,常渴佳期乃寂寥。偶用至诚求雅合,良媒未必胜红绡。”又章后细书云:“有情者得此物,如不相忘,愿与妾面,请来年上元夜,于相蓝后门相待,车前有鸳鸯灯者是也。”生叹咏之久,作诗继之,其一曰:“香来著吾怀,光想纤纤手。果遇赠香人,经年何恨久。”其二曰:“浓麝应同琼体腻,轻绡料比杏腮红。虽然未近来春约,也胜襄王魂梦中。”其三曰:“自得佳人遗赠物,书窗终日独无寥。未能得会真仙面,时赏囊香与绛绡。”翌岁元宵,生如所约,认鸳鸯灯,果得之。因获遇乾明寺。妇人乃贵人李公偏室,故皆不详载其名也。此文载于《岁时广记》卷十二“上元类”“约宠姬”条。

　　《玉芝堂谈荟》卷六,引文与前者略异,称:

　　京师宦子张生,因元宵游乾明寺,拾得红绡帕,裹一香囊,有细书绝句三首云(略)。诗尾书曰:“有情者若得此,欲与妾一面,请来年灯节,于相蓝后门,车前有双鸳鸯灯者是也。”生叹赏久之。如期往候,果见雕轮绣毂,挂鸳鸯灯一盏。乃诵诗于车后。氏遂令尼约生。次日,与之欢合。生问之,女口占一诗云:“门前画戟寻常设,堂上犀簪取次看。最是恼人情绪处,凤凰楼上月华寒。”吟毕,告曰:“妾乃节度使李公侍妾。李公老迈,误妾芳年。”遂与侍婢彩云,随生逃隐姑苏偕老焉。

　　较之《岁时广记》所载,故事有所发展。

　　《鸳鸯灯》在话本《熊龙峰刊小说四种》中的《张生彩鸾灯传》和《古今小说》卷二十三《张舜美灯宵(一作“元宵”)得丽女》中作为“入话”出现时,则极尽话本体裁敷衍铺排之能事,由说话人把故事大加发挥渲染。

　　入话讲的是,东京汴梁,宋天子徽宗放灯买市。有一“贵官公子”,姓张名生,年方十八,未娶妻室,生得十分聪俊。所遇之香车, “呵卫甚众”。车中女子启帘窥生,令侍女名金花者通达情款。生会意,伺于旧处。俄有青盖旧车迤逦而来,更无人从。车前挂双鸳鸯灯,车中乃一尼耳。至乾明寺,始与车中女相见。生取香囊红绡,付女视之。女笑称“天赐姻缘”。生与女就枕尽欢。女自言为霍员外第八房妾。员外老病,经年不一入房。生与女恨不能做长久夫妻,愿共生死。二人正拟一同悬梁自尽。老尼止之,出谋划策,使二人变更姓名,远涉江湖,至苏州平江创第而居,谐老百年。

　　“正话” 《彩鸾灯》,明代晁氏《宝文堂书目》名为《彩鸾灯记》;在《熊龙峰刊小说四种》为《张生彩鸾灯传》;在《古今小说》(即《喻世明言》初版本)为《张舜美元宵得丽女》;在《醉翁谈录》为《红绡密约张生负李氏娘》。

　　这是一个宋人话本,有评论称:“文极可观,在苏长公《章台柳传》之上。”(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卷二)其中保存了不少口语。且在故事说毕,收呵道:“话本说彻,权作散场。”观其口吻风格,确是南宋瓦子勾栏中说话用的古话本。

　　故事称:越州书生张舜美,年方弱冠,是个“轻俊标致的秀士,风流未遇的才人。”偶因乡荐到杭州,未能中选,淹留半年。时逢上元佳节。舜美前往观灯。口占〔如梦令〕一支:“明月娟娟筛柳,春色溶溶如酒。今夕试华灯,约伴六桥闲走。回首回首,楼上玉人知否?”

　　忽见灯影中有一丫环,肩上斜挑一盏彩鸾灯,后面一美女冉冉而来。二人一见钟情。舜美跟了一程,失去女子不落,闷闷而回。次日又到原处徘徊,等了一时未见,又赋〔如梦令〕一词:“燕赏良宵无寐,笑倚东风残醉。未审那人儿,今夜玩游何地?留意留意,凡度欲归又滞。”正要返回,忽见小环挑彩鸾灯伴美女而来,二人相遇后,女子入广福庙拈香。舜美随入,女子一笑,袖中遗下一个同心方胜儿。舜美忙拾起拆着,乃是一幅花笺,也有一支〔如梦令〕在上:“邂逅相逢如故,引起春心追慕。高挂彩鸾灯,正是儿家庭户。那步那步,千万来宵垂顾。”词后复书:“妾之敝居十官子巷中,明日父母兄嫂赶江干舅家灯会,十七日方归。止妾与侍儿小英在家,敢邀仙郎惠然枉驾,少慰鄙怀。妾当焚香扫门迎候翘望。妾素香拜柬。”

　　舜美一见,喜出望外。次日赴约,不敢造次而入,又成〔如梦令〕一阕:“漏滴铜龙声拆,风送金猊香别。一见彩鸾灯,顿使狂心烦热。应说应说,昨夜相逢时节。”素香闻歌而出,迎入舜美,对舜美说:“我因爱子胸中锦绣,非图你囊里金珠。”二人相得甚欢,恨相见之晚。遂设计逃往舜美在镇江之远亲处。

　　是夜,刘素香收拾一金珠,装扮成男儿,与舜美携手而行。二鼓后,行至此关门下,被人一拥,各不相顾。失散后,素香脱下一支绣花鞋在地,以防家人追赶。却不防张舜美反复寻找,见到绣鞋,闻说十官巷刘家女子被拐后投水而死,大惊,又加悲痛,回店卧病不起。

　　刘素香以为舜美必至镇江,遂赁舟寻至。访不出舜美亲族,至晚流落江亭,失声而哭。一女尼也渡江至此,询问原由,遂携素香回大悲庵,收为徒弟,带发修行。素香日夜礼拜观音大士,哀求与舜美再会。

　　张舜美病愈后,又逢上元,复去十官子巷,物是人非,怅然而回,自是发誓终身不娶。后逢大比之年,舜美得中解元,上京应试,舟次镇江江口,忽遇大风,停泊不行。舜美沿江闲走,见大悲庵,遂信步入内。庵主得知,迎至中堂供茶。

　　刘素香在大悲庵已经三载,一夜忽梦白衣大士前来告知:“尔夫明日来也。”次日闻有客来,从窗楞中望见舜美,悲喜交集,遂将始末告知师父。师尼出问:“相公莫非越州张秀才乎?”舜美惊异称是。又问“曾娶妻否?”舜美闻言泪下,实告称:“曾有妻刘氏素香,因三载前观灯失去,未知存亡下落,终身誓不再娶也。”素香闻言急出见,抢头恸哭多时。二人拜谢了师尼,焚香拜谢大士,更衣相别。舜美至京中了进士,除授福建莆田县尹。还乡时路径镇江,赠金师尼。尔后携妻上任去了。《张舜美元宵得丽女》的故事到此结束了。

　　但《醉翁谈录》壬集卷之一《红绡密约张生负李氏娘》的故事情节则仍未结束,还有发展。它的故事前半部与《鸳鸯灯》略同;但当张资和李氏女到苏州定居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故事的后半部说他们“日夕宴饮,结集豪侠,专务赌博。”才经三载,家道零替,生计萧然,渐至困窭。“厨绝疱爨,身衣百结。”婢女彩云亦转雇他人。

　　一日,生谓李氏,欲到秀州去寻做官之父母,再迎李氏归去。李氏道:“我恐子归而绝我。”张资称:“你与我异体同心,况情义绵密,忍可相负?稍乖诚信,天地不容!但约半月,必得再回。”李氏密剪青丝一缕,货于市,得衣数件与生。涕泣告别道:“事济与不济,早垂见报,稍失期信,求我于枯鱼之肆。”

　　张资到秀州,居于行首梁越英之店。越英见张隽秀,颇有爱恋之意。次日,张资偶遇旧苍头,言说主人甚怒,恐不许入门。生烦请通信息于老母。苍头带来少许银两,嘱勿归家,因父正盛怒。生归店中,不胜悲怨,大哭。越英闻知,令召生至,问哭何事?生告知。越英道:“何自苦若此。妾有妆奁,不啻数万贯,愿充为下妾。异日功名成就,任选嘉姻,但愿以侍妾见待足矣。”张资自思:“李氏虽有厚恩,我往见,共受饥饿,死亡可待。不若辜负李氏为便。况越英容貌聪慧,差胜李氏。”于是谓越英:“寒士荷不见弃,当愿结发偕老,何以婢妾自谦。”于是越英解真珠红抹肚为定。诣府陈状从良,备六礼而成亲。日夕宴乐,情爱至好。

　　李氏穷困尤甚,探知生父秀州张大夫已于某时去任,担心生存亡未卜,拟与彩云赴秀州寻夫,“丐于道路,虽死不悔。”于是税舟上路。至秀州,有人告知,曾有一贫士寻亲不认,仓惶而去。李氏大哭。忽至一巷,睹一宅甚壮丽,厅前歌舞,厅上宴全。于帘下见一女子,对坐一郎君,言笑甚欢。熟视之,张资也。李氏突至阶下,越英惊问。指生曰:“此我夫也。”遂骂张生:“辜恩负义,停妻娶妻。既为士人,岂不识法?”越英亦责生:“君既有妻,复求奴姻,是实负心之过。”于是共以彩云为证,告于包公待制之厅,各各供状,果是张资负心。责娶李氏为正室,越英为偏室。此时张资已是解元。故事这才完结。

　　编纂《岁时广记》的宋代陈元靓评这则故事称:“事意可取。第缀缉繁冗,出于闾阎,读之使人绝倒者。”我们认为,无论这些故事细节有多少不同之处,都被《岁时广记》归入“上元类”之“约宠姬”条中。故事而可以归类,可见这种故事也是一种套子。其细节有异者,乃是说话人即兴随意发挥的关系,未可深究。

　　这类故事总的来说,大都以女主人公为主导,一般都是香车悬彩灯,上元夜观灯,车中女子丢下信物,被书生拾去,复以彩灯为记约会见面,经历若干曲折,终成眷属。车中女子多是贵官婢妾,还可以归入“艳遇类”。

　　在宋元话本的爱情故事中,说话人大多对女主人公赋予更多的同情和赞美。在说话人的口中,大多数的女子都是大胆追求婚姻自主,主动争取得到爱情。她们敢于坦率地表示爱,不避嫌地谋划出路,不达目的不罢休。这些女子历经艰难困苦,忠贞不渝;遇到强暴力量,坚贞不屈。而话本中的男人在爱情上往往是被动的,遇事没有主张;知难而退,容易动摇;见异思迁,直至负心遭谴责。这其间的道理,当然并非如贾宝玉所云:天下灵秀之气独钟于女子,男人都是须眉蠢物.而是女性的社会地位使然。话本故事中的大多数女主人公都是下层社会的女性,她们或为人婢妾,或沦入青楼。当她们钟情于一个男子时,往往把全部希望寄托于他,不惶他顾,且后退无路。而男人的社会地位,包括经济地位,尽管可能一时窘困,仍是作为女人的主宰者出现。他们也会对于一个出色的或者是有恩于自己的女子钟情甚至痴情,但爱情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一切。

　　无论是《鸳鸯灯传》中在大悲庵出家三年等待团聚的女子,或者是《彩鸾灯记》中剪发送夫又千里寻夫的女子,她们对于理想婚姻的大胆追求,对所爱的人的始终如一的品格,都是十分可贵的。而这种始终如一,并非宋明理学的三从四德和贞操观念,而是市民阶层的道义上的不相背弃。这正是作为市民文学的话本的精华所在。其所以如此,是由于说话人本是下层社会的艺人,他们的生活依据,是市民阶层的所见所闻;他们的是非标准,也来自市民阶层的是非观念。也正因如此,才产生了宋元话本这一时代精华的文学体裁。这些故事之所以能够流传久远,其价值也正在于此。

　　至于男子负心的故事,则是宋代科举制度的产物。宋代的科举制度大不同于唐代,平民皆可投考,一旦得中,直接派官,且是正职。这就使得大量的寒士们得以一朝交泰,而其中厌却糟糠另攀高门贵户的负心者便大有人在。于是在戏曲、小说等文学作品中也就敏锐地反映了这一时弊。在宋元南戏中,先有《赵贞女蔡二郎》、《王魁负桂英》、《张协状元》出现,继其后更有《江天暮雪》、《潇湘夜雨》等大量这类作品问世。话本《张生负李氏娘》是同时代的产物,它的故事背景,当然是符合历史真实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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