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传体断代史。六十五卷。西晋陈寿撰。成书于西晋年间(约280年至297年之间)。
陈寿,字承祚。生于蜀汉建兴十一年(233年),卒于晋元康七年(297年)。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北)人。陈寿少时好学,曾就学于同郡史学家谯周,聪明过人。很早就研读《尚书》、《春秋、《史记》等书,并对于蜀汉史事,加意搜集。陈寿经历了两代,蜀汉时为观阁令史,因不愿屈事宦官黄皓,屡遭遣黜。蜀亡入晋,陈寿得到张华赏识,被荐为佐著作郎。后出补平阳侯相,在任上受中书监荀勖、中书令和峤之托,搜集材料,纂成《诸葛亮集》二十四卷,迁为著作郎。晋太康元年灭吴,三国统一,陈寿开始整理三国史事,撰写《三国志》。在此之前,有关三国史书颇多,如王沈的《魏书》、鱼豢的《魏略》、韦昭的《吴书》等,但都只限于一个地区,或只记曹魏,或专写吴事。陈寿利用已有的著述,再加之在蜀汉的亲身所见和收集的资料,参订异同,考核史实,整理出一部头绪清楚、叙事简明、文笔流畅而又比较系统的史著。此书颇受时人赞誉,相传夏侯湛当时正撰写《魏书》,他“见寿所作,便坏己书而罢。”(《晋书·陈寿传》)陈寿死后,梁州大中正尚书郎范頵等上表推存《三国志》;于是朝廷任命河南尹、洛阳令到陈寿家抄写这部书,藏于官府。
《三国志》是纪传体分国史,包括《魏志》三十卷、《蜀志》十五卷、《吴志》二十卷、无表、志。其记事上起汉建安二十年,即魏文帝(曹丕)黄初元年(220年),下迄西晋灭吴之年,即吴末帝(孙皓)天纪四年(280年)。
《魏志》三十卷分:帝纪四卷、后妃纪一卷、王子传二卷、列传二十一卷、方伎传一卷、外国传一卷。
《蜀志》十五卷分:二牧传一卷,先主后主传二卷、后妃王子传一卷、列传十一卷。
《吴志》二十卷分:吴王传二卷、夫人妃嫔传一卷、宗室传一卷、吴主王子传一卷、列传十五卷。
《三国志》全面记述了三国时的史事和历史人物的活动。凡是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杰出人物以及学术文化科技方面成就突出者都有记载,或立为专传,或附记。书中刻划了各种历史人物的形象特点,描述了他们的个性和才能,并对其政绩加以适当的评论。如《武帝纪》一篇对曹操其人一生业绩均有载述。文章说:“太祖少机警,有权数。”董卓入京后,“太祖至陈留,散家财,合义兵,将以诛卓。”各地“名家大侠,富室强族”纷起。曹操“受降卒三十余万,男女百余万口,收其精锐者,号为青州兵。”建安元年他迎汉献帝于许(今河南许昌市东),“挟天子以令诸侯”。在许县和其他地方,“始兴屯田”,积蓄军资,巩固了势力,隔黄河同袁绍抗衡。建安五年,袁曹两军发生了官渡会战,“袁绍运谷车数千乘至,公用荀攸计,遣徐晃、史涣邀击,大破之,尽烧其车。”最后“绍众大溃”。曹操统一了中原。还有一篇曹操在建安十五年十二月公布的一篇文告,是研究东汉末年社会历史及曹操为人的重要历史资料。他此篇文告中申明自己绝无“不逊之志”,并表明他绝不能放弃军权,因“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既为子孙计,又己败则国家倾危……此所以不得为也。”还有《诸葛亮传》一篇,以叙事通畅、繁简得当、重点突出见长,记载了三国时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的一生。传纪结尾评曰:“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陈寿客观地评价其是非功过,“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陈寿很中肯地评价了诸葛亮一生的是非功过。
《三国志》的书法特点是尊魏为正统。魏、蜀、吴三国鼎立,各自可独立成书,但是陈寿入仕晋朝,身为晋臣。因为晋承继魏权政,不承认魏的正统地位,就等于不承认晋的正统地位。陈寿用本纪的体裁记载魏国的国君,而蜀、吴诸王一律称传,体裁仍是本纪的方式,即用编年的方式,按年月日记事。陈寿把三国分开写,表明了三国鼎立,不相统摄,这样既保留了魏的正统,又反映了历史的实际。后人曾对陈寿以曹魏为正统提出了种种责难,认为应以蜀汉为正统,朱嘉作《通鉴纲目》以蜀汉纪年,明代谢陛又作《季汉书》,这些书实际上也是服务于当时的政治。
《三国志》没有志,是本书的缺陷,陈寿之所以未写志,可能是搜集不到这方面足够的材料。后人沈约编写的《宋书》有志三十卷,叙事远溯三代,记载了魏晋时三国的制度沿革,这样弥补了《三国志》的不足。
《三国志》编纂比前史更精密之处,在于全书前后贯串,事不重复。在《魏志》中记载过的史事,在《吴志》、《蜀志》中就不再重复,在《吴志》、《蜀志》中也是如此,前后矛盾的地方少。
《三国志》列传除魏《三少帝纪》,吴《三嗣主传》,蜀《刘二牧》及宗室、王子、妃嫔外,一般臣僚不单列传。这是《三国志》不同于《史》《汉》之外,因三国时间较短,又各自为书,人物以类传列在一起便可,不必分类太碎。另外,《三国志》的文章,叙事简洁,为人所称道。魏晋后的史书大都很芜杂,“时无良史”。(《晋书·司马彪传》)《三国志》问世后,备受称赞。对于史料的取舍、剪裁都比较严谨,不铺陈堆砌。如《蜀书·先主传》记:“曹公从容谓先主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本初(即袁绍)之徒,不足数也。’先主方食,失匕箸”。寥寥数语表达了人物的性格和心理。《三国志》确实是用辞简洁、引语精炼,不愧有“良史”之称。
《三国志》的另一个特点是曲笔书史。陈寿替魏晋统治者隐恶扬善,有失实之处。刘知几曾对此有论述:“当宣(指司马懿)、景(指司马师)开基之始,曹(曹髦)、马(司马昭)构纷之际,或列营渭曲,见屈武侯,或发仗云台,取伤成济。陈寿、王隐咸杜口而无言”(《史通·直书》)陈寿屈从于当局者的权势,“故宁顺从以保吉,不违忤以受害也”(同上)记史多讳饰。曹操本来“自领冀州牧”,“自立为丞相”,“自立为魏公,加九锡”,“自进号为魏王”,而《三国志》都写成天子为了酬劳让德,诏命封赐,并非曹氏自取。司马氏用同样的手段得天下,也被说成是皇封。但并非全书纪事都是如此,赵翼有一段中肯的评论:“《三国志》虽多回护,而其剪裁斟酌处,亦自有下笔不苟者,参订他书,而后知其矜慎也”(《廿二史札记》)对于整个史事的叙述,基本上比较审慎。
陈寿的文笔过于简洁,内容简略。陈寿是私人著述,没有条件利用政府藏书。语言艺术的运用和艺术手法的表现以及人物形象的刻划,都不及《史记》和《汉书》。
《三国志》虽有不足之许,同《史记》、《汉书》相比略为逊色,但它仍不失为一部史学名著。钱大昕在《三国志辩疑序》中很推崇《三国志》,认为其叙事可信,“予性喜史学,马班而外,即推此书,以为过于范、欧阳。”《三国志》不仅被列为二十四史,还和《史记》、《汉书》、《后汉书》并称为四史。
南朝宋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史料价值极高。清代为《三国志》作注的有杭世骏,著有《三国志补注》六卷;钱仪吉有《三国志证闻》三卷;赵一清有《三国志补注》六十五卷;梁章钜有《三国志旁证》三十卷;卢弼有《三国志集解》六十五卷。其中卢本是最详尽的注本。
《魏书》、《蜀书》、《吴书》成书后曾各自刊行,到北宋才合为一书,称《三国志》。《三国志》最早的版本是北宋咸平六年(1003年)国子监刻本。现在通行的《三国志》版本有四种:一是一九五七影印的百衲本,它以南宋绍兴和绍熙两种刻本为底本。二是清乾隆年间的武英殿刻本,据明嘉靖年间北监刻本校刻。三是清同治年间金陵书局的活字本,据明嘉靖年间南监冯梦祯本校印;四是清光绪年间江南书局刻本,据明崇祯毛晋的汲古阁刻本校刻。一九六三年六月中华书局出版的标点本以局本为底本,以宋明善本互校,为当前最流行的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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