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事本末体史书。十六卷。明高岱撰。成书于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

　　高岱,字伯宗。生卒年不详。湖广京山(今湖北京山县)人。嘉靖进士,官至刑部郎中。以力救董傅策、张翀、吴时来而触怒严嵩,出为景王府长史。生性孤僻,喜读书,善属文。其主要著作有《樵论》、《楚汉余谈》、《西曹集》、《鸿猷录》等。

　　《鸿猷录》为纪事本末体,所录凡六十事,每事标四字为题,前叙后论。该书记事起自元至正十三年(1353年)朱元璋起兵,止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追戮仇鸾。所记据作者自己称“皆国家之重务,经略之伟绩也”。其中卷一至卷六记朱元璋时期事二十二件,其篇目依次为:龙飞淮甸、集师滁和、定鼎金陵、延揽群英、褒显忠烈、宋事始末、平定东南、克陈友谅、克张士诚、平方谷珎、平陈友定、辑抚两广、北伐中原、克取元都、略下河东、戡定关陇、夹攻巴蜀、北征沙漠、廓清滇南、四夷来王、封赏功臣、正位分藩。自此以下记封国燕京、靖难师起、转战山东、再出河北、长驱金陵、入正大统、三犁虏庭、平定交趾、开设贵州等永乐时期九事,征汉庶人等仁宣时期一事,麓川之役、平福建寇、平处州寇、己巳之变等正统时期四事,南内复辟、石亨之变、诛曹吉祥等景泰、天顺年间三事,平两广蛮、平固原寇、开设郧阳等成化时期三事,安化之变、刘瑾之变、平江西寇、平河北寇、剿平蜀盗、兴复哈密、剿清平苗、再平江西、平郴桂寇、讨宁庶人、江彬之变、抚定大同、诛灭岑猛、再定大同、再平蛮寇、勘处安南、平湖贵苗、追戮仇鸾等正德、嘉靖时期十八事。

　　本书主要取材于前人记述、传志、奏疏、案牍参质考订写成,因而史料价值颇高。另外,作者在每事之末均附有较长史论,其所议虽多为就事论事,不能从总体上、制度上来总结军政得失,但往往触及事情症结,仍不乏真知灼见,值得引起重视。如在卷二“宋事始末”中,对刘福通、韩林儿等虽有贬词,但仍充分肯定了他们庇护朱元璋,使之在群雄角逐中,从容发展壮大的作用。他说:“刘福通者,盖将为我圣祖先驱定中原者乎!不然(元将)察罕之兵,且萃于江南矣。……我圣祖……自癸卯以前,惟南剪群雄,而未尝加一矢北向者,以有林儿在颍、亳间”。这种分析,是比较合理的。对朱元璋即位后,与周边各国采取睦邻政策,予以充分肯定;相反,对明成祖朱棣强占交趾,则尖锐批评。他说:“(太祖)以当时熊虎之将,席百战之威,其于蕞尔小夷,岂为难克,然于敝中国多矣。彼既不足为中国患则已,又何必涂炭吾赤子而邀无益之功邪?!其后成祖郡县交趾,中国未尝获斗粟尺布之利,而疲耗于奔命者几百年,始知我圣祖之贻谋,诚万世所当遵也”。书中对建文时削藩政策的评论,认为齐泰主张先削燕王之权是对的,可惜的是,建文皇帝听从了黄子澄先削其他藩王的建议,结果,打草惊蛇,把事情搞坏。他说:“齐泰欲先燕,果用其言,所谓迅雷不及掩耳,先事以制人也。黄子澄明知成祖难图,乃先从事于所不足忌之列国,而机事久泄,情态尽见,使成祖得练兵蓄威,从容为备”,这当是建文的一个重大失误,也是造成后来垮台的一个重要原因。本书不足之处,是不少地方宣扬天命。

　　本书初刻于嘉靖三十六年,后收入《纪录汇编》、《丛书集成初编》、《景印元明善本丛书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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