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策》最初没有统一的名字,“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刘向《别录》),经过刘向整理编订为一书后,因为此书是“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 (刘向《战国策·书录》)书名由此而定。《战国策》是战国时期的史料汇编。三十三篇。作者不可考,有人疑为西汉初年蒯通所著,其实此书并非一时一人之作。有些是当时游说之士自己的作品,有后人追记而成的作品。由西汉刘向编辑整理而成。

　　《战国策》同《国语》类似,是以记言为主的叙事体史书。以国分类,各自成策,计分《东周策》一篇,《西周策》一篇,《秦策》五篇,《齐策》六篇,《楚策》四篇,《赵策》四篇,《魏策》四篇,《韩策》三篇,《燕策》三篇,《宋策》、《卫策》合一篇,《中山策》一篇,共计四百九十章。

　　《战国策》三十三篇记事最早为智伯与赵氏相争之事,即春秋末年,所记最晚至齐王建入秦。刘向《别录》说:其所记“继春秋以后,讫楚、汉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间事”。即公元前四五三年至公元前二○九年间各诸侯国间的政治、军事、外交等情况,特别是上层集团的政治活动,反映了这一时期诸侯国之间尖锐复杂的兼并斗争。《战国策》主要记录了当时纵横家、谋臣策士游说各国时的辩论和言论。谋臣策士为谋取高官厚禄,游说各国国君采纳自己的政治主张。七国之间的兼并战争,固然很大程度决定于军事,但更重要取决于各国政治攻势之运用和外交之安排。当时有所谓“横成则秦帝,纵成则楚王”,在风云变幻的政治环境下,策略得当往往能获得较大的利益。那么一切攻守和战之计,勾心斗角之策都应运而生。其中《邹忌讽齐王纳谏》是一篇很独特的文章,寓意深刻,文笔锋利。通过邹忌与徐公媲美之事说明当权者应广泛听取不同意见,才不容易受到蒙蔽,最后使齐王接受了纳谏的建议。《庄辛谓楚襄王》用很生动的比喻说明听信小人,疏远贤臣,轻率大意就会招致败亡的严重后果。《秦围赵之邯郸》是非常重要的一篇文章。“秦围赵之邯郸,魏安釐王使将军晋鄙救赵,畏秦,止于涝阴,不进”。魏遣辛垣衍说赵尊秦为帝,乞求罢兵。齐高士鲁仲连与辛垣衍发生了“帝秦”与“不帝秦”的一场争论,衍不能对。魏信陵君用侯嬴计,窃符救赵,使力士朱亥杀晋鄙,夺其军,邯郸之围解。还有一篇《苏秦始将连横说秦》记载了战国时期著名纵横家苏秦的部分政治活动。“苏秦始将连横说秦惠王曰:以大王之贤,士民之众,车骑之用,兵法之教,可以并诸侯,吞天下,称帝而治。”未被采纳,后则以合纵游说赵肃侯,受到重用。文中的苏秦纵横捭阖,无固定政治主张,把“金玉锦绣”、“卿相之尊”作为从事政治活动的唯一目的,反映了战国时期纵横策士活动的特点。

　　由于《战国策》来源复杂,成书时间长,书中所载之事,有与史实不尽相符之处。如苏秦本是张仪之后的策士,而《战国策》把苏秦合纵之事提到张仪之前,并虚构了苏秦和张仪之间为合纵与连横针锋相对的游说之词。

　　其次,本书主要记述的是游士的游说之词,对重要的史实叙述甚略,而且有很多错误。如商鞅变法,《秦策》记载很简单,只有将近二百字。又如齐、魏马陵之战是战国时期的重要战争,诸侯称王也是当时历史发展中的大事,而本书只有很简略的记载,或者根本未提到。

　　《战国策》由于它的特点,只能是一部和战国史事有密切关系的书,还不能算正式史书,它不能反映战国时期整个历史的全貌。但它仍具有史料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战国时期各国的政治动态,特别是“战国七雄”之间的力量消长、尖锐复杂的兼并斗争。司马迁撰写《史记》时,采用了《战国策》中的很多史料。如西周君、东周君分为二周、楚幽王为春申君之后、吕不韦立子楚、缪毐乱秦宫等,《刺客列传》中的豫让、聂政、荆轲等传几乎全部采用了《战国策》的原文。

　　《战国策》还是一部著名的文学作品。由于本书所记载的俱是游说之词,很讲究语言艺术的运用,所以《战国策》具有很独特的历史散文特色。其中很多篇内容生动,比喻确切,寓言风趣,是先秦历史散文的代表作。

　　《战国策》最早的注者是东汉的高诱,高本流传至北宋,正文和注都亡佚了,仅剩下十篇。曾巩访求私家藏书进行补充重编,编定现在所见的《战国策》三十三篇。南宋时在曾巩补校的基础上出现了两种本子。一种是姚宏的校正和续注本,一种是鲍氏重定内容次第的新注本。鲍氏妄改原意,谬误颇多。元代吴师道以鲍本为基础,作了补正,成《战国策校注》。清代黄丕烈以吴本为基础,参校各本,著《战国策札记》,很有参考价值。二本并行于世,以姚本较好。

　　明嘉靖年间,吴郡杜诗刻鲍注《战国策》。明万历年间,闵齐汲刊印《战国策》,附闵齐汲跋。清乾隆年间李锡麟惜阴轩依元版重刊《战国策》。清嘉庆、道光年间黄丕烈依元版刊刻。还有雅雨堂本、商务印书馆的《四部丛刊》本和中华书局的《四部备要》本。上海古籍出版社汇集姚本、鲍本及黄丕烈的《札记》而成《战国策》校点本,最便学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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