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评著作。二十卷。唐刘知几撰。成书于唐景隆四年(711年)。
刘知几,字子玄。生于唐龙朔元年(661年),卒于唐开元九年(721年)。唐朝彭城(今江苏徐州市)人。二十岁考中进士,任获嘉县主薄十九年,后调任定王府仓曹。四十二岁时始任史官,修国史是其一生主要工作。著有《刘氏家史》十五卷,《刘氏谱表》三卷,参加修撰唐朝前期的国史和高宗、中宗、武后及睿宗等朝的实录,还曾因修撰《武后实录》有功受封为居巢子。又有《刘子玄集》三十卷,惜均已散佚。刘知几于编修国史的过程中,常感到受当时朝廷意旨的束缚,不能充分表达他自己的思想,于是,他就私撰《史通》这部著作,表达他的看法和主张。
《史通》分内篇、外篇两部分,各十卷。内篇共三十九篇,即《六家》、《二体》、《载言》、《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论赞》、《序例》、《题目》、《断限》、《编次》、《称谓》、《采撰》、《载文》、《补注》、《因习》、《邑里》、《言语》、《浮词》、《叙事》、《品藻》、《直书》、《曲笔》、《鉴识》、《探赜》、《模拟》、《书事》、《人物》、《核才》、《序传》、《烦省》、《杂述》、《辨职》、《自叙》、《体统》、《纰缪》、《驰张》,后三篇已佚。外篇共十三篇,即《史官建置》、《古今正史》、《疑古》、《惑经》、《申左》、《点烦》、《杂说上》、《杂说中》、《杂说下》、《五行志错误》、《五行志杂驳》、《暗惑》、《忤时》。内篇主要叙述史书体例,辨别是非;外篇论述史籍源流及杂评古人得失。内外篇虽各有侧重,但亦有重复、矛盾之处,大概是先有外篇,撷其精华而成内篇。
《史通》对唐代以前的史籍做了全面的评价和总结,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史学理论著作。其内容大致如下:
该书对唐代以前的各朝史书,从内容到编纂方法,做了全面而有系统的总结。首先分析了旧史体例的得失,把以前浩繁的史籍分成六家,即尚书家、春秋家、左传家、国语家、史记家、汉书家。这六家代表着六种体裁,《尚书》记载了古代帝王们的号令训戒,是纪言体史书。《春秋》依年月编次帝王们的行为和国与国之间的交涉,是记事体史书。《左传》例同《春秋》,更详细介绍一件事的来龙去脉,是编年体史书。《国语》分国记事,是国别史体。《史记》是通史体例。《汉书》是断代史体例。这六家中,《尚书》记言而不著岁序,《春秋》记事而不详始末,《国语》国别而不归典式,《史记》代远而不立限断,都不免有局限性。只有《左传》,经年纬日,叙事时层次分明,《汉书》纪传表志,举一朝而起迄完整、详细。因此,得出六家中只有《左传》和《汉书》即编年体和纪传体这二种体裁为史书的正体。在《二体》篇中,又用“编年”和“纪传”两种编述形式,总括了唐以前史籍的部类。自左丘明撰写《春秋》,司马迁著《史记》以来,后世的史家们相与因循,基本上采用的都是这两种体裁。该书还进一步分析了这两种体裁的优缺点。认为《春秋》按时间先后顺序叙事,记载了一切大事,给人以历历在目的感觉,但对一些有德行的人以及文学家、思想家等对当时国家政治局势关系不大的人物,书中无法记载。《史记》“纪”以包举大端,“传”以记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对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大小事物均有记载。但是,同一事分散在数篇,断续相隔,前后重复,编次不分年月,这是它的不足。在纪传体史书中,又赞赏断代史体裁,而不喜通史,因此,十分推崇《汉书》。
书中把编年体史书和纪传体史书称为“正史”,其它则归之为“杂著”,他又把它们细分为偏纪、小录、逸事、琐言、郡书、家史、别传、杂记、地理书、都邑志十流。这样,一切笔记、方志、家谱、以及有关地理、都邑的记载,都列入了史籍的范围。(杂述篇)建议删除纪传体史书中的天文、艺文、五行三志,增添都邑、氏族、方物诸志,其理由是:天文星象常常是古今不变,没必要重复书之,若写,也只需记载当代日蚀、月蚀、星位移动等情况。古今书目繁多,没必要重复记述,艺文志只列当代学者之书即可。至于五行、符瑞等“言而无准、事涉虚妄”应该删除。应增加都邑志,记载京城的地理形势、建筑规模、宫阙制度和朝庭轨仪。方物志记载全国各方的物产。增氏族志记载历代帝王公卿及世家大族的宗支世系。
该书用很多篇幅来论述历史编纂方法,并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如内篇的《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等,都是对纪传体史书写法的评论,还有《论赞》、《序例》、《断限》、《编次》、《称谓》、《采撰》、《补注》、《叙事》、《直书》、《人物》等,也都是对如何编撰史书、收集材料的论述。主张写史书要明晰、严谨,不能驳杂零乱,应详略得当。并反对史家们所习惯和通用的在每叙一事之后必发议论的做法,如《春秋》有“君子曰”,《史记》有“太史公曰”等等,认为这种做法烦琐而累赘,就象“文士制碑,序终而续以铭曰”。(见《论赞》篇)。他在《模拟》篇中批评了历代史家专门模拟古人的弊端,大力赞赏司马迁独创《史记》新体裁的做法。同时提倡用当代语言书写历史。同时还提出了文人不可修史的主张,反对文史混淆,认为文人修史常常流于浮夸虚饰,只重视词藻华丽,而忽视史实。认为“以饰彼轻薄之句,而编为史籍之文,无异于加粉黛于壮夫”一样可笑。主张史学应独立于文学之外,史书要“以叙事为先”“以简要为主”。记述历史应远略而近详。
该书还全面而有系统地分析叙述了历代史官制度及他们所做的史书。在《史官建置》篇中,详细叙述了历代史官制度的建置沿革,详载了历代有名的史官。汉兴司马氏父子相继为太史公,位在丞相之上,孝宣二帝以后,史官的名位开始下降,东汉以来有“兰台”“东观”“著作”之称,魏晋以后更进一步下降,“秘书”“著作”“修史学士”,都是“杂取他官不恒厥职”。设局监修国史,以大臣统领,是从晋康帝时武陵王领秘书监开始。因而既肯定了设官修史的重要性,又指出史官人选难,历代史官中称职者不多,其弊病亦十分明显,即史官众多,以致观望无成;史馆材料缺乏,以致闻见不广;权贵干涉,难以直书,难以写成信史;监修大臣,意见不一,不知所从;分工不明,职责不清,难以完成修史的任务。史在得人重任,不在设局监领,“深识之士,退居清静,杜门不出,成其一家独断而已。”他主张独立修史,摆脱权贵干涉。在《古今正史》篇和《杂说》篇中,他详细评述了唐及其前代的史籍,评述了《春秋》《史记》诸汉书、诸晋史、《宋略》《后魏书》、北齐诸史、《隋书》、诸史等史籍在选用史料方法、用词、体例等方面的利弊得失。刘知几敢于指出前人,哪怕是“圣人”的失误,在《疑古》《惑经》两篇中,他对《尚书》提出可疑之事十点,对《春秋》提出所未谕者十二点,虚美者五点,说春秋“真伪莫分,是非相乱”。《六家》篇议尚书为例不纯,《载言》篇讥左氏不遵古法。这种批判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该书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史才三长”理论。即史家须有三个重要条件:“史才”“史学”“史识”。史才是指搜集、鉴定和运用历史资料撰写历史文章或著作的能力;史学是指对历史资料、历史知识的掌握能力;史识是作者的立场、观点或决定史料取舍的标准及写作态度等。在“才、学、识”三者中,史识最为重要,史才次之,史学又次之。他认为象晋之董狐,齐之南史那样不避强暴,扬善贬恶的史书是最上等的;象左丘明、司马迁这样的史家能够有所独创、自成体例的史书次之;象周之史佚,楚之倚相这样的以博学多闻见长的史书属下等(见《辨职》篇)。在《史通》全书中一直贯穿着作者的这一思想,如《直笔》《曲笔》《鉴识》《探赜》《核才》等篇中,反复强调“识”的重要性,认为史家不要迎奉权贵,要写信史,应秉笔直书,“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历史的功用就是总结过去,彰善贬恶,否则就失去了本身的价值。
《史通》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的史学理论著作。它总结了唐代以前的史学成就,建立了史学批评、史学史和史学编纂学的原则基础,该书一直与刘勰的《文心雕龙》并称,对我国史学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史通》著成后,受到许多人的重视,如与其同时的徐坚称之为“史氏者宜置此于座右也”。也受到一些人的诬蔑,对于《疑古》《惑经》二篇,尤为攻击不遗余力,影响了此书的流传,《新唐书》成书之前,已亡佚三篇。从元到明中叶,其书很少有人提到,《永乐大典》都未收录。明嘉靖年间陆深得到宋本,据之校刻行世,称为蜀本。从此不断有人校刻此书,有万历五年(1577年)张之象刻本、万历三十年张鼎思刻本,四部丛刊影印此本,解放后影印嘉靖年间的蜀本。研究注释《史通》的著作有明李维桢《史通评释》、王惟俭《史通训(诂)》,清黄叔琳《史通训故(诂)补》,浦起龙《史通通释》,浦书是笺注史通的较好的本子。清纪昀曾删节《史通》编《史通削繁》一书,有道光时刻朱墨套印本和崇文书局刻本、石印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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