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笔记。四卷。明末清初宋起凤撰。成书于康熙十二年(1673年)。
宋起凤,字来仪,号弇山,又号觉庵、紫庭。生卒年不详。直隶广平人。曾侨居沧州,后随父到京师。清顺治年间进士。顺治六年,任山西灵丘县知县,十六年,升广东罗定知州。晚年弃官,寓居富春江上。喜游历,并从事著述。著述甚丰富。有《稗说》、《大茂山房合稿》等。据民国《沧县志》载,共有七十余种。
宋起凤之父与太监马云程友善,他常随父亲出入禁苑。所以有机会了解明代朝廷内外的一些事情。本书就是他晚年弃官之后所写的,主要记述他在北京的见闻。自序中说:“稗者草属,三农撷其实以作供。又稗者,野也,靡伦靡绪,殆类木石鹿豕然。夫稗既草野若是,又著之说,得毋闻而捧腹乎。”此即其命名《稗说》之由。
《稗说》四卷,一百五十条,内容很丰富。主要记载了北京的宫殿建筑、园林名胜、风俗典故等。是研究明代北京的重要资料。本书体例采用杂记形式,根据见闻,随时笔录。有目而不分类,各目排列也不按时间先后。逐条叙述,最后纂集成书。许多资料都很有用。如卷四记“太庙”、“太液池”、“内库”、“万寿宫”、“兵仗局”、“煤室”、“百鸟房”、“小南城”、“金狮子门”、“万岁山”、“御马监”、“司摄(设)监”、“天堆”、“虎豹城”、“酒醋局”、“内市”、“北辰殿”等所在位置、建造情况及有关的制度,对了解当时的北京很有帮助。如记万岁山“又名煤山,居禁城之北,非生而山也,乃积土为之。”“上每御是地,辄遣禁军操演,以观其技。禁军者,选中涓身长多力辈,授以精甲锐器,撤上御闲中骏马,人给一匹,每月五日于内教场较射,名曰禁旅,又曰净军,凡三千人。此在羽林军之外添设者。其人马月饩食料倍于三大营之选锋。……当时谓得此可以备不虞,及甲申三月变,此辈分发守九门,悉逃逸无一存者。平日多金厚赏,教养十有余年,卒不得收一人之用。殊可叹也”。又御马监在禁城金河之东北,即古者天子十二闲养天驷之所。当时监马一匹价值百余金,监中凡数千匹。岁费官家金钱不下数十万。又“天堆”,设禁城东北,乃积上用玉粒之处。其高与煤山等,广亦同。独供用御食者,谓之天堆,不入仓廒。每年六宫动用,不过减堆之一尖,明年复增益如初。再如“内市”,由东华门进,过御石桥即是。古前朝后市之制。记贸易情况很细。此外,“内外朝仪”、“殿试传胪”、“枚卜”、“大内常仪”、“大阅”、“朝觐”、“中外起居杂仪”等,记朝廷礼仪制度也很具体细致。如“中外起居杂仪”中,记“祖宗定制,凡一切大小寺宦,但供内廷传宣洒扫,不许读书识字,干预外廷政事。一时权臣如王振、刘瑾、魏忠贤辈,虽盗窃大柄,终不知书。至怀宗朝,命司礼监选韶秀十四五岁小宦,概令读书学字阅章奏,有能校正章奏内一讹字,赏镪五钱。又“大阅”条,记大阅之礼自正统后不举焉,祖宗设戎政三大营,马兵步卒共十三万人,以勋臣公侯伯位望素尊者,推一员领之。京营系天子禁旅,不受其他调遣。崇祯中期,当中原农民起义军叠起,崇祯遂遣内员高起潜、卢九德、刘元斌、阎思胤等选四卫营马军,选择各数千人,给精甲弓刃良马,倍其月饩,各领一旅出御寇。高、卢等虽称娴戎事,然生长畿辅,目不知兵。骤膺阃外之寄,又部领尽皆京师三畿恶少年,外饰装马,称雄长安,而实不知摧锋对垒何状。”卷二“明末灾异”所记,“明崇祯癸未末,京师三大营卒与羽林卫士,皆食禄家厮养辈充伍,半属老弱,间有一二少壮,又皆牙侩市贩。由此可见明末军队的腐败。
本书卷一“西学”条,记万历年间利玛窦来京“公卿多从之游”,崇祯时又有龙华民、汤若望东来。关于西学与天主教的情况也有介绍。卷二“红彝炮”条,记红彝国的大炮,在崇祯年间传入中国,“其国数巨炮抵张湾,炮长二丈许,大合抱,色若青铜。铸盘龙周炮上下,龙之须鬣鳞甲,顺顺生动,中国良工不能及。容火药石余,铅子大小亦石计。计十里内外不能全。后来仿制用于御寇。
本书有些条的内容也涉及到经济税收之事。如卷一“张湾道人”,记述万历末在张家湾设珰榷税,四方商贾骈集,酒垆甚盛。“祖母绿”条又记“万历间,分遣内臣榷税诸要地。张家湾则张烨主之。内臣于常科外,又时时以遐方珍物进。张烨以百金从西域胡商处得一祖母绿,献神宗万历,神宗喜,乃赐税入什之三。卷三“浚刻报”条,记述了晋商某,因贩丝帛去杭州,然后,其所乘之舟归途经过临清关时,榷司某认为他漏税,对他进行百般刁难,最后,迫使该商人投水而死。由此可见杭州丝帛销路之广与收税官盘剥之残酷。又同卷“牛符卿”条,记潞州大峪镇有拱北牛符卿公,先世起家盐铁,雄于资,至符卿公益振。自三辅至河南北,以达江淮,无不知名。
本书记李自成进京前后的事也不少。如卷四“助饷”条,记崇祯末年,军饷告匮,崇祯帝命外家如李、郭、周、田诸皇亲,各量力捐助。各家固素以多资著名,其中尤以李皇亲(神宗的舅舅)世称富厚,让他捐数万金,他不肯。后来李闯王进京,抓了李某,取其财物,不知有多少。只知马骡数千头,日夜运潼关经月余。“内库”条记“甲申之变,(李自成)盘踞禁中,库物大半失毁,独从旧库地坎中发掘黄白大锭无算,每锭重三四百金,辇归西安,自京门达潼关千余里,日夜不绝道路。叹谓:崇祯天子蓄如许物,奈何称饷绌耶”。皇帝、国戚等吸吮民脂民膏,积蓄财物之厚可见一斑。
总之,本书所记的内容涉及面比较广,又多他亲自所见所闻。史料翔实。对於研究明代后期的政治史和北京史有重要价值。
《稗说》未见有刻本传世。一九八○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室编《明史资料丛刊》第二辑,收入此书。是根据谢国桢先生所藏之珍本(可能是稿本或康熙、雍正年间的旧钞本)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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