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资治通鉴》是一部按《资治通鉴》体例叙述宋、辽、金、元历史的编年体通史。原名 《宋元编年》,主编毕沅延请史学家在徐乾学《资治通鉴后编》基础上共同纂修。这项工作大约开始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完成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历时20年。初刻于嘉庆二年(1797),毕沅去世两年后,得罪籍没,刻书中止,仅刻103卷。这时浙江桐乡人冯集梧于嘉庆五年(1800)买下了毕沅原稿全部和不全版片,并将未刻的117卷补刻完整,使《续资治通鉴》得以在嘉庆六年 (1801)问世。是书出版后,刻板一直保存在嘉兴冯氏后人家里。咸丰时,被镇压太平天国的清军抢去烧水做饭,幸而冯氏的邻居用加倍薪柴将书版易出,但已损失不少,不久书版被上海道应宝时购去,他刻补所失65版,遂使是书能够在同治年间第2次印行。1938年商务印书馆将此书排印,收入《四部备要》。1957年由中华书局点校出版,纠正了其中大小错误2400条,是目前通行中最好的本子。
毕沅(1730—1797),字秋帆、又字纕蘅,自号灵岩山人,清江苏镇洋(今江苏太仓)人。自幼聪明好学,受名师惠栋、沈德潜教育,30岁应礼部会试并对策太和殿,得中一甲一名,授翰林院修撰。后又充任日讲起居注等官。37岁起补放外官,由甘肃的一个道员积功至陕西按察使、布政使、巡抚和陕甘总督、湖广总督等封疆大吏。在湖广总督任内因镇压白莲教起义不力,屡遭圣旨谴责和降职。在镇压湖南苗民起义时死于军营。嘉庆四年,颙琰亲政,权臣和珅赐死,毕沅居官时曾引和珅为内援,便以“贻误地方”、“滥支军帑”追罪,革子孙荫袭,田产资畜皆没入官。毕沅于经、史、小学、金石、地理无不通晓,谓经义当宗汉儒、文字当宗许慎,史学必通地理,金石可证经史。宦迹所至,广为搜罗。虽官至极品,书不离手。除延清学者作《续资治通鉴》、《传经表》、《湖北通志》、《史籍考》等外,还校注《山海经》、《晋书·地理志》,著有《关中胜迹图记》、《西安府志》、《关中金石记》、《中州金石记》、《山左金石记》、《灵岩山人诗集》、《灵岩山人文集》等。
《续资治通鉴》全书220卷、360万字。上起宋太祖建隆元年(960),与《资治通鉴》相衔接,下迄元顺帝至正三十年(1370)较《通鉴后编》多3年。本可编到明代,由于当时文网甚密,易触忌讳,故明史缺而不书。
《续资治通鉴》与 《资治通鉴》比较,水平无疑相差甚远,也有许多可指陈的地方。但与前人编写的那些和《资治通鉴》相衔接的编年体史书相较,还是属于最好的,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
1、取材比较完备,所见资料最多。
《续资治通鉴》是在徐乾学的《资治通鉴后编》基础上撰成,共参阅著作110种。当时由于《四库全书》的纂修,过去徐乾学看不到的历史资料能与学者见面了。如李焘的 《续资治通鉴长编》、李心传的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是广征博采、条理精密的史料书,均由四库馆臣从 《永乐大典》中辑出。《大清一统志》、《清会典》、《明史》的纂修,也为编者提供了不少正史、国史、地方志等材料。诚如章学诚说:“今兹幸值右文盛治,四库搜罗,典章大备,遗文秘册,有数百年博学通儒所未得见而今可借钞于馆阁者,纵横流览,闻见广于前人。”此外乾嘉之际,清代学术发展到极盛阶段,随着经学和考据学的发达,不少学者开始用治经的方法来治史,如钱大昕 《廿二史考异》、王鸣盛 《十七史商榷》便是其中的佼佼者。《续资治通鉴》的编者既有可能看到丰富的前人看不到的资料,又能吸收乾嘉学者研究的成果,充实到所编的书中去,提高质量,达到“后来居上”的地步。
2、体例比较整齐。
《续资治通鉴》对宋、辽、金、元四朝史事同样重视,改变了以前诸家详宋而略辽、金、元的弊病。据章学诚代毕沅致钱大听信中说: “宋事据丹棱、井研二李氏书而推广之;其辽、金二史所载大事,无一遗落,又据旁籍以补其逸,亦十居三、四矣;元事多引文集,而说部则慎择其可征信者。仍用司马氏例,折衷诸说异同,明其去取之故以为考异,惟不别为书,注于本文之下以便省览,即用传世胡天台注本考异散附本文之义例也。”由此可见,《续资治通鉴》叙事以宋、辽、金、元四史为正本,不仅宋事所在宜详,而且辽、金、元大事一无遗漏,元事还多引文集增补,特别注意补充旧作中的缺陷部分,一矫过去旧作详宋而忽略辽、金、元的毛病。仍用司马光考异办法,对所采史料加以考辨,说明去取之故,注于正文之下,使体例比较严整。与《资治通鉴》体例不同的是对史事不加评论,采用据实直书,善恶自见的办法。认为若没有卓见特识,发前人所未发,漫为评论,则反为迂僻所累。其实是害怕文禁,恐因此贾祸。
3、敦请大学者审稿,编纂水平较高。
《续资治通鉴》初稿系由毕沅延致学者根据徐乾学《资治通鉴后编》加以损益而成。毕沅阅后,不能满意,经邵晋涵复审,面貌即大为改观。“故总督湖广尚书镇洋毕公沅,尝以二十年功,属某客续 《宋元通鉴》,大率就徐氏本稍为损益,无大殊益,公未惬心,属君更正,君出绪余为之复审,其书即大改观。时公方用兵,书寄军营。读之,公大悦服,手书报谢,谓回出诸家续鉴也”(章学诚《邵与桐别传》)此书曾四易其稿。书成后,又请大学问家钱大昕检点舛误,所以编纂水平大为提高。张之洞在 《书目答问》中说 “宋、元、明人续 《通鉴》甚多,有此皆可废”。因此刊行后流传较广。
至其不足之处在于多录旧史原文,未能融铸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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