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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学观念与红学方法是否有冲突?

2021-06-10 10:14:39

  “佚名爽秋楼歌句”遭遇质疑——解析一个由《红楼梦学刊》引发的

  红学研究

  最近,在国学论坛、红楼艺苑论坛等几大著名红楼梦研究论坛上,各个红学论坛上都出现了关于周汝昌涉嫌伪造“爽秋楼歌句”的公案,随后十几家论坛转帖,网友批判周汝昌的声音空前高涨,网站的点击率也直线攀升。可谓批周倒周流风所及,草木皆兵。甚至发展到和周派网友之间的漫骂与人身攻击,仿佛又让大家沐浴一次几十年前的“文化大革命”的洗礼。

  这桩“爽秋楼歌句”公案,起因于2006年第3期《红楼梦学刊》上的一篇《日望西山餐暮霞——有关曹雪芹在西山诗词八首笺议》,作者为沈治钧先生。2006年6月3日,最早发难的是登在艺苑论坛上原帖署名秦淮散人,而后在国学网论坛和光明网论坛、凤凰论坛等上转帖署名fy陈传坤的一篇帖子《震惊!周汝昌先生又一次涉嫌造假案出水了》:

  今天读到《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三期,上有沈治钧先生的文章:《日望西山餐暮霞——曹雪芹在西山诗词八首笺议》,其中揭露了周汝昌先生涉嫌伪造红学史料的一首词。这首词的标题是《八声甘州——蓟门登眺凭吊曹雪芹》,全词如下:

  尽长空万里见神州,关河莽微曛。指盘房[云爱]蔼,巫闾渺没,寒木疏匀。去住归鸦万点,[风占][风占]是山村。残石欺秋草,不表孤坟。++++++回首红蕖铺海,傍清溪老柳,桥迹都湮。认谁家前邸,碧瓦尚连云。奋笔椽,黄车阅世;枉尔曹,牛鬼谤遗文。高风起,散余霞处,洒酒酹君。

  据沈先生的文章,霍国玲、胡德平、严宽、蔡义江等红学家都曾经被骗,误以为这首词“是曹雪芹在北京的朋友”写的,并且作为各种立论的主要根据。沈先生呼吁,请周老公开说明这首词到底是不是他假造的,以免以讹传讹。

  周老曾经假造“曹雪芹佚诗”,把吴世昌骗得好惨,气死了。现在这首词又被揭露出来,实在令人无比震惊。周老是不是有造假的癖好?失望!

  ——陈传坤注:标题为吾所加,谢谢原作者秦淮散人。

  经笔者核实,《红楼梦学刊》(2006.03)上沈治钧先生的部分原文如下:

  我无意亦无力追究什么人的过失,只想解消心中郁结已久的一个学术疑团,即该词在曹雪芹生平研究中的史料价值究竟应当如何估价,是100分还是0分?

  如前所述,已经有一些学者将该词视为“颇有参考价值的资料”了,甚至认定其作者“是曹雪芹在北京的朋友”,并且也确实在论证京城旧宅、西山故居、逝后葬地等曹雪芹的切身之事时,徵引它作为立论的主要凭据了,还由此得出了一些难以忽视的结论。

  在此种情势之下,周老先生的的确确有责任、有义务及时澄清其具体来历。尽管年登耄耋,但其著述精力仍如日中天,去岁一年里竟然推出9部新作,令人目不暇接。可见,眼下的周先生当然完全有能力说明此事。

  解铃毕竟还须系铃人。请如实告诉读者,那部“《爽秋楼歌句》”见于何处,现藏何方,书里还有什么内容,其作者“周氏”究竟是何时何地之何人?或者劳驾解释一下,先生对于该词为“何时何人所作”这一问题,到底是怎样判断的,为何将其录入《红楼梦新证》?为何不加任何说明便将其系于《史事稽年》“末期”的乾隆二十九年(1764)甲申之下?

  我希望周老先生能够本着对学术负责的态度,俯察悃迫,不吝赐教。红学之谜已然够多的了,实在没有必要再多留下一个。(笔者注:其中沈先生有误。1953年初版的《红楼梦新证》并无此词。标明“佚名《爽秋楼歌句》”应为1976年版《史事稽年》,而在周1998年版《红楼梦新证》却标明“周氏《爽秋楼歌句》”)

  这其中“佚名《爽秋楼歌句》”出自第八首《八声甘州•蓟门登眺凭吊雪芹》,来源于周汝昌先生1998年版的《红楼梦新证》:

  〔八声甘州蓟门登眺凭吊雪芹〕

  尽长空万里见神州,关河莽微曛。指盘房霭,巫闾缈没,寒木疏匀。去住归鸦万点,是山村。残石欺秋草,不表孤坟。

  回首红蕖铺海,傍清溪老柳,桥迹都湮。认谁家前邸,碧瓦尚连云。奋笔椽,黄车阅世;枉尔曹,牛鬼谤遗文。高风起,散余霞处,洒酒酬君。

  笔者根据大家的争议,质疑的意见大概有三层,笔者冒昧在此注解一下:

  公案玄机之一:

  “《爽秋楼歌句》”究竟是“周氏”还是“佚名”?周在十几年更正时,为何不加解释?原词来源什么书籍或秘本?

  “《爽秋楼歌句》”在周先生的1976年版《红楼梦新证》(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注明“佚名《爽秋楼歌句》”(P757),夹在悼念曹雪芹史料的行文内。

  见附图一:1976年版《红楼梦新证》相关影印。

  但是在1998年版华艺出版社则变成了“周氏《爽秋楼歌句》”(P610)——而且毫无说明。是以引起网友的公愤和质疑。

  见附图二:1998年版《红楼梦新证》相关影印。

  公案玄机之二:

  “《爽秋楼歌句》”夹在史料中间,但是它不可能来自清代。

  代表理由如下:

  其一,该词产生年代模糊。周著将该词系于《史事稽年》的“末期”,即“康熙五十二年以次”,则其产生于曹雪芹逝世的乾隆二十七年壬午除夕(1763年2月12日)至《红楼梦新证》(增订本)出版的1976年4月之间,那213年中的任何一年,均有可能。又周著排列该词于“沈慕韩《红楼百咏》”之后,而沈慕韩(1892——1932)为近现代人物,其咏红组诗乃陆续首发于徐枕亚主编的《小说丛报》,时间是1914年6月至1916年10月。准此,所谓的“《爽秋楼歌句》”又似产生于民国五年(1916)秋季之后了。但是,周著在该词之后,还罗列了高鹗、程伟元写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辛亥的程甲本序言,舒氏元炜、元炳兄弟写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己酉的舒序本序言和题词,以及公认为产生于乾隆年间的明义《绿烟琐窗集》中的《题红楼梦》组诗等材料。这样一来,周著又给读者一种感觉,仿佛《八声甘州•蓟门登眺凭吊雪芹》一词是乾隆年间的旧物。事实上,也确有一些学者产生了最后这样一种印象,遂将该词视为可以援据为证的“清朝人”的“古词”了。

  ——反方的理由是:周著将该词系于《史事稽年》的“末期”,即“康熙五十二年以次”,则其产生于曹雪芹逝世的乾隆二十七年壬午除夕(1763年2月12日)至《红楼梦新证》(增订本)出版的1976年4月之间那213年中的任何一年,均有可能。 至于“周著在该词之后还罗列了高鹗、程伟元写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辛亥的程甲本序言,舒氏元炜、元炳兄弟写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己酉的舒序本序言和题词,以及公认为产生于乾隆年间的明义《绿烟琐窗集》中的《题红楼梦》组诗等材料。这样一来,周著又给读者一种感觉,仿佛《八声甘州•蓟门登眺凭吊雪芹》一词是乾隆年间的旧物。”说法,凭吊曹雪芹的诗至“歌句”是最后一首(红楼百咏也是选的“曹雪芹”),之后是说红楼梦,前后有区别,查新证可以确认。 至于说:周著又给读者一种感觉,仿佛《八声甘州•蓟门登眺凭吊雪芹》一词是乾隆年间的旧物。事实上,也确有一些学者产生了最后这样一种印象,遂将该词视为可以援据为证的“清朝人”的“古词”了—— 确实有,包括蔡先生等,但沈先生这么精细,自己应该不会产生这种印象。

  其二,倘若该词果然是“清朝人”所作,则其作者“周氏”关于曹雪芹生平的知识便令人惊讶了。沈的原文中,说这首词没有标清年代,但却放到清人凭吊曹雪芹的诗词作品中间(是中间,不是末尾),不知是何用意?果然如此的话,那简直和偷儿有什么区别?现代人某某编个《唐诗选集》,中间夹两首自己的作品,那是什么性质?盗名欺世四个字。

  其三: “新证”——取这个名字,意思是“新证据”,而不是周老悼怀“伟大的天才”曹雪芹。把个人的悼念诗词拿到学术论证作品中本来就不是完全妥当,何况又造成了如此混淆?难道自己的感怀诗词也算“新证据”么?不做说明就更不应该。

  其四,倘若该词确乎乃是“清朝人”所作,则其作者“周氏”对于《红楼梦》的高度评价,亦不免让我辈大跌眼镜了。简言之,将该词定位于哪个时代,疑冰均难释然。若说它出自乾隆年间,甚至说作者“周氏”用曹雪芹的生前友好,则其史料价值当然不亚于张宜泉、二敦、弘晓、永忠、明义、淳颖诸作。奇怪的是,自1976年至1994年的18年间,几乎没有任何红学者谈及该词,甚至连它的发现者周先生自己至今似乎都不屑齿及。若说它出世的时期为嘉庆至宣统年间乃至新红学创立之前,但是,那个时段的人又不可能对曹雪芹的生平了解得那么清楚具体。若说该词出自1921年之后,甚至出自“文革”时期,周先生又没有片言只字的说明,好像不合《红楼梦新证》的体例。

  若说那位神秘兮兮的“周氏”其实就是周汝昌先生本人,那就更不可思议了——周著并未在该词上面标自己的大名。看来,那个同样的“周”姓仅仅是个巧合而已,那个同样的“爽秋楼”名也仅仅是个巧合而已。被偶像崇拜者尊称为“红学泰斗”的周老先生,不至于伪造史料吧?罪过!谁脑子里存着这么个念头都是天大的罪过,哪怕只是稍一闪念。伪造史料乃学人之头等大忌,非关学问,非关文采,惟关人品,不宜妄加猜疑。问题的关键在于,周著给人的感觉是,该词来历不凡,总会有人慧眼识珠的。

  (以上引用帖子内容署名有江南小糊涂、红米、君君、hmlcwz等,笔者不一一罗列了)

  公案玄机之三:

  “《爽秋楼歌句》”来源于周先生天津故乡的旧居周家的“草火园子”——曰“爽秋楼”。

  因为,在2005年版《周汝昌自传:红楼无限情》(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在周先生天津故乡的旧居里就有一座周家的“草火园子”——名之曰“爽秋楼”。现在把周先生原文摘自如下:

  楔子

  我怎么会和《红楼梦》缔结了文缘?不可思议。也许这并非“文”缘,而是“灵性已通”的 感悟之缘,亦未可知。因为在中华文化上讲,聪颖智慧之更高层,还有精神交流的天人合 一之事理,这在我们叫做感悟,曹雪芹采纳了晋代艺术大师顾恺之的用语,叫做“通灵”, 也即是交感而悟知的意思。人的精神活动,有此一义,并不玄虚,更非神秘。人之所以与其 他动物有别,最要者就是赋有一种灵性——就是能感能悟的能力。此能力与智与慧不无关联 ,但不等同;比如有人“智商”很高,记忆力特强,推理逻辑极周密……他会成为杰出的 自然科学家,但不一定都能有“灵性”,感悟性较差,这种例子所在皆有,普通现象也。

  鄙人出身寒微,有些人误以为是书香门第,那相差太远了。寒门坐落天津与大沽之间的一个 村镇名曰咸水沽——水实甚佳,一点也不咸;听说大港那边有一处叫甜水井子,水却苦 而不 甜,相映成趣。咸水沽地处旧海河大湾之东南岸,为天津府八镇之一,属七十二沽之列。这 一带“起家”的都是养船户,劳动人民。伯祖父周锐,本是大船户韩家的一名伙计,其后成 了创业人,自己有了大船。船走渤海,以运贩关东的粮、米为主,辛苦而担险,却有利润— —于是成了地主。我不幸出生于这个家庭,所以“文革”挨批斗时,“革命者”叫我“狗 崽子”。这种出身,甚不光彩。所以怀有自卑之感,自觉低人一等。

  这个地主家庭有一个“花园子”,不想它和《红楼梦》发生了一种出人意外的联想。

  原来,这家地主很特别:没有佃户,也没有粮租——因为地是海滨沿子的盐碱地,不能耕种 ,只有小片浅水处,可生芦苇杂草。地主不是良田万顷,是草洼子主,只有租户割了草归他 所 有,纳草若干为“租”。地主收了“进”来的草,须有个地方存草,于是家里有了一处 存草地。我从小耳闻的,就是天津人说的“草火[柴火]园子”。

  伯祖父最爱胞弟周铜(我之祖父),说跑海船太不容易了,现时已有吃的、住的,你不用再去 受罪,在家里照管照管吧……

  我祖父一生没“做事”、“任职”,享了哥哥赐予的大福气。他酷爱文学艺术,禀性不俗。 因见草火园子里本有像是从明末遗存的古树(还有大果树),就将计就计,引泉搭桥,堆土作亭 ……还盖了一座小楼,名之曰“爽秋楼”。又因内供魁星,亲友能书者又赠一匾曰“旭升 阁”。雇了伙计、把式,看园子,管花木,竟然经营得颇有可观。在这一带(俗称海河沟儿 里),这是独一无二的!因此出了点儿小名气。听老年人说:庚子乱世那年,此地为日本军占 驻,在日本人眼里口里,“修家”(日语把周念成“修”)花园堪称一景。但家里人始终只叫“草火园子”。

  我几岁时,母亲就常给我讲园子的旧事,令我神往。母亲说:老八爷(祖父大排行第八)不回 家,就住园子里。那时候园子可太好了,花草树木好看极了!每到花盛开时,他总是把全家 各院(族大人多了,分住多处,以某院呼之)的闺女媳妇们叫去,一齐去看花。这些年轻的, 不 像如今这么不讲究,都要打扮起来——当年那样的衣裳和梳妆,你哪里知道,见过?那一 大群真是花团锦簇,老八爷看见我们来了,高兴极了,带领着各处游遍了,还给讲这叫什么 花、那是什么树。我总说,那真像《红楼梦》!

  母亲的话,我并不全懂得确切,可是总也难忘,总在“想象”那个境界。

  母亲还说,老八爷喜欢的是西院的那些侄子侄孙们,爱他们的风流才藻,诗文书画,吹拉弹 唱,件件皆能。不喜欢你爸爸,嫌他古板儿,没才气(拘拘谨谨,朴朴素素,不会什么)。最 爱西院四先生(谓我之堂兄,号雨臣);四先生爱看《红楼梦》,见人就讲一段——“这丫头 不是那丫头,头上哪有桂花油!……”

  ——摘自《周汝昌自传:红楼无限情》, [作者]:周汝昌, [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时间:2005年。在这个公案中,根据如上周的自传所述,鉴于周年登耄耋的记忆性误差,大部分网友看到“周氏《爽秋楼歌句》”之“爽秋楼”,很可能就是周汝昌自家的“戏笔”,就是周先生天津故乡旧居里的一座周家的“草火园子”!

  公案玄机之四:

  鉴于周先生曾在早年犯下“补作雪芹遗诗”的前科,“《爽秋楼歌句》”嫌疑更大,据此,网友纷纷高呼周又一次涉嫌“故意造假”。

  现在笔者把相关“补作” 前科的资料,摘录《〈红楼梦〉与百年中国》如下:

  第四部分:红学观念与红学方法的冲突

  红学界论争回顾之第十一次论战——所谓曹雪芹佚诗

  曹雪芹能诗,而且风格近似李贺,这是敦敏、敦诚和张宜泉诗文中透露出来的,应属可信。脂批也说《红楼梦》作者有传诗之意。但除《红楼梦》之外,并没有完整的雪芹诗作流传下来,只敦诚《琵琶行传奇》的题跋中,有两个断句:“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被敦诚赞为“新奇可诵”。这首诗其他六句是怎样写的,却无从知道,红学爱好者无不深以为憾。

  但1973年左右,曹雪芹《题琵琶行传奇》佚诗忽然面世,《红楼梦》研究者中间争相传阅。1974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编印的《红楼梦研究资料》曾子刊载,全诗八句为:“睡壶崩剥慨当慷,月荻江枫满画堂。红粉真堪传栩栩,渌樽那靳感茫茫。西轩鼓板心犹壮,北浦琵琶韵未荒。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不久,吴世昌和徐恭时两先生撰写出详细笺释、论证和评价的文章,题为《新发现的曹雪芹佚诗》,发表在1974年9月印发的南京师范学院编的《文教资料简报》增刊上,1975年第一期《哈尔滨师范学院学报》予以转载。吴、徐写道:“从这诗的思想性、艺术性,以及韵律、技巧等种种方面加以考察的结果,认为这是雪芹原作,绝无可疑。”盛赞“雪芹此诗,是思想性和艺术性高度统一、浑成的优秀范例”,可以用此诗“作为衡量别的相传是曹诗(如果还有的话)的尺度”。参见周汝昌《红楼梦新证》下册第750页。这样,所谓雪芹这首佚诗便在全国范围内流传开了。

  但同时也有传闻,说佚诗是假的,并不是雪芹的原作,而是“时人拟补”。1976年4月增订出版的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录存了这首诗,周先生加按语说:“有拟补之者,去真远矣,附录于此,聊资想象。”参见吴世昌《红楼梦探源外编》第328页至第333页。接着,1977年,第四期《南京师范学院学报》刊出了《曹雪芹佚诗辨伪》一文,作者陈方,对佚诗的真实性明确加以否定。这样一来便激怒了吴世昌先生,再次撰写《曹雪芹佚诗的来源与真伪》,长达两万余言,发表于 1978年第四期《徐州师范学院学报》,公布了一系列关于佚诗“来历”的材料,引经据典,确认佚诗“不伪”。特别针对有人说“拟补”之人就是周汝昌,他痛加驳斥,认为周先生断“补”不出这样的诗作。他说这使人想起《晋书》里一个故事——阮籍的侄孙阮瞻不信鬼,来客与他辩论,辩不赢便作色曰:“即仆便是鬼!”参见吴世昌《红楼梦探源外编》第336页至第361页。

  正当围绕曹雪芹的佚诗所进行的论争不可开交之时,香港的《七十年代》月刊在1979年第六期上披载出梅节的文章,直截了当地指出佚诗是假的,并说这是一个“骗案”,可以称为“红学界的‘水门事件’。”梅节《曹雪芹佚诗的真伪问题》,载香港《七十年代》1979年第6期。于是吴世昌又在1979年第九期《七十年代》上,以《论曹雪芹佚诗,辟辨“伪”谬论》为题,发表答辩文章,仍坚持佚诗不伪。梅节文中有这样一段话:“四人帮揪出后,原人民文学出版社一编辑却揭露此诗是假古董,暗示作者就是周汝昌本人。吴世昌明知此诗来源可疑,却抢先发表,乃蒙骗群众。”吴世昌说:“梅节的行为已越出学术讨论的范围,成为一个法律上的诽谤问题”,他“保留另行处分之权”。 1979年11月16日,梅节又在香港《广角镜》上撰文,题目是《关于曹雪芹“佚诗”的真相——兼答吴世昌先生的“斥辨伪谬论”》。至此,论争已呈白热状态。连顾颉刚、俞平伯两位红学元老也被卷入进来,因为吴世昌在文末附录了顾、俞给他的信函。顾颉刚在1979年7月18日致吴世昌的信中说:“雪芹《题琵琶行传奇》一律,我以为兄文绝对正确,亦当秉此旨意,写一短篇,届时请赐正。”俞平伯的信写于1979年3月14日,告诉吴世昌:“新加坡有周颖南者颇重视文献,托我转请顾老写字。及至写好送来,则赫然此七律也。跋语中确定为雪芹遗作,以晚年得见之为幸。”他自己的看法则未明示,只说:“认真比辨伪难,良信。”意甚微婉。参见吴世昌《红楼梦探源外编》第371至第372页。

  吴恩裕是曹雪芹这首佚诗的先睹者,他的《曹雪芹佚著浅探》中的一则“琐记”,对佚诗的来历和流传过程有所披露,其中写道:

  曹雪芹题敦诚之《琵琶行传奇》一折诗,敦诚于其《鹪鹩庵笔麈》中谓为“新奇可诵”,惜敦诚未引全诗……“全”诗既出,士林竞相传诵,《红楼梦》资料书,几无不翻印、注解,且复为文考释。近日颇有谓前六句为伪补者,又有谓为确系曹作者,一时视听颇乱。余以曾先睹此“全诗”为快,故仅就所知,以告读者。1971年冬,余在皖北濉溪之五铺镇,得周汝昌同志函示全诗,并云:“此诗来历欠明,可靠与否,俱不可知。”(1971年12月26日由北京所寄函)得周函后,余又函询该诗之所自来,据汝昌于1972年1月14日复函云:“(上略)至其来源,系人投赠,原录一纸,无头无尾,转托人送到。弟不在寓,亦未留他语。使弟一直闷闷,设法探访奇人。事实如此,原诗已奉目,弟绝无珍秘‘来路’之意,当荷见信。此与蜡石笔山照片之远投颁惠, 同为异事,可为前后辉暎(裕案:原即作‘暎’,下略)。”据此两函,则汝昌虽获此诗,因不知其来源也。1972年春,余自皖去沪转杭,由杭返京后,与汝昌相晤时,仍谓不知投诗者为谁氏。殆上海印布该“全”诗后,余始闻人言,汝昌曾告人,谓该诗系时人所补。斯时也,谈《红楼梦》者多以为异:益以既知为时人所补,必知其为何人,何不明言其人也?又颇有人认为,前六句即出汝昌之手。他友之关心此问题者,知余与汝昌相善,时来相问,亦有外地不识之同志,投书见询。遂再度致函汝昌。得复云:“(上略)场韵七律,前六句确系时人之作,此诗当年唯写与二人,一为家兄,一即兄也。家兄一见,亦甚惊奇。后设法探询,知为时人试补。其人原非作伪之意;不过因苦爱芹诗,恨不得其全,聊复自试,看能补到何种水平耳。其诗笔尚可,但内容甚空泛,此其破绽矣。(芹真诗必不如此!)(下略)”观此书词气,则前六句为汝昌所补之说,似非无据。盖其所云:“其人原非作伪之意”、“苦爱芹诗”、“恨不得其全,聊复自试”诸语,已足使人疑为补者自解之词。然近见彼于新版《红楼梦新证》七五O页已刊入“全”诗;据汝昌之附记所云:“按雪芹遗诗零落,仅存断句十四字。有拟补之者,去真远矣,附录于此,聊资想象。”则又并非自承。似此迷离惝恍之言,实令人难于判断此“拟补之者”之为谁。然余所最不解者则为:倘系汝昌自补,何以1973年汝昌刊于《文物》第二期《红楼梦及曹雪芹有关文物叙录一束》一文之提纲初稿(该文系余代《文物》所约,提纲初稿均先交余处,后转《文物》)中,竟有解释该“全”诗一节?以故余彼时认为:此六句诗当然非彼所补。虽其后汝昌又函余将该节取消(该文提纲《文物》编辑部未看到),倘非出自曹氏而系彼自己所补,即提纲初稿亦不应写入也。余意汝昌考证《红》、曹,历有年所,辨伪析疑之不暇,讵可含糊其词,以滋世人之惑!时至今日,何靳一言,以释众疑?吴恩裕:《曹雪芹佚著浅探》第232页至第234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最早看到佚诗的吴恩裕先生也被打到闷葫芦里了。不过他对佚诗的来历交代甚详,说明只有周汝昌深知诗案底理,因此他期待周先生站出来释疑。

  1979年,周汝昌先生终于站出来说话了。他说佚诗的前六句是他“试补”的,而且一共“试补”了三首,时间在1970年秋,刚从湖北干校回到首都的时候。至于有人“误以为真”,他说“这三首诗‘真’不了”,原因“一是内容空泛”,“二是诗的风格不对”:“我非雪芹,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出雪芹那样的诗句的。真假之分,端在此处可见,其他都不需细论了。”周汝昌:《曹雪芹的手笔“能”假托吗?》,参见《献芹集》第428页至第430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聚讼多时,红学界为之惊诧的曹雪芹佚诗案,终于了结,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笔者注:以上摘自刘梦溪《〈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作者]:刘梦溪,[出版]:中央编译出版社。

  公案玄机之五:

  周汝昌先生有故意误导嫌疑,实际上,一些红楼梦研究大家也被蒙骗。

  过去和现在,国内的一些红学大家和学者,包括蔡义江先生1995年专著《蔡义江解读红楼》,这首词是清朝人的作品,作者是曹雪芹在北京的好朋友,词的史料价值很高。具体误导的情况,笔者摘录《蔡义江解读红楼》如下:

  第四部分 西山文字在,焉得葬通州

  对敦敏指出名字来的《河干集饮题壁兼吊雪芹》诗又作如何解说呢?我以为此诗恰好证明了曹雪芹的墓不在北京东面的通州。为了讨论方便,还是再引其诗:

  花明两岸柳霏微,到眼风光春欲归。

  逝水不留诗客杳,登楼空忆酒徒非。

  河干万木飘残雪,村落千家带远晖。

  凭吊无端频怅望,寒林萧寺暮鸦飞。

  诗题把“集饮题壁”和“吊雪芹”联系起来,说明以往遇到大家在一起喝酒作诗的场合,总少不了雪芹,这河边酒楼大概就是他们曾来过的地方。雪芹诗思敏捷,高谈豪饮,总能增添大家的逸兴,所以以“诗客”“酒徒”相称,而在登此酒楼时想起他来了,现在再也不能相见,自然不免怀念他。诗的立意如此而已,与雪芹死在哪里、葬在哪里毫不相干。

  以为此诗与雪芹墓地有什么关系的,或许因为诗题中用了一个“吊”字。其实,“吊”固可用在眺望或来到死者墓地的情况下,如前引西郊游眺诗;但也可用在其他事物引起对死者的追念伤悼上,如林孝箕等《红楼诗借》中有《悼红轩吊曹雪芹先生》诗(见周汝昌《新证》),永忠有《因墨香得观〈红楼梦〉小说吊雪芹三绝句》等等,用得是很广泛的,此诗正亦属后一种,所以“凭吊无端频怅望”句用了“无端”二字。不是吗,说“凭吊”,实可吊而不可为凭;说“怅望”,虽望而又望,眼前却不存在真想要望的东西,它只有因怅然而悲所引起的无意识的举动。末句景象正渲染了这种心绪情态。倘若像有些同志想象的曹雪芹的墓就在近旁,则无论说凭吊或眺望,都非无缘无故,就不应用“无端”二字;今用了它,就只能证明雪芹之墓并不在这一带。此诗所说的“河干集饮题壁”,徐恭时考其地点在“通惠河的庆丰闸旁的酒楼上”(1976年9月6日的信),有人则沿河而东,把地点拉到更远得多的张家湾附近。但不论是近是远,此诗都无助于“墓石”提供者以假作真。

  属于“吊雪芹”而又指明其葬地之作的还有一首,是从周汝昌《新证》中《史事稽年•末期》部分读到的。周君将其引录于甲申年曹雪芹既卒、诸友好及他人的挽吊诗文、笔记之末,出处为佚名《爽秋楼歌句》——我不知这是怎样的一部书,作品也有一二处不得甚解,但它是了解一些曹雪芹情况的清人所作,是可以肯定的。《新证》成书较早,尚无雪芹葬地西东之争,且周君引录时也未加只字按语,故似无伪托之必要。正因为如此,我愿再抄引出来,作拙文立论依据之一:

  〔八声甘州蓟门登眺凭吊雪芹〕

  尽长空万里见神州,关河莽微曛。指盘房霭,巫闾缈没,寒木疏匀。去住归鸦万点,是山村。残石欺秋草,不表孤坟。

  回首红蕖铺海,傍清溪老柳,桥迹都湮。认谁家前邸,碧瓦尚连云。奋笔椽,黄车阅世;枉尔曹,牛鬼谤遗文。高风起,散余霞处,洒酒酬君。

  看标题,这首吊雪芹的词是写登临蓟门眺望所见所感的。蓟门,在北京的西北角。乾隆皇帝曾寻访其古城址,立碑题写“蓟门烟树”四个大字,使之成了“燕京八景”之一的地方,实不过是“元大都城西面城墙、靠北端的一个门,即肃清门的遗址”(见《北京地名漫谈》53页),并非真正的古蓟门。登城西望,郊野远处,便是曹雪芹晚年所居住的西山一带。故敦诚《寄怀曹雪芹》诗中即以“蓟门落日”四字指其所在。此词的作者登眺的方向,也正是西面,故开头写所见谓“关河莽微曛”,曛,落日余晖也;结尾则说“散余霞处”,余霞,落霞、晚霞也。

  上阕写所见景物,视野由大而小,从旷阔到集中,从远处的“去往归鸦万点”,归到“是山村”上去,点出雪芹的居处。“山村”之称,与敦敏《访曹雪芹不值》诗所写的“山村不见人,夕阳寒欲落”完全符合。接着就想象其埋骨之地,以申“凭吊”之意说:“残石欺秋草,不表孤坟。”他坟前的断碑残石,已早被茂密的秋草所掩埋,再要寻找墓址都很困难了。所以只得像词的结语所说,在古城上眺望着落日晚霞的远处,以酒酹地,表示祭奠了。我们退一步说,即使词的作者并不真正确知雪芹的墓址所在,只是据当时传闻这样写,那也是非常重要的证据。在“墓石”出现之前,又有谁曾听说过北京有曹雪芹葬于张家湾的传闻?

  从词的下阕所写来看,词作者还是相当关心并了解有关曹雪芹的一些事的。下阕前半仍是景物,分两截:“回首”三句,当是说词作者曾见到过的雪芹故居周围的环境;借“桥迹都湮”暗示其身后萧条,许多往事也都随时间而湮没无闻。这是回想中景象。“认谁家”二句,则是眼前所见,是用以作对比的。前面不远的地方,不知是哪一家的官邸,现在还建筑辉煌,气势巍巍,显赫得很。后接四句写所感,也分两截:先说雪芹奋起如椽大笔,把他一生对世事的观察经历写成小说。“黄衣”,西汉小说家虞初,号“黄衣使者”,人称“小说九百,本自虞初”;借代写小说的雪芹。然后再说世人对雪芹的妄加嗤点评议是徒劳的。所谓“牛鬼谤遗文”是说有人对雪芹传世文章乱加讥谤,比之为李贺的“牛鬼蛇神”文字,因而大有“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的愤慨。看来,词作者是读过敦诚的挽诗或其《鹪鹩阉杂志》的,后者有“余挽诗有‘牛鬼遗文悲李贺,鹿车荷锸葬刘伶’之句,亦驴鸣吊之意也”等语。但对敦诚以李贺比雪芹的诗句,不免有所误解,以为是在讥哂。长吉歌诗,后人本多不一的褒贬,而杜牧“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李长吉歌诗叙》)的赞词,也容易被人误当作是讥语,所以引得词作者生气了。其实敦诚是极佩服雪芹的。“牛鬼”之喻,只在赞其为文“新奇可诵”,并无“谤遗文”之意。

  总之,我觉得此词是考证雪芹葬地颇有参考价值的资料。周汝昌爬罗剔抉地搜集,功不可没。我希望不要因为尚未查出它是何时何人所作就忽略了它。

  附:本文主要是从正面申述我不信“曹雪芹墓石”为真的理由,有不得不涉及一些不同的意见者,也只是就事论事,绝没有想与持异见的同行师友们一争短长的意思。惟对好事者的作伪,颇不以为然耳。

  ——笔者节选自《 蔡义江解读红楼 》一书, 【作者】:蔡义江,【出版社】:漓江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5-05.

  但据沈文考证,这首词的作者不一定是清朝人,可能是现代人伪托的,很可能就是周汝昌先生本人“拟写”的。网友于是纷纷指责蔡先生是红学大家,为什么连这个常识的疑问也没有?甚至事件出水后,周先生置若罔闻,蔡先生也是借助网友传达了一个含糊的表态——所以各个论坛指责他们“一个作伪,一个证伪”,是不是混淆黑白,愚弄全国红迷?红楼梦还有学术品质和学问否?

  正如沈治钧先生所呼吁的:

  “在此种情势之下,周老先生的的确确有责任、有义务及时澄清其具体来历。尽管年登耄耋,但其著述精力仍如日中天,去岁一年里竟然推出9部新作,令人目不暇接。可见,眼下的周先生当然完全有能力说明此事。

  解铃毕竟还须系铃人。请如实告诉读者,那部“《爽秋楼歌句》”见于何处,现藏何方,书里还有什么内容,其作者“周氏”究竟是何时何地之何人?或者劳驾解释一下,先生对于该词为“何时何人所作”这一问题,到底是怎样判断的,为何将其录入《红楼梦新证》?为何不加任何说明便将其系于《史事稽年》“末期”的乾隆二十九年(1764)甲申之下?

  希望周老先生能够本着对学术负责的态度,俯察悃迫,不吝赐教。红学之谜已然够多的了,实在没有必要再多留下一个。”

  鉴于这个问题至关重要,直接牵涉到红楼梦的“三大死结”之一,因此笔者再次期盼周老能在有生之年,赏光出面解释清楚,用书面或网上说明这个疑案真相究竟是如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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