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是正史还是野史？ -经典文学作品

　　正史、野史与《红楼梦》

　　红学研究

　　随着新旧索隐派的产生和发展，评论派与索隐派的争论也日趋激烈。其中一个争论的焦点就是如何认识“正史”和“野史”，以及《红楼梦》反面是否隐有历史的问题。自从《红楼解梦》诞生以来，这种争论似乎已经到了白热化程度。近期的刘心武揭秘红楼梦又掀起了新的热潮。十年前，《红楼解梦》第三集(下)有一篇紫军先生于1996年底写的文章：“事实证明‘解梦理论’基本上是正确的——答《红楼梦学刊》”。该文针对“学刊”中发表的全盘否定《红楼解梦》的文章有一段关于“野史”的论述：

　　“批评者设‘节’论述‘野史不等于历史’，力图说明《红楼梦》一书和脂批中所说的‘野史’即指‘稗官’(小说)，而‘史公’即是小说家的代称。”文章指出，

　　“‘野史’和‘史公’都不能随意解释。‘野史’相对于官修‘正史’，即旧时私家编纂的史类书籍。由于中国古代往往文史不分——记史笔法多有文采，文学所记却含史实，因此‘稗官’(小说家言)与‘野史’也就连用起来。正因为如此，曹公和脂砚才担心读者会把《红楼梦》看作单纯的小说，把自己看作单纯的小说家，而忽略书中隐写着的历史，因此便通过脂批，反复将该书同‘野史’勾挂，并把作者说成‘史公’。‘史公’即记史的人。记史者所写的书，若与史无关，岂不怪哉!至于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本第一回，‘野史’条注中所写‘这里即指小说’一语，显然是错误的，怎可用来作依据?”

　　最近，清史专家阎崇年先生在《百家讲坛》讲的“清十二帝疑案”，非常精彩，使我收益匪浅。但同时也产生一些疑问，有些问题没有弄清楚，欲与阎先生商榷。其中就有关于“野史”与小说的关系问题。

　　主持人介绍说，“中国最后封建王朝给后人留下了一连串的疑案，也给清王朝十二帝的人生蒙上传奇的色彩”。阎先生是针对影视界历史影视作品的“戏说”泛滥，“为了澄清史实，还历史本来面目，从正史的角度为您揭开清十二帝疑案的神秘面纱”。从阎先生的讲演中，似乎并没有得到满意的答案。比如，关于“雍正死亡之谜”，先生把《红楼解梦》的“曹雪芹与竺香玉合谋杀死雍正”的结论，说成是“说法也很离奇，就是《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有一个恋人，这恋人叫竺香玉，长得很漂亮，能歌善舞，被雍正看上了，雍正把她收到宫里来。他夺了曹雪芹的所爱，于是曹雪芹就通过秘密的办法和竺香玉进行联系，竺香玉虽然身在皇宫，心还想着曹雪芹，于是见了一个机会，就谋杀雍正。这个也是野史小说之言，没有任何历史根据，不可相信。”在这里，阎先生显然是把《红楼梦》与《红楼解梦》也说成“是野史小说之言，没有任何历史根据，不可相信。”即全盘否定。果真如此吗?我看很值得研究探讨。

　　一，正史的缺憾

　　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正史?它有哪些缺憾?也就是局限性。《辞海》云：“正史，指《史记》，《汉书》等记传体史书”。由此可知，象《二十四史》，《清史稿》，和北洋军阀政府的《新元史》等，都应该属于正史之列。正史是由官方组织编纂的。在阶级社会中，由于正史的阶级性，决定了历朝历代的封建统治者在编修历史时，不可能做到实录其事，而必有严格的取舍。其最高准则，就是皇权利益。一切有利于皇室尊严和皇权利益的事，他们会大书特书，竭尽歌功颂德之能事。一切不利于或有损于皇室尊严和皇权利益的事，他们会不写或少写，竭尽删削篡改之能事。不论是皇帝还是王爷;也不论是皇后还是皇妃，概莫能外。这正是造成“清十二帝疑案”的根本的阶级原因和历史原因。从阎先生的演讲中，我们可以看到，清王朝296年的历史，其历史档案全部都是按照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皇帝的旨意编纂和修订的。这样编纂历史的结果，自然就造成了疑案重重，形成了大量历史之谜。比如，阎先生讲的“雍正即位之谜”，“雍正死亡之谜”，“乾隆即位之谜”，“乾隆的两位皇后死亡之谜”，“容妃之谜”等等。这就是官修正史的缺憾，是历史档案的历史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

　　对官修正史，我们应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来科学对待，要采取辨证的、客观的、历史的、阶级的分析态度，而绝对不能采取简单化、绝对化、甚至神圣化的态度。正史中记载的东西，历史上不一定就是这么回事;正史中没有记载的东西，历史上也不一定就没有这么回事。所以，对历史和史料必须进行科学研究，对历史研究中有成就者，我们称之为历史学家或史学专家。历史学家的任务不仅仅只是解释正史，更重要的是从正史的那些简要记载的联系中，再结合文物考古和其他有关资料，去揭示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真实面貌。特别是当有些专家已经揭示出某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的历史真相的时候，我们也不能用正史中没有记载，或记载不清，或“没有历史根据”，去简单地主观的予以全盘否定。而必须进行科学的论证，看其是否真有道理?哪些论述是正确的?为什么正确?哪些论述是错误的?为什么错误?要言之有理，论之有据。简单的绝对的肯定或简单的绝对的否定都是不可取的。

　　阎崇年先生是一位颇有成就的清史专家。但是，在这次讲演中，我认为有些问题并没有讲清楚。例如，关于雍正之死，史书记载的非常简单，雍正的死因也没有记述清楚。这才造成了雍正之死的疑案。如果仅仅从正史和历史档案中去找现成答案，那是找不到的。在“记载不清”的正史和历史档案中去找“历史根据”，来验证其他理论是否正确?这在哲学上这叫做“二律背反”。

　　阎先生说，雍正之死，“大家比较感兴趣的，就是中了丹毒死的。”雍正中期得了一场大病后，想长生不老，于是开始相信道教。“雍正长期吃炼丹的丹药，可能汞，铅，硒一些重的金属中毒，应当说雍正的死和铅中毒和丹中毒有一定的关系” 。“现在雍正的死根据宫廷的档案来说，那就是官方的记载，可能是正常的病死，也可能就是吃丹药中毒而死，我想可能是多种原因，最后导致了一个结果，所以雍正58岁就死了”。看!阎先生一连用了四个“可能”，说了四种结果：1.可能是“金属中毒”;2.“可能是正常的病死”;3.“也可能就是吃丹药中毒而死”;4.“可能是多种原因”。阎先生说，他是“根据宫廷的档案来说”的，“那就是官方的记载”。既然是“官方的记载”，“宫廷的档案”，雍正的死因就应该是确定的，就不应该是“疑案”，就不应该是“四个可能”，“四个结果”。其实，阎先生的心里也没底。实际上，在雍正的死因这个问题上，阎先生列举了五种说法：一是被吕四娘砍了头死的。二是被曹雪芹竺香玉谋杀的。三是被一个宫女给勒死的。四是得了中风死的。五是中了丹毒死的。前四种说法被阎先生以“不是历史事实”、“没有历史根据”给予全盘否定了。后一种说法虽然有“历史根据”，但还是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说到底，“疑案”还是“疑案”，没有解决任何问题。这种依据正史中没有明确记载或记载不清的所谓“历史根据”，来完全否定野史的“说法”，完全否定《红楼解梦》的结论的做法，是否妥当?如果阎先生真想要破解“雍正死亡”之疑案，那就首先要转换历史学家的思维方式，突破自身的历史局限性，换一个角度考虑问题，即，把正史与野史结合起来，像《红楼解梦》那样，把《红楼梦》和脂批当作可靠的历史资料，通过科学的判断和推理，从《红楼梦》和脂砚斋的批语中去找答案，从《红楼梦》和脂批以及清史档案的蛛丝马迹的相互联系中去找答案。

　　二，野史的价值

　　什么是野史?野史一点价值也没有吗?中国的野史与“小说家言”，即小说家们虚构的“假语”和“荒唐言”是一回事吗?《辞海》云：“野史，指旧时私家著的史书，如，稗官野史”。稗，记载軼闻锁事的书。轶，散失。轶闻，史书不记载的事。由此可知，野史应该属于史书之类。正史和野史是一对相反相成的史书范畴，正史的缺憾正是野史产生和流传的前提和条件，而野史的流传却是正史缺憾的必不可少的补充。野史与正史的相同点是：它们都属于史书的范畴。它们的不同点在于：正史由官家编纂，野史由私家著述;正史代表统治者的意见，野史代表被统治者的看法;正史记载的好事，野史可能记成坏事;正史记载的清官，在野史中可能就是一个贪官。因此说，正史不可不信，但也不可全信，更不可迷信。野史不可全信，但也不是毫无价值。正史中没有记载的，或被官家删削篡改的人和事，可能在野史中和民间传说中很流行。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比如，山海夫先生在“正史与野史”一文中就写到，“正史里的好官多，野史里的贪官多。就拿清史来说，野史里的那些贪官污吏、势利小人，到了正史里都变成了正人君子。这就是正史和野史最大的不同和差别，同一个人，在正史和野史里简直成了‘两面人’，不读野史，不识真面” 。“到底信谁?信正史还是信野史?我觉得宁肯信野史。因为正史是‘官方立传’，粉饰的东西太多。而野史，来自一种‘民主’的渠道。” 最有代表性的是崇礼这个人物。“他在官方的政声就不如在民间的‘民声’更真实”。正史《清史稿》中的崇礼是一个忠于职守、被皇帝赏识的好官，而在野史《述庵秘录》中，说崇礼是一个行贿要官，巴结权贵，搜刮贪暴，鱼肉百姓，贪生怕死之徒。

　　正史和野史中记载的人和事，之所会出现这种截然相反的结果，其根本原因概出于记史者的阶级立场。阶级立场不同，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看法也就不同;阶级立场相反，对历史的评价也就会完全对立。

　　野史的产生和存在，是由正史的缺憾造成的。正史中不能记、不许记、不详细记载的，记载不清楚的，或被篡改删削掉的人和事，给野史的创作和流传提供了土壤和条件。从某种意义上说，野史是正史的不可或缺的必要补充。野史，包括一些民间传说，并非空穴来风，毫无价值，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全盘肯定，固不可取。全盘否定，是否妥当呢?

　　我们仍以雍正的死亡原因为例。雍正是怎么死的?正史中记载不详。于是就产生了许多传说，阎先生列举了五种：一是被吕四娘所杀。二是被竺香玉所杀。三是被宫女所杀。四是中风而死。五是中丹毒而死。对于第五种说法，正史中也没有给出肯定的答案。其他四种肯定是野史或传说了。这四种说法有什么联系没有呢?有。前三种说法可能是由一种说法演变而来的，一、她们都是女人。二、她们都是宫里人或混进宫去的。她们会不会是一个人呢?会不会就是那个传说中的“女侠”呢?传说中为什么把杀害雍正的凶手说成是一位“女侠”而不是“男侠”?难道一点根据也没有吗?杀害雍正皇帝，属于大逆不道，犯上作乱，依法应该满门抄斩，株连九族。官修正史和历史档案岂能容她?即使位居皇后，也必不能留，而必删削殆尽而后快!而在民间，在野史中，她却是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是一位女中豪杰。人民称她为“女侠”。曹雪芹的《石头记》就是为她树立的一座“高经十二丈，方经二十四丈”硕大的丰碑!《红楼解梦》详细论证了竺香玉与曹雪芹合谋杀死雍正的全过程，而且在《红楼梦》第七十八回“老学士闲征姽婳词” 中设专节介绍“林四娘”的故事。林四娘与吕四娘难道真的毫不相干吗?把这些问题联系起来认识，难道一点价值也没有吗?所以，我认为，对于野史和民间传说的价值，不能一概排斥和否定。更不能把像《红楼梦》这样伟大而复杂的作品简单地归入野史小说一类，并连同它的史料价值一起而加以否定。

　　三，《红楼梦》的史书特质

　　很显然，《红楼梦》肯定不是正史，但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野史。那么，《红楼梦》到底是一部怎样的书呢?是一部纯粹的小说，还是利用小说做掩护隐写的一部历史?这个问题已经争论了200多年了，至今毫无结果。《红楼解梦》虽然解出了这段历史，但至今还没有被红学界和史学界的多数专家学者所认识和肯定。关于《红楼梦》的史书特质，《红楼解梦》第一集中“反照《风月宝鉴》”一文作了详细论述。据此，本人在红楼艺苑网上也连续发表了几篇文章，来反复说明这个问题。有：

　　1.《红楼梦》的本质属性是历史

　　2.《红楼梦》的艺术结构：历史与小说的奇妙结合

　　3.从曹雪芹的写作秘法看《红楼梦》的史书特质

　　4.从整体联系上认识和把握《红楼梦》的主线

　　下面我再简单归纳一下：

　　1.《红楼梦》有正反两面，正面是小说，反面是历史。

　　2.《红楼梦》似野史，但又不是野史。

　　3.《红楼梦》是一部把历史隐写在小说之中的奇特的书。

　　《红楼梦》又名《风月宝鉴》。作者借跛足道人之口说，此“鉴”有正反两面，两面皆可照人，“千万不可照正面，只照反面，要紧，要紧!”作者又借脂砚斋的批语达知读者，“凡看书人，从此细心体贴，方许你看，否则此书哭矣!”这条批语把《红楼梦》与“宝镜”视为一物。又说，“此书表里皆有喻也”。“观者记之，不要看这书正面，方是会看” 。作者自云：《红楼梦》正面是一部“空虚幻设”的小说，背面则是“按迹循踪，不敢稍加穿凿”的历史;正面是“假语”，背面“隐有真事”;正面是“满纸荒唐言”，背面是“一把辛酸泪”。

　　关于《红楼梦》的史书特质，作者有言：一是告诉读者书中有“真事隐”在其中。二是将自己的作品与野史相类比，同时指出，野史有三大弊端：一是朝代“无非假借‘汉’‘唐’的名色”;二是内容“千部一腔，千人一面，且终不能不涉淫滥”;三是文法的“非理即文，大不近情，自相矛盾”。而《红楼梦》则不同，朝代上“不借此套，只按自己的事体情理，反倒新鲜别致”;内容上记述的是“我这半世亲见亲闻的几个女子”的“事迹原委”;文法上是“按迹循踪，不敢稍加穿凿，至失其真”，“实录其事”。

　　批书人脂砚斋也反复将《红楼梦》视为野史，将曹雪芹称为“史公”。在脂批中有五处将《红楼梦》视为野史，不只一次将曹雪芹称为“史公”。这是明确告诉读者，《红楼梦》具有史书性质。但同时，脂批又说，《红楼梦》不同于一般的野史，恳切要求读者保护它。说“此书不免腐儒一谤”，“凡野史具可毁，独此书不可毁”，“史公用意，非读死书之子所知”。当书中写到若不及早毁掉宝镜，将会“遗害于世不小”处，脂批说这些人是“腐儒”。脂批还大骂由于看不懂《红楼梦》的隐情而攻击诽谤此书者为“腐儒”。在“你们自己以假为真。何苦来烧我”处，脂批告戒读者“观者记之”。所有这些脂批，都是在反复告诉读者，《红楼梦》不是一般的野史或小说家言，而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史书。

　　早期读者戚蓼生在他的《石头记》序言中，称曹公著书时运用了“史家之曲笔”。也是在提醒读者，曹雪芹不是在写小说，而是在用“史家之曲笔”写历史。(以上详见《红楼解梦》第一集“反照《风月宝鉴》”一文)

　　《红楼解梦》用了20多年的时间解出了《红楼梦》背面所隐的这段真实历史。

　　可是，我们的红学家们却说，“解梦”理论是“歪理邪说”，“无稽之谈”。作者是“走火入魔”。并反复强调，《红楼梦》仅仅是一部小说，反面无秘史，“新索隐派之路走不通”，“是考证派误解了《红楼梦》”。

　　我们的清史学家阎崇年先生也说，“解梦”的“说法也很离奇”，“这个也是野史小说之言，没有任何历史根据，不可相信”。

　　我始终弄不明白一个问题，《红楼梦》和《红楼解梦》已经把问题说的够清楚的了，只要是有文化有头脑的人，一看便知，一琢磨就懂。可是，我们的红学家和史学家为什么总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和神秘化，同时又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和绝对化?我们看到的只是其“全盘否定”之结论，却看不到其系统的理论阐述和详细的反驳文章?至少你要说一个“为什么”吧。学术争论要“以理服人”，你总得要讲“理”才行。不讲“理”，如何“服人”?

　　我喜欢并欣赏《红楼解梦》，因为它是一部完全“讲理”的作品。它对《红楼梦》研究中的38 个重要理论观点，都给予了详细地论述和论证，并用史料一一进行了验证。实践证明，《红楼解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是近年来不可多得的一部红学研究专著。我们的红学家们，历史学家们，应该认真地研究研究它。其正确做法应该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思想，克服专业局限性和历史局限性，把《红楼梦》和脂砚斋批语作为重要的历史资料来严肃对待和认真研究，把《红楼梦》和脂砚斋批语与正史和历史档案中的蛛丝马迹联系起来，运用超常的思维能力进行辨证思考。当这些工作做完了，正确的结论也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

　　2006年2月18日星期六于新疆伊宁市

　　红楼人物

　　金陵十二钗正册：林黛玉（判词）、薛宝钗（判词）、贾元春（判词）、贾探春（判词）、史湘云（判词）、妙玉（判词）、贾迎春（判词）、贾惜春（判词）、王熙凤（判词）、巧姐（判词）、李纨（判词）、秦可卿（判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