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解读“元妃省亲”
红学研究
一、胡适先生解读“元妃省亲”南辕北辙
“元妃省亲”是《红楼梦》的重头戏，对“元妃省亲”的解读，也是胡适红学的立论基础所在。胡适先生断定《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红楼梦》故事是以曹家在南京担任江宁织造期间的真实生活为原型创作的，其主要根据就是认定《红楼梦》书中借省亲描写康熙皇帝南巡，史料记载曹家一共接驾四次，书中赵嬷嬷对王熙凤也说甄家接驾四次，因此，胡适先生断定，书中的甄家就是贾家，其原型都是曹家。朋友们不妨重新翻阅一下胡适先生的《〈红楼梦〉考证》，便可清楚知道对“元妃省亲”的解读在胡适红学中的重要地位。
“元妃省亲”对胡适红学的重要性可谓大矣。可以说，今天红学主流派几乎所有的学说，都根源于胡适先生对“元妃省亲”与曹家接驾的附会，正是由于对“元妃省亲”就是隐写曹家接驾的认识为基础，才开始了对曹寅祖孙三代任江宁织造期间事迹的研究，才确立了曹雪芹的作者地位，才创立了所谓的“曹学”。如果胡适先生的附会不成立，“曹学”成为学术界的笑柄，那么整个主流红学大厦就会轰然崩塌，百年红学就会成为一场令国人哭笑不得的闹剧，多少毕生为《红楼梦》研究呕心沥血的老专家将为自己终身做无用功而扼腕太息。问题的严重性自不待言。人们不禁要问，这样严重的问题有可能产生么?
我们当然不希望红学界出现如此难堪的学术丑闻，我们对胡适先生及其继承者冯其庸、周汝昌等大师的毕生努力抱着深深的敬意。但是，感情是不能代替学术的，“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我们不能明知道胡适红学所走的道路是南辕北辙，仍为了顾全某些名人的面子而曲意掩饰，也不能出于对大师们的盲目崇拜而违心逢迎，更不能沿着错误的道路继续奋勇前行。不撞南墙不回头，撞了南墙也不回头，这恰恰是今天红学主流派顽固心理。本文如果得罪了当今主流红学界的各位朋友，敬企见谅，因为这是不得已的事情，笔者不能为了顾全朋友的面子而放弃对真理的探索。
胡适先生解读“元妃省亲”的方法，恰恰犯了他自己痛诋的“猜笨谜”的弊病，陷入了“附会”的泥潭。他看到《红楼梦》书中赵嬷嬷说甄家当年曾接驾四次，在清史资料中又发现曹家当年确实接驾四次，两者是如此偶合，因此就毫不犹豫地说：看，曹雪芹在写自己家当年的事情!问题是，胡适先生当年是否认真阅读过《红楼梦》，是否真的看懂了《红楼梦》，大可怀疑。每个认真的读者，只要精心阅读和思考，不难发现胡适先生附会的漏洞。
其一，《红楼梦》书中描写元妃省亲的过程，并非千里迢迢从北京远赴南京，而是从同一城市的宫中到大观园，路上时间不过一两个时辰而已，考虑到当时轿子的行进速度，也就走了十几里路程吧，距离并不远。省亲结束后，元妃并未在大观园居住，而是与祖母和父母依依惜别后，含泪连夜又回到宫中。这与曹家接驾的场面根本不同，康熙皇帝远途跋涉来到南京，长驱三千里，路上需要几十天时间，一两个时辰如何能到达?曹家以织造府作为康熙皇帝的行宫，皇帝在南京期间是住在织造府里的，也不可能连夜又回到北京皇宫。
其二，《红楼梦》书中用于接待元妃省亲的大观园，“芳园筑向帝城西”，可见位置在城市的西边。南京为六朝古都，可以称为“帝城”，但曹家的织造府及其附属的西花园，位置无论如何也谈不到在这个帝城的西面!书中大观园的形势是“芳园筑何处，仙境别红尘”，既离开红尘滚滚的城市，又与城市相距不远，就在“帝城”西边不远的一个类似世外桃源的地方。曹家的织造府在南京城中，所在位置并非“别红尘”的“仙境”。书中大观园“衔山抱水建来精”，“山水横拖千里外”，园子周边衔山抱水，形势壮阔，这与江宁织造府的形势更是相去甚远，在织造府中，无论如何也看不到横拖千里的“山水”，更看不到高起五云的“楼台”!
其三，《红楼梦》书中王熙凤与赵嬷嬷对话说，甄家接驾四次是“当年太祖皇帝仿舜巡”时候的事，接待的是“太祖”，并非元妃;接驾的是甄家，并非贾家，这四次接驾与元妃省亲根本不是同一时期的事情。王熙凤当时尚未出生，只是听说过，并未亲见，所以感叹自己生晚了。但距离元妃省亲的时间似乎也就是五六十年，不会太久远，因为赵嬷嬷当时“刚记事”、也就是十几岁吧，曾亲自见识过;现在她“七老八十”了，距当时应该有五六十年了，所以只能凭回忆发一大通“罪过可惜”的感慨。康熙皇帝四次南巡驻跸江宁织造府，是前后相继的事情，中间没有几十年的间隔，如果《红楼梦》是借元妃省亲写曹家接驾，时间上根本就不对。假如“元妃省亲”是隐写康熙南巡，那么，就是从康熙第三次南巡的1699(康熙三十八)年上推五六十年，也反推到了1639——1649年之间，这是明清交替时代的事情，这个时候，根本没有什么清朝的“太祖皇帝”南巡之事，曹寅的父亲曹玺，还在东北和西北领兵打仗，根本没有到江宁织造任上。
其四，有一个很奇怪、也很重要的情节，红学家们很少注意到，就是《红楼梦》作者把“太祖皇帝”巡游比作“舜巡”。这可是大有奥妙的说法!古代舜帝巡视三山五岳，死在了巡游途中，他的湘江边上的两个妃子娥皇女英，哭舜帝的斑斑泪水，染红了湘竹，此竹便由此称为“斑竹”，毛泽东先生诗中曾有过“斑竹一枝千滴泪”的说法可证。如果《红楼梦》作者敢把康熙南巡比作“舜巡”，那简直是诅咒皇帝在巡游中死去，这是大逆不道的事情!曹雪芹因为家庭败落，可能对查抄他家的雍正皇帝心存不满，但康熙皇帝对曹家可是恩重如山啊，曹家的富贵荣华可以说都是康熙皇帝给的!曹雪芹怎么能盼望他死在南巡途中呢?
其五，与上一个问题直接相关的，就是林黛玉与她居住的潇湘馆的称谓问题。林黛玉是个尚未破瓜的妙龄少女，为什么要取“潇湘妃子”的别号?须知“潇湘妃子”就是舜帝的妃子娥皇女英，就是因舜帝死去哭丈夫哭红了斑竹的人，难道林黛玉与“舜巡”有什么关系么?更奇怪的是，建大观园接待元妃省亲，大观园中景点可谓多矣，元妃也一一游览过，并未在潇湘馆特意停留，可是，作者为什么单单把潇湘馆题为“有凤来仪”?潇湘馆的景物特点是“窗前也有千竿竹”，竹影在窗纱上摇曳是引发林黛玉伤感的最通常触媒，与“舜巡”、“潇湘妃子”、“爱哭”联系起来思考，其奥妙难道不发人深省么?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看出，《红楼梦》中所写的“元妃省亲”，根本不可能是隐写曹家在江宁织造任上接驾四次的事情，也不可能由“元妃省亲”情节来证明《红楼梦》是以曹家旧事为原型创作的，当然更不可能证实曹雪芹的作者身份。胡适红学根本就是建在沙堆上的一座大厦，早就应该到了轰然倒塌的时候了!
二、“元妃省亲”另有生活原型
胡适先生所附会的《红楼梦》元妃省亲情节是隐写康熙南巡、曹家接驾的传统说法，应该说不攻自破了。《红楼梦》所描写的“元妃省亲”一事，与曹雪芹和他的爷爷曹寅没有什么关系，换句话说，《红楼梦》根本就不是以曹寅家事为原型创作的。红学界那些关于曹家与雍正朝宫廷斗争关系的附会，那些关于曹家与“阿其那”、“塞思黑”关系的猜测，都与小说《红楼梦》毫无关系。那么，《红楼梦》作者精心描写的元妃省亲，其生活原型究竟是谁、是什么时期的事情呢?
根据笔者考证，《红楼梦》中的元妃省亲情节，确实是隐写的康熙皇帝南巡，但南巡的地点不在南京，而是在杭州;南巡的接驾人也不是曹寅，而是高士奇;进一步说，能够在《红楼梦》中记载元妃省亲这件事情的人当然也不是曹雪芹，而是高士奇的同乡好友洪升。
现在红学界有些学者不知是何居心，几乎是在有意误导读者，他们几乎把康熙南巡与曹寅接驾四次等同起来，让读者以为康熙到了江南似乎就只到过南京一地，只住曹寅的织造府一家。这是严重地歪曲历史!康熙南巡前后凡六次，南巡路线都是是沿京杭大运河南行，巡幸的地方有扬州、南京、杭州等诸多城市。曹家接驾四次只是康熙皇帝巡视到南京一地的事情，皇帝巡视到其他城市还有别的官员接驾;即使是同一次南巡中，在不同的城市接驾的人也有好多，曹寅只是若干人中的一个。
《红楼梦》中描写的“元妃省亲”过程，与曹寅接驾四次的哪一次过程也不相同，倒是同史料记载的高士奇在杭州接驾一次的过程完全相同。高士奇就是康熙朝那个位高权重的“南书房侍读”，号称“万国金珠供澹人”(高士奇字澹人)的著名人物，他是康熙皇帝的亲近之臣，也可以说是宠臣。蔡元培先生在《〈红楼梦〉索隐》中对这个人有详细考证。康熙朝朝廷党争严重，高士奇是“南党”领袖之一，康熙二十九年，由于以明珠为领袖的“北党”的攻击，高士奇被皇帝解职归里。
高士奇是杭州西溪人，与洪升是小同乡。说来也巧，二人不仅同年生(1645)，同年死(1704)，还几乎一起在北京生活了二十多年。不过在京期间高士奇当了大官，发了大财，洪升却只当过国子监监生，一个穷学生，没有一官半职，穷的时常断炊。不过二人之间的友谊却历久弥新，保持终生。洪升在康熙二十八年因为在“国丧”期间聚演《长生殿》，受到朝廷的“斥革”“下狱”处分，康熙二十九年从北京返回故乡杭州，与高士奇返籍时间也在同一年。
康熙皇帝一共南巡六次，前四次分别发生在康熙二十三年、二十八年、三十八年和四十四年。《红楼梦》通过元妃省亲隐写的这一次接驾，是隐写的康熙三十八年第三次南巡。这一次康熙皇帝巡幸到了杭州，驻跸在浙江巡抚衙门特备的行宫里。高士奇闻听皇帝到了杭州，作为当朝老臣、皇帝当年的心腹，提出请皇帝到他的家乡西溪一游，让他尽一尽地主之谊，接驾一次。康熙皇帝高兴地答应了。于是，就有了《红楼梦》书中描写的“元妃省亲”的全过程——
其实，高士奇早就知道了康熙皇帝要再次南巡的消息，为了接待皇帝，他事前做了精心准备，特意修建了接驾的花园——西溪山庄。这个西溪山庄的特点就是竹林茂密，十分清幽。康熙皇帝到了这里后，十分喜欢这里的宁静淡雅，亲笔为西溪山庄题写了“竹窗”二字。朋友们可以仔细想一想，这个西溪山庄是《红楼梦》中的什么地方呢?相信都能看得出来，这就是林黛玉居住的“潇湘馆”!潇湘馆的最大特点，就是“窗前也有千竿竹”，窗前不论昼夜，都有竹影摇曳。为什么《红楼梦》作者单单把潇湘馆称为“有凤来仪”?就因为这里才是接待康熙皇帝的真正场所!
有的朋友可能要问，《红楼梦》中接待元妃的地点是整个大观园，不仅是潇湘馆啊?问的好极了。《红楼梦》中大观园的原型，是整个西溪景区，面积很大，高士奇的西溪山庄(也就是潇湘馆的原型)只是其中的一个景点。朋友们有时间，不妨亲自到西溪实地考察一下。今天的西溪，已经被辟为国家级湿地公园，游人正旺。历史上的西溪，从宋朝直到清朝，却是一个都市里的村庄，风景十分秀美、幽静，犹如一个天然少雕饰的妙龄村姑，杭州籍的历代致仕官僚和风雅文人，都愿意到这里来构建别业庵堂，以躲避尘世的喧嚣，做养静的场所。西溪的主要标志性景物，是梅花、翠竹和芦苇，这与《红楼梦》中大观园是完全一致的。
高士奇的西溪山庄今天已经不存在了，其地点今人称作“高庄”，也就是高士奇初建的村庄的意思吧。高庄的附近，有洪府和洪园，这是洪升的故园，从小的天堂。这里应该是大观园中“怡红院”的原型。洪府洪园是洪升的六世祖、明朝成化年间的太子太保、兵部尚书洪钟所建。洪家是个“百年望族”，“宋代父子公侯三宰相，明季祖孙太保五尚书”(洪家祠堂联)。高士奇接驾时，洪家已经败落，但故宅故园还在，外观上当年的豪阔气势还在。皇帝乘船去高士奇的西溪山庄，要经过西溪的很多景观，皇帝在西溪游览，也要游览这些著名景点，洪府洪园在当地历史悠久，名气很大，应该是游览景点之一。洪升与高士奇关系密切，又是近邻，很可能参与了高士奇的接驾活动，所以能在《红楼梦》中把元妃省亲全过程写得绘声绘色，生动传神。
在高庄、洪园的周边，还有“花坞”，历史上这里香花遍地，香飘十里，是游览西溪必到的景点之一。古人称香花为“蘅芜”(或者“蘼芜”)，所以《红楼梦》中把这里称为“蘅芜苑”，让薛宝钗居住。不过今天花坞早已不存在了，被一个很重要的单位占用，人们只能通过史籍和传说来了解当年情况了。
西溪的核心景区中，首推“秋雪庵”，每到秋季，芦花如雪，蔚为壮观，故名。这里历来是游览西溪的首选之地。在《红楼梦》大观园中，作者把这里写成了“芦雪庭”，供探春居住。书中“芦雪庭”也叫“芦雪庵”或“秋爽斋”。湘云在这里烤鹿肉吃，黛玉就曾说“我为芦雪庵一大哭”。“秋雪”和“芦雪”都是秋季芦花如雪的意思，《红楼梦》作者取名还是很尊重原地名的。
秋雪庵附近，有个地名叫“藕香桥”，是游人到秋雪庵的必经之处。这里原来是个木桥，今天桥已不存，但地名仍在。传说藕香桥旁边的水面中，原来还建有一个四面临水的亭子，叫做“藕香榭”。《红楼梦》作者是原封不动地把以“藕香”二字命名的一桥一榭写在书中的大观园里面，让惜春居住。藕香桥附近，水浅滩多，盛产红菱，古人称这里为“红菱洲”，在《红楼梦》里，作者把它写成了大观园的“紫菱洲”，让迎春居住。
提醒朋友们注意《红楼梦》书中各景点名称的微妙之处：“潇湘馆”为什么称为“馆”?因为它是皇帝驻跸的馆舍;“怡红院”为什么称为“院?，因为它是洪升家庭的府邸;“蘅芜苑”为什么称为“苑”?因为它是一个大花圃;“芦雪庵”(秋爽斋)为什么称为“庵”(“斋”)?因为这里本来就是出家人清静梵修的庵堂，古代读书人喜好借寺庙读书，所以这里也是读书人闭门苦读的好地方;“藕香榭”为什么称为“榭”?因为这里只是一个水中的亭子;“紫菱洲”为什么称为“洲”?因为这里本来就是盛产红菱的洲渚。如此等等，洪升在《红楼梦》大观园的描写中，忠实地记录了故乡的景色，真是“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啊!
我们不妨再比较一下《红楼梦》大观园与杭州西溪的山水形势。西溪位于杭州西部十里左右，与西湖只隔一道山梁，山南是西湖，山北是西溪，当年西湖很热闹，西溪却很清静。《红楼梦》书中说大观园筑在“帝城西”的一个“仙境别红尘”的地方，杭州是我国六大古都之一，当然可称“帝城”，城西距“红尘”不远的仙境，就是西溪。西溪依山面水，山下面就是转山河，山水的特点是横向的，绵延很长的;我们再来看《红楼梦》书中怎样形容大观园景致：“衔山抱水”，水随山转，正是西溪转山河的特色。“五云中”建有楼台，五云山恰是杭州一座山脉的真实名称。“山水横拖千里外”就更形象了，活脱画出了西溪山水横向分布的典型形势。
我们再来看一看《红楼梦》书中元妃省亲的行踪，与康熙皇帝巡幸西溪山庄是否相同?书中描写元妃是傍晚才从宫中出发，夜游大观园后，又连夜赶回宫中;康熙皇帝也是傍晚才从杭州行宫出发，夜游西溪山庄的，游历后，康熙皇帝也是连夜赶回城内行宫。元妃下轿后，是乘船游览的大观园;康熙皇帝抵达西溪后，也是改轿为船，沿河游览各处景点。元妃游大观园，所乘花船穿行于两岸的辉煌灯火之中，场面蔚为壮观;康熙皇帝游览西溪时，高士奇也沿河布置的灯火通明，其壮观程度可想而知!
康熙皇帝?次飨陆纬舜牡胤剑笕顺莆坝萸拧敝两竦孛檀妫徽饫镉Ω镁褪恰逗炻ッ巍分忻栊丛谴牡胤健稗ね』ㄤ印薄?滴趸实鄣酱镂飨阶螅吹皆鹿庥痴障拢裼霸谖飨阶拇吧弦∫罚那榇笪咝耍侍庑戳恕爸翊啊倍帧E笥衙强梢韵胍幌耄逗炻ッ巍分形裁吹サグ唁煜婀萏饷坝蟹锢匆恰保蛭饫锞褪俏飨阶脑停煜婀莸囊勾爸裼熬吧怯是滋獾模赐反蟮暮埽?
朋友们注意到《红楼梦》描写大观园省亲灯火辉煌盛景时，那块“石头”说的一段莫名其妙的话么?石头说，自己是被“夹带”着观看到如此盛景的，由此想到了昔日自己在“大荒山”的荒凉，今日经历这般胜景还想作几篇《省亲赋》、《灯火赋》等等。这段话暗含着洪升自己的真实经历：高士奇接驾，洪升作为一介草民，也是西溪山庄的邻居，确实是被“夹带”着方能观看皇帝巡游场面的;看到如此胜景，洪升不由得想起十年前自己由于在京城获罪，被朝廷革去了功名，永远断绝了仕进的道路，痛心疾首跑到京郊盘山(大荒山)去逃禅，夜听虎啸猿啼时的凄凉。做什么《省亲赋》之类，本来就是洪升所长，当年在北京，康熙皇帝巡视国子监，洪升正在这里读书，曾经写过“一百韵”的长篇歌赋，歌颂皇帝的盛举。这次洪升是否又写过歌赋，就无从考究了。话说回来，《红楼梦》的创作，不就是最好的《省亲赋》么?
康熙皇帝六次南巡，扬州、南京、杭州都是必去之地，有的朋友可能要问，你凭什么断定《红楼梦》书中写的就是第三次南巡的场景呢?这是因为，康熙皇帝巡幸中，别的地方都重复去过，惟独到杭州西溪巡幸，只有一次。《红楼梦》记叙的元春省亲场面是如此独特，大观园的景色与西溪完全相同，省亲的夜游过程与康熙巡幸的过程完全相同，与康熙其他次南巡及巡幸其他地方的活动，都有着明显的不同特点。所以，我们完全可以推论，《红楼梦》描写的就是这一次，也只能是这一次!
西溪面积很大，景点众多，康熙皇帝游览的景点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不知朋友们注意到没有，《红楼梦》在描写宝玉为大观园题写匾额的场面中，在描写元妃游览大观园的场面中，把姐妹们后来居住的地点都写到了;但是，书中后来又出现了“凸碧堂”、“凹晶馆”等开始并未交代的景点，这是为什么?因为这些景点当时康熙皇帝未去游览，所以《红楼梦》书中描写元妃省亲场面时也就未做交代。
这些书中开始未交代的景点在西溪也是有原型的：“凸碧堂”的原型应是冯梦祯家的“快雪堂”，冯梦祯是明朝著名的官僚文人，收藏有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此堂以帖命名。康熙南巡时，冯梦祯的儿子冯云将在此居住，著名的冯小青被虐待致死的悲惨故事，就是发生在他的家庭中。《红楼梦》中使用了冯小青的著名诗句：“瘦影自临春水照，卿须怜我我怜卿”。
“凹晶馆”的原型，应该是著名文人汪然明的“西溪别业”。汪然明这个人很豪爽，有“黄衫豪客”的美称，收养或资助过很多落魄文人和漂泊名妓。明末著名妓女诗人柳如是与黄皆令，就曾经长期居住在“西溪别业”中，并经常在此馆的水池边联诗对句，她们的诗作，也由汪然明资助出版。
三、甄家接驾四次写的不是康熙南巡
前面说过，王熙凤与赵嬷嬷议论的甄家接驾四次的事情，是发生在元妃省亲前最起码有五六十年的事情，那时候赵嬷嬷“刚记事”，王熙凤还没出生。洪升和高士奇均死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生前只经历了康熙三次南巡，高士奇西溪接驾是第三次南巡，时间是康熙三十八年(1699)，由此反推五六十年，恰恰是明清鼎革、改朝换代时期!
这一时期可以称为“太祖”的皇帝是谁呢?清朝的太祖皇帝是努而哈赤、太宗皇帝是皇太极，这两个皇帝在位时，满清还没有入关，当然不会有南巡之事。明清鼎革时期，在位的是小皇帝顺治，后人称之为世祖，一来他当时年纪尚小，二来当时江南还没有平定，当然也没有南巡的举动。康熙皇帝后人称为“圣祖”，他确实六次南巡，但明清鼎革时期，他还没出生，再说他也不能称为“太祖”，何来的太祖皇帝“仿舜巡”?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完全有理由说，《红楼梦》书中赵嬷嬷说的甄家接驾四次，王熙凤说的王家准备接驾一次，都不是大清王朝的事情!不是清朝难道是明朝的事情么?也不是，明朝的正德皇帝生前喜好南巡，但时间过于久远了，大概那时候赵嬷嬷她爷爷还没有出生。按时间对应，赵嬷嬷说的五六十年前，应该是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祯时期，但这个可怜的亡国之君，在位时为应付战争整天焦头烂额，从来没跨出过北京一步。所以，《红楼梦》所说的甄家四次接驾也不可能是明朝的事情。
既不是清朝皇帝，又不是明朝皇帝，那么，《红楼梦》作者让赵嬷嬷回忆的这位“仿舜巡”五六次的“太祖皇帝”，究竟指的是谁呢?他只能是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南明小朝廷的“弘光皇帝”。弘光皇帝朱由崧，是崇祯皇帝朱由检的堂兄。甲申年(1644)崇祯皇帝吊死在煤山前，他的父亲老福王封地洛阳被李自成攻破，被俘的老福王同鹿肉一起放进大锅煮成了“肉羹”被农民军吃掉。朱由崧侥幸逃出洛阳，辗转逃往南京。崇祯皇帝殉国后，在马士英和“江北四镇”等军阀拥戴下，朱由崧被拥戴“监国”，随后又登上皇帝宝座，建立了“南明”小朝廷。但他的皇位坐了仅仅一年，就被南下的清朝大军消灭，小朝廷在1645年便烟消云散了。
这位弘光皇帝很不争气，是位“英雄气少，儿女情多”的昏庸皇帝，在位期间热中于到处游玩，所游之处多为秦淮河畔的青楼楚馆，或者是大臣马士英、阮大钺、王铎的府邸花园，他的口号是“万事不如杯在手，一年几见月当头”，整天以听曲、看戏、喝酒、宣淫为能事。马士英、阮大钺、王铎等权臣，为了迎合这位“弘光皇帝”的嗜好，家中都备有十分出色的戏班子，以便皇帝随时前来观演。弘光皇帝到大臣家中饮酒看戏在当时是常事，次数远不止四次。他每次巡游到大臣府中，其奢华情景正如《红楼梦》中所说，“银子成了土泥”，什么东西都“堆山塞海”的，大臣们也不过是“拿皇帝的银子往皇帝身上花”而已。
朋友们注意，《红楼梦》作者用词是很讲究分寸的，把这个热中巡游的弘光皇帝称为“太祖”。什么是“太祖”?就是每个封建王朝的开国皇帝，如唐太祖、宋太祖、明太祖等。清朝的康熙皇帝称“圣祖”，顺治皇帝称“世祖”都不是“太祖”，明朝的太祖朱元璋此时早死了三百年了，此时可以称太祖的，勉强只有这个弘光皇帝!南明时期在历史纪元方面很微妙，因为明朝从崇祯皇帝殉国的1644年(明纪元崇祯十七年，清纪元顺治元年，干支纪年为甲申)就宣告灭亡了，南明朝廷建立于1645年，朱由崧“监国”期间称这一年为“崇祯十八年”，当上皇帝后又改元“弘光元年”。清朝不承认南明朝廷是明朝的延续，正史中称1645年为“顺治二年”，根本就没有什么“崇祯十八年”和“弘光元年”。那么，南明纪元就从历史中消失了。这个正史根本不承认纪元的小朝廷的开国之君，也只好算作一个新王朝的开国“太祖”了。不过，这个“太祖”既是开国之君，也是亡国之君，充其量只当了一年半壁江山的“太祖”皇帝。
再请朋友们注意，《红楼梦》作者说这个“太祖皇帝”的巡游是“仿舜巡”，不是“南巡”。“南巡”是指从北京出发巡视江南的意思，有特指;而“舜巡”则是巡视五岳，方位是四面八方。弘光皇帝“仿舜巡”则是仿照舜帝巡视四方，也不独是“南巡”一个方向。“舜帝”死在巡视途中，弘光皇帝也是遨游未毕，就亡国被俘，惨遭杀头了。所以《红楼梦》作者说这个“太祖皇帝”“仿舜巡”，并非歌颂他像尧舜一样英明，而是曲折交代他在巡游的纸迷金醉中突然亡国死去。
前面交代过，《红楼梦》作者莫名其妙地让潇湘馆别称“有凤来仪”，让林黛玉别号“潇湘妃子”，让她的哭泣总是同竹子联系在一起，隐含的意思就是像娥皇女英哭舜帝哭红了斑竹那样，悲悼这位“仿舜巡”的“太祖皇帝”。《红楼梦》作者著此书，有深刻的悼明反清意图。作者在依照康熙南巡场面描写元春省亲的同时，一手二牍，一声两歌，隐写了南明皇帝因为巡游等骄奢淫逸行为而亡国的教训，同时也表达了对康熙皇帝南巡浪费大量人力物力的不满情绪。
《红楼梦》是一部既写家难、又写国仇的作品。作者洪升的家庭在明朝是个百年望族，由于改朝换代的原因，其家族彻底败落了。洪升著书过程中，对“家难”是明写，对“国仇”则是暗写，其不得已的苦衷不难理解。书中描写的那些家庭内部尔虞我诈“窝里斗”、最后被朝廷抄家、“落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故事，就是洪家败亡的真实记录，笔者对此有详细考证。这样家庭出身的洪升，内心深处有强烈的遗民情结，对祖先“赫赫扬扬”一百多年的明朝是既留恋，又惋惜。这样，在创作《红楼梦》的过程中，笔触就自然不自然地写到明朝上面去了。
朋友们可能注意到了，《红楼梦》中的好多地名、官位名称，都使用的明朝特有名称。例如，把南京称为“应天府”，把北京称为“长安大都”，都是明朝的叫法，“兰台寺大夫”、“都统制”，都是明朝特有的官位。王熙凤的父亲升了“九省都统制”，可是南明时期的特有提法，因为南明时期只统治着江南九省，“九省都统制”几乎就是南明王朝的总管了。书中王熙凤说王家过去曾经总管过“各国朝贡”事情，却又说管辖的是粤闽滇浙四省，这四省当时都是在南明政权管辖范围的九省之内。书中甄家的家长名叫甄应嘉，官职是“金陵体仁院大总裁”，明显是隐写南明小朝廷之当政高官。甄家“坏了事”的隐喻，应该是指南明政权之覆亡。
《红楼梦》作者特别爱明里暗里使用“明”字，出宫的太监，叫做“大明宫掌宫内相戴权”，修建大观园的设计建造者，是“老明公山子野”，等等。“戴权”是大权的意思，宦官权利熏天的时代，是明朝后期，魏忠贤官居“九千岁”就是明证。南明小朝廷时期，宫内田姓总管太监(大明宫总管戴全的原型)，与马士英、阮大钺等权臣勾结，卖官鬻爵，权势也大得很。到了清朝，朝廷对宦官管的很严，宦官敢于干预朝政或擅自出宫，地方官府可以就地正法，宦官一直是很规矩的。至于李莲英一类，是清朝末期的事情，清朝前期、中期，绝对没有权利无边的宦官。“大明宫”是唐朝的宫殿名称，《红楼梦》不可能写唐朝，所以是有意借用这个名称，突出“大明”的年代意义。书中的戴权，公然出宫招摇撞骗，公开把“龙禁尉”职位卖了两千两银子，这也足以证明只能是南明时期的事情。
《红楼梦》书中主持修建大观园的人是“老明公”山子野，这个人的姓名怪，绰号也怪。过去古典文学中习惯说的“名公”，并非是“明公”，所谓“明公”，并非作者写了白字，而是有意隐含明朝的一个著名人物。这个人也是有生活原型的，他就是明朝末期江南著名的风流曲学大家施绍莘，字子野，号山翁。这个人不仅擅长写言情套曲，而且善于造园林，与陈眉公等文学大家交往密切。洪升青少年时期，之所以成为情种一流文人，终身为情所困，受他的言情南曲作品影响很大。《红楼梦》中说“山子野”主持修建大观园，并非是说杭州西溪诸多景观为施绍莘所建，而是暗示作者在书中创作大观园受他的影响很大，所以自觉不自觉地把修建大观园的美差，安在了他的头上。关于山子野，笔者还将专文考证。
《红楼梦》书中所说的“国初四王八公”，也是明朝的提法。这个“国初”是明初，不是清初，清初并没有册封什么四王八公，明初却真的册封过“四王八公”!查《明史》可见，“四王”是朱元璋的四个嫡生儿子所封的周王、秦王、晋王和燕王。其中燕王的封地在北京，所以《红楼梦》中有“北静王”的提法。燕王后来当了永乐皇帝，是为明成祖。《红楼梦》中的“北静王”，谐音“北京王”，应该是皇位继承人的身份，但在南明时期，继承皇位的是福王世子，崇祯的皇子并未当上皇帝。南明时期关于崇祯太子的谣传很多，“北静王”的描写不乏生活素材。所谓“八公”，是指明太祖朱元璋建国后，封为“国公”的徐达、李善长等八个开国功臣。这些在明史上都有明确记载，无须专门考证。南明时期，四王八公的封地都被李自成军队或清军占领，四王八公的末世传人，或其世子，纷纷逃来南京避难，所以《红楼梦》中出现了四王八公齐聚金陵城的描写，这是有事实根据的，并非杜撰。
不知朋友们注意到没有，《红楼梦》描写秦可卿大出殡时，四王八公都出面了，太监戴权也出面了，但是在元妃省亲时，他们却都没有前来祝贺，好象根本不知道这件大事一样。奇怪么?其实一点也不奇怪，秦可卿大出殡，隐写的是南明时期为崇祯皇帝出殡，四王八公当然要出面，要路祭;而元妃省亲，隐写的是清朝康熙皇帝巡视杭州西溪，明朝四王八公的后裔这时基本上都死翘翘了，如何能出面?
四、元妃与“十二钗”原型判读
《红楼梦》作者创作此书，主要是记录“本省”十二个“异样女子”的事迹，创作目的是记述“当日之闺友闺情”。作者明确交代，书中这些女子的事迹，是作者“亲历亲闻”的，也就是说，有的事迹是作者亲自经历的，有的事迹则是作者根据传闻描写的。书中开始通过“一僧一道”与甄仕隐的对话交代，这些女子来自“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托生之地是“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但书中描写宝玉在“太虚幻境”观看的“册子”记录又交代，这些人又都是“金陵”一省的人。“三生石畔”、“花柳繁华地”无疑是指杭州，金陵又只是南京的古称，二者并不是一个地方。那么，书中的“金陵十二钗”的生活原型究竟是哪里人呢?又究竟是些什么人呢?
《红楼梦》必须详读细品，方能领会其中奥妙。请朋友们注意，《红楼梦》作者曾经明确交代过“一干冤孽”的投生时间，就是明清两朝的改朝换代时期!为什么这么认定呢?请看书中交代：甄仕隐与“一僧一道”偶然见面、知道了“一干冤孽”要“造凡历劫”以后，发生了“葫芦庙失火”、甄家烧成“一片瓦砾”，甄仕隐在困境下，跟着“跛脚道人”飘然而去出家了。因此“一干冤孽”造凡历劫的时间与甄仕隐出家的时间应是同一时期。
这是个什么时期呢?由甄仕隐出家时口唱的《好了歌解》来看，正是天崩地裂的改朝换代时期!你看，“当年笏满床”的贵族府邸，已经沦为“陋室空堂”;“曾为歌舞场”的繁华地，已经长满了“衰草枯杨”;“金满箱银满箱”的富家子弟，已经沦为“人皆谤”的乞丐;当年“择膏粱”的千金小姐，已经流落在“烟花巷”当了妓女，如此等等。这种富贵人家一齐沦落的景象，只有在改朝换代的时期方能出现!书中跛足道人一再称赞甄仕隐“解得切”，就是肯定他把改朝换代情景刻画得实在太形象了!
再从宝玉“神游太虚境”所听到的《好事终》曲子看，这十二个金陵女子投生的时期，“为官的，家业凋零;富贵的，金银散尽;有恩的，死里逃生;无情的，分明报应;欠命的，命已还;欠泪的，泪已尽”。“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这些排比句子放在一起，正是改朝换代时期社会“算总帐”景象的真实写照，“白茫茫大地”显然是指已经灭亡的前朝。
明朝末期和清朝初期，在江南正统文人的笔下，一般都把这一时期称为“末世”，朋友们请看，《红楼梦》书中王熙凤是“凡鸟偏从末世来”，探春是“生于末世运偏消”，冷子兴与贾雨村谈话中也说宝玉生于“末世”，总之，《红楼梦》中宝玉和他的姐妹们都是生于末世的人物，也就是说，他们都是明清鼎革、改朝换代前后出生的。
《红楼梦》作者为什么要安排作品主人公出生在这一特殊时期呢?因为作者洪升和她的“一干冤孽”姐妹们正是这一时期出生的，洪升要写自己和姐妹们“亲历”的事情，又不想“稍加穿凿”，只能这么写。洪升出生于顺治二年(1645年，也就是所谓的“弘光元年”)，当时正是清朝大军下江南，南明小朝廷作鸟兽散的兵荒马乱之中，与他年龄相仿佛的“一干姐妹”也都出生于这一特殊时期。洪家和姐妹们出身的杭州黄家、顾家、钱家、翁家，都是明朝杭州城的“百年望族”，互相之间都“联络有亲”，“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南明政权灭亡，这些大明王朝的贵族家庭，确实如《好了歌解》所言，“落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清朝初年，在杭州出现了一个著名的女子诗社，社名为“蕉园诗社”。诗社分两期举办，前期称“蕉园五子”，社长是顾玉蕊，成员有林以宁、柴静仪、徐灿、顾启姬、钱凤纶等人。后期称“蕉园七子”，社长是林以宁，成员有朱柔则、钱凤宛、钱凤纶、冯又令、毛安芳、李淑、张槎云等人。除去重复的，恰为十二人。这十二个女子确实是“异样女子”，都是当时著名的女诗人。他们与洪升的关系，都是姑表、姨表姐妹关系，从小在一起长大。洪升对这些姐妹感情很深，创作《红楼梦》的目的，就是要使姐妹们的事迹得以“闺阁昭传”。
姐妹们的诗社为什么要取名“蕉园”呢?原来，“蕉园”是北京皇宫内存放《明史》的地方，李自成进北京，“蕉园”被纵火烧毁了。姐妹们如此为自己的诗社取名，明显带有悼念明朝历史的意图，由此可见，这“蕉园十二钗”都是具有明显遗民思想的女诗人。“蕉园”姐妹们结社后，文学活动很活跃，她们一起批阅《牡丹亭》，一起品评《西厢记》，一起分韵赋诗，咏菊花，歌红梅，吟柳絮，每个人还给自己的书斋取了个别名，如柴静仪取名“凝香室”，钱凤宛取名“天香楼”，冯又令取名“湘灵楼”等。“蕉园”姐妹们的文学活动，与《红楼梦》中记载的大观园中姐妹们的文学活动几乎一模一样!“蕉园”姐妹们多数人青年夭亡，活下来的命运也很悲惨，与红楼姐妹们“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下场也完全一致。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判断，《红楼梦》基本上是记实小说，其书中人和事的原型，就是洪升自己和“蕉园”姐妹的真实经历!
为了使朋友们更清楚地看出《红楼梦》书中那些“异样女子”与生活原型中“蕉园姐妹”们的创作原型关系，我们不妨把红楼姐妹与蕉园姐妹们的关系罗列比对一下：
林黛玉——林以宁(洪升姑表妹)，
薛宝钗——钱凤纶 (洪升舅表妹)，
薛宝琴——钱凤宛(同上)，
史湘云——冯又令(洪升表妹，又是妻舅嫂)，
李纨——柴静仪(洪升师执之女，表嫂)，
王熙凤——黄兰次(洪升之妻，母亲之侄女)，
妙玉——徐灿(与四大家族无关系)，
迎春、探春——洪升的两个亲妹妹，名字不祥。
姐妹以外，其他人的对应关系如下：
贾母——顾若璞(洪升外伯祖母，妻子黄兰次之伯祖母)，
薛姨妈——顾玉蕊(洪升舅母，顾若璞之侄女)，
宝玉、贾琏——洪升，
贾环——洪中令(洪升三弟)，
贾政——洪起鲛(洪升父)，
贾赦——洪武卫(洪升伯父)，
王夫人——黄氏(洪升母)，
刑夫人——钱氏(洪升伯母)，
赵姨娘——姓氏不详，洪升之庶母，洪中令与洪升妹妹之母，
巧姐——洪之则(洪升与黄兰次之女)。
从以上列表中不难看出，四大家族确实是联络有亲。顾若璞作为贾母的原型，并非洪升的亲祖母，而是妻子黄兰次的伯祖母，洪升的外伯祖母。顾若璞这个人在清初是著名的女才子，其所以著名，不仅是因为文学才名，更因为她的丈夫早丧，自己抚育两个儿子成人，并引导孙辈都成长为一代文人，洪升及其姐妹们的文学修养，都与这位“老祖宗”的教育引导有关。不知朋友们注意否，《红楼梦》书中，宝玉与姐妹们都不按亲属关系称呼她，而一律称为“老祖宗”，这是因为：一则洪升及其姐妹们本来就以“老祖宗”称呼顾若璞，这是写实;二则顾若璞本来不是洪升的祖母，而是外伯祖母，但从洪升妻子黄兰次的角度，称呼“祖母”也不错;三则按照文学作品“三一律”，作品中不按“祖母”写，她就无法进大观园。作为“蕉园姐妹”的最初启蒙者，顾若璞假如不进大观园，《红楼梦》怎么写?
顾玉蕊是顾若璞的侄女，钱凤纶姐妹的母亲，林以宁的婆母。其夫钱开宗因江南“科场案”被朝廷杀头，家庭被抄。抄家前原住杭州古荡，抄家后，全家曾投奔西溪洪家。钱开宗是洪升的表丈，与洪升的伯母钱氏又是家族兄妹，属两重亲属关系。
洪升的母亲黄氏，与妻子黄兰次是亲姑姑侄女，洪黄两家两辈结亲。洪升诗中称自己的父母为“两大人”，但称呼伯父与钱夫人也是“两大人”，似乎存在微妙的过继关系。从《红楼梦》人物关系中也可见端倪：贾琏是贾赦的儿子，却给二叔贾政管家，与洪家情况仿佛;王熙凤与王夫人是亲姑姑侄女关系，与洪黄两家姻亲关系一致;贾琏与宝玉，在一家中莫名其妙地都被称为“二爷”，两个“二爷”的生活原型应是一个人，就是洪升自己。王熙凤的原型也就是洪升的亲表妹兼妻子黄兰次。好多红学家认为《红楼梦》的真正主角是宝玉凤姐二人，连赵姨娘魇魔的对象也是这两个人，决不是偶然的。洪升在《红楼梦》中为什么必须把宝玉与贾琏写成两个人?因为文学创作的“三一律”决定，大观园中不可能同时写洪升自己的少年和青年时期，只好一分为二。洪升和妻子因为家难，很可能就是受庶母与三弟中令的挑拨，无奈逃出家庭的，与《红楼梦》中宝玉凤姐同赵姨娘贾环母子的关系也相同。请朋友们注意王熙凤的判词：“一从二令三人木，哭向金陵事更哀”，判词中隐写的应该是被迫逃离家庭、哭向京师时的悲哀情形。
五、“十二钗”怎么又跑到金陵去了?
有的朋友可能要问，既然《红楼梦》故事的原型是清初的事情，是杭州的人物，作品中又为什么出现大量南明小朝廷的背景，为什么又要称为“金陵十二钗”呢?要想解开这个迷团，还得到作品中去分析。请注意，《红楼梦》书中描写，“一僧一道”对甄仕隐说，“一干冤孽”去“花柳繁华地”(杭州)投生，是再次“造凡历劫”，这次“凡劫”之前，必然还曾经“造凡历劫”过。那么，以前“造凡历劫”的这“一干冤孽”的原型是谁呢?她们“造凡历劫”的地点又在哪里呢?从第五回“太虚幻境”的“册子”中可以看出，她们是金陵省籍的的“一干”女性“冤孽”。洪升及其姐妹们出生在改朝换代时期，她们出生前在金陵死去的女性“冤孽”只能是南明时期的一干才女——“金陵十二钗”!
“金陵十二钗”又是谁?她们就是南明那个时期金陵的著名才女“秦淮八艳”和不列入八艳行列的若干著名歌妓，具体有：马湘兰，顾横波，柳如是，董小宛，李香君，寇白门，卞玉京，陈圆圆，王修微，林天素，黄皆令，杨宛叔等。这些名妓的事迹史书中不乏记载，以她们为原型创作的文学作品也车载斗量，考证应该不难。
这些妓女不是普通的妓女，不是卖肉为生的咸水妹，而是沦落教坊、身份相对高雅的歌妓。她们不仅年轻貌美，歌喉美妙，并且都能诗善画，才气纵横。她们交往的对象，往往都是江南那些著名的才子，如冒辟疆，侯方域等。不要以为妓女都声明狼籍，为社会不齿，当时在江南一带，这些教坊歌妓的名气很大，官僚文人都以能得到她们的青睐为荣，她们的诗词书画作品当时是社会的热门收藏品。这些才妓，受士大夫阶层的影响，都有着强烈的爱国思想。在改朝换代的动荡中，她们的命运都很悲惨，有的被掠北去，客死异乡，有的自杀殉国，可歌可泣，有的乱中失踪，不知所终。总之，她们的命运也正是“千红一哭，万艳同悲”!
由此可见，《红楼梦》作者洪升，是按照佛家轮回思想，把“金陵十二钗”作为“蕉园”十二姐妹的前生来写的。书中把姐妹们的前生，称为“一干冤孽”，是很贴切的，“冤孽”者，惨死的歌妓冤魂也!正因为如此，洪升在创作过程中，有意识地在描写“亲历”的“蕉园”姐妹事迹的同时，把“亲闻”的“金陵十二钗”事迹，糅合到一起来描写。林妹妹的《题帕三绝》，使用的是李香君的诗;姐妹们的咏菊诗，使用的是董小宛和冒辟疆、杨龙友的诗;姐妹们的咏白海棠诗，引用的是柳如是与程松圆等人的诗;宝玉的《红豆曲》、黛玉的《葬花词》，都是从柳如是的诗词曲赋中幻化出来的，等等。
其实，《红楼梦》的主线“金玉良缘”和“木石前盟”，本身就是根据柳如是与陈子龙、钱谦益的三角恋爱事迹为骨架创作的;《红楼梦》这个书名，就是来自于陈子龙与柳如是同居时所做的诗《春日早起》：“独起凭栏对晓风，满溪春水小桥东，始知昨夜红楼梦，身在桃花万树中”。陈子龙这首诗，从表面上看，是说自己与心爱的人柳如是在小红楼中共度良宵，早上自己独自起床，凭栏观看满溪春水东流，万树桃花怒放诗写的很浅白，意境很美。但细细品读起来，其含义则十分深刻。“独起凭栏”用的是唐后主“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的典，陈子龙此时正面临南明政权垮台之时，与南唐灭亡时的心境是相通的。他“昨夜”所做的“红楼梦”，恐怕就不仅仅是桃色梦了，“红楼梦”即“朱楼梦”，即复兴朱明王朝的梦!如此解读《红楼梦》书名的双重含义，应该是更贴切的。
《红楼梦》书中在林黛玉和薛宝钗的身上，更多地带有柳如是一生的遭遇痕迹。“潇湘”和“蘼芜”原来就是柳如是的别号，被作者分别交给了林薛二人。林黛玉身上，更多地寄托了柳如是与陈子龙前期恋爱的经历，薛宝钗身上，则主要寄托了柳如是与钱谦益后期的婚姻经历。因此，红学界流行的“钗黛合一”说法，是很有道理的。
关于元妃的原型，《红楼梦》书中明里写的是康熙南巡，但暗里也有深刻的南明背景。南明时期曾出现过轰动全国的三大案，即“大悲和尚案”、“真假太子案”和“童妃寻亲案”。所谓“元妃”，在封建社会特指“太子妃”。《红楼梦》书中元妃的原型，应该就是童妃。朱由崧登基前，是“监国”身份;所谓监国，既太子代理朝政的意思。童妃本来就是朱由崧的“元妃”，与丈夫在洛阳城破失散后，辗转来南京“认亲”的。请朋友们注意《红楼梦》书中元妃的“判词”：“二十年来辩是非，榴花开处照宫闱，三春争即初春景，虎兕相逢大梦归”。按照曹家原型论，这个判词几乎无解，但按照南明背景，却顺理成章：“二十年来”辩的就是南明覆灭的是非，南明三帝一监国政权前后延续时间是二十年。“三春”与“初春”就是暗指南明三帝一监国。《春秋》书中用“春王正月”表示正统，元春正月初仪生，正是暗示正统王朝的身份。唐王、鲁王、桂王前后争当南明的正统皇帝，也正是“三春争即初春景”!
我们再来看书中元妃的谜语：“能使妖魔胆尽摧，身如束帛气如雷，一声震得人方恐，回首相看已化灰”。这不可能是形容康熙皇帝的，因为康熙在位六十年，是中国封建皇帝中在位时间最长的。这个谜语影射的应是弘光皇帝，因为他只当了可怜的一年皇帝，龙椅还没坐热，就灰飞湮灭了，正如爆竹一声!
《红楼梦》中之所以写了“甄贾”两个宝玉，原型本来就是作者洪升自己，但也有明末皇太子的影子。宝玉之玉上镌刻的八个字：“莫失莫忘，仙寿恒昌”，就是“传国玉玺”镌刻的“受命于天，即寿永昌”的象征。为什么要这样写?因为南明时期在北京和南京发生了两起“真假太子案”，宝玉本人也被赋予了不知真假的“太子”身份。洪升作此书时，心中是否认为自己是前明太子托生，就无法考究了，但书中刻意详细描述那块酷似玉玺的宝玉，又特意交代是出生时口中衔来的，出生时口中衔玉玺的人应该就是影射太子，因为太子天生就是皇位继承人!
南明时期三大案中最先发生的是“大悲和尚案”，据说这个大悲和尚疯疯癫癫，说自己是什么崇祯皇帝封的“齐王”或者“吴王”，因此被南明朝廷杀头了。大悲和尚与他的伙伴跛脚的挑水道人，被《红楼梦》作者处理成了疯和尚和跛道人。这些在笔者的系列文章中，都有详细考证，这里不再罗嗦了。
最有意思的是《红楼梦》书中贾雨村这个人，他在出场前，先是口吟一诗：“每逢三五便团圆，满把晴光照玉栏，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姓仰头看”;随后又口吟一联：“玉在椟中求善价，钗于奁内待时飞”。由甄仕隐资助，他考取了功名，后来又通过钻营，先当上了金陵应天府尹，再爬升到大司马高位。贾雨村的原型便是南明权臣阮大钺。这个人原来是魏忠贤的“阉党”成员，“阉党”失势后，他躲在南京“鸡鹅巷”一个狭窄的地方避祸。南明政权建立后，在马士英的推荐下，他先后当上了“金陵江防司令”(应天府尹)、“兵部尚书”(大司马)等要职，权利炙手可热，大肆迫害东林党人。《红楼梦》书中贾雨村所吟的一诗，就是隐隐交代南明政权建立的背景;所吟的一联，正是抒发其原型阮大钺当年在南京鸡鹅巷待价而沽、投机钻营时的心情。阮大钺这个人人品很坏，但文学水平很高，特别是传奇创作，当时的文人无出其右。《红楼梦》作者交代用“假雨村言”创作此书，便是借重贾雨村(阮大钺)的文学才能。
清朝初年，江南文人中兴起一股描写南明妓女才子事迹的文学狂潮，孔尚任的《桃花扇》记录了李香君和侯方域的事迹，冒辟疆的《影梅庵呓语》记录了自己与董小宛的事迹，吴梅村的诗歌记录了陈圆圆、卞玉京的事迹，顾苓的《河东君传》记录了柳如是的事迹。《红楼梦》则明写“蕉园姐妹”的事迹，暗写柳如是与陈子龙、钱谦益的事迹，并杂以南明时代广阔的社会背景，抒发国仇家恨。能够把明末的“金陵十二钗”事迹与清初的“蕉园姐妹”(西陵十二钗)事迹糅合到一起来写的人，在明清两代的所有文人中，只有洪升一人能够办到!
关于洪升创作《红楼梦》的考证，笔者已经写出了一个系列文章。要了解洪升身世，请详阅《怀金悼玉诉情种，寂寥伤怀话石头》、《〈红楼梦〉十个为什么》等文章;要了解“蕉园”姐妹们的情况，请参阅《大观园诗社和蕉园诗社》、《妙玉原型徐灿论》等文章;要了解洪升与南明小朝廷的关系，请借鉴《〈红楼梦〉与南明小朝廷》、《蕉园绛云，红香绿玉》等文章;要了解大荒山、三生石、大观园、石兄、情僧、东鲁孔梅溪、吴玉峰等地方和人物的情况，笔者都专文做了考证，不妨拿来一读。《红楼梦》的作者是洪升，不是曹雪芹;《红楼梦》的创作动机，是“悼明之亡，揭清之失”，为明清交替时期的才女们作传，不是记录雍正乾隆朝那些乌七八糟的宫廷斗争。搞清楚这些，对于正确理解《红楼梦》的思想内容，意义是十分重要的。胡适开创的所谓“新红学”，把《红楼梦》研究领到了对清宫黑幕的附会泥潭中不能自拔，实在是对伟大的文学巨著《红楼梦》的亵渎。胡适红学的大厦早就应该轰然倒塌了!
2005年6月于长春
红楼人物
金陵十二钗正册：林黛玉（判词）、薛宝钗（判词）、贾元春（判词）、贾探春（判词）、史湘云（判词）、妙玉（判词）、贾迎春（判词）、贾惜春（判词）、王熙凤（判词）、巧姐（判词）、李纨（判词）、秦可卿（判词）
红楼梦曲：引子、枉凝眉、终身误、恨无常、喜冤家、分骨肉、虚花悟、乐中悲、世难容、聪明累、留余庆、晚韶华、好事终、飞鸟各投林
金陵十二钗副册：甄英莲（香菱判词）、平儿、薛宝琴、尤三姐、尤二姐、尤氏、邢岫烟、李纹、李绮、喜鸾、四姐儿、傅秋芳
金陵十二钗又副册：晴雯（判词）、袭人（判词）、鸳鸯、小红、金钏、紫鹃、莺儿、麝月、司棋、玉钏、茜雪、柳五儿
十二贾氏：贾敬、贾赦、贾政、贾宝玉、贾琏、贾珍、贾环、贾蓉、贾兰、贾芸、贾蔷、贾芹
十二官：琪官、芳官、藕官、蕊官、药官、玉官、宝官、龄官、茄官、艾官、豆官、葵官
十二家人：赖大、焦大、王善保、周瑞、林之孝、乌进孝、包勇、吴贵、吴新登、邓好时、王柱儿、余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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