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和《尤利西斯》比什么? -经典文学作品网

　　回伊洋的“真”与“悟”

　　红学研究

　　伊洋好：

　　您一连几帖，辛苦了。不过，我感觉到您会觉得愉快，这种思考会使人的脑头子转得特快，在思考之余肯定是一种享受。不知我的直觉对不对。

　　唉，但我就苦了。妹妹这几帖证明我在梦版惹的麻烦太大了。一班女孩子不服气，我真有点束手无策。最理智是九歌，他们根本不参与，躲在一边乘凉去了。这是一个教训了。这个故事告诫我们：……

　　我读了伊洋妹妹您的帖子，我的心只有一句：苦啊!

　　首先还是得澄清一些不必要的误会。我说您把白发兄请来，“把事情闹大了”，这“闹大了”是一句幽默啊!妹妹没有感觉到，列了一大堆理由反驳，我真是哑巴食黄连，冤屈呀!我回想当时的语气(也回看了那个帖子)，是一点不友好都没有啊!妹妹一顿“骂”，我有点晕头转向、莫明其妙了!伊洋妹妹，也许真有点林妹妹的性子啊。呵呵~~~~不说了，说错了，又要捱骂了。呵呵~~~~对不起，又算是我错，得了吧?

　　好了，好了，调侃完，要进入正题，否则也许有点痞子流氓相了。

　　我想妹妹的文字即使未写完也差不多了吧。而且，您主要是质疑在下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观点，而我的回答是从《红楼梦》与《尤利西斯》的比较开始的。我的立场是，尽可能作出在学术上有理据的论述。其他的非学术范围内的情感和想法，一概不涉及。

　　是的。我承认在进入具体的讨论，特别是牵涉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的讨论时，我说话的语气相当严肃。因为我觉得这是个很严肃的问题，比《红楼梦》与《尤利西斯》的比较问题要严肃得多，重大得多。所以，我不自觉地就没有了“风度”，-这不是风度所能帮助得了的问题。此点请您和白发兄，还有其他的朋友理解。而且，这种文风在下面的文字中将会继续。只要我们是在学术范围内说的，严肃一点并不是坏事。您说呢?

　　如此，我还是继续我的严肃吧。

　　妹妹的文字象随笔杂文，实质性的材料不多，历史材料就更少了，当然这也算不是很大的问题。您文中而其中对在下的批评，我的看法是，无非三点：

　　1、指责在下没有直接说究竟要把《红楼梦》和《尤利西斯》比什么?

　　2、指责在下对中国封建社会的评价不实、肤浅。认为所有的封建社会都有“杀人”和“苛政”，用不着为此大惊小怪。封建社会自有其合理和完整。封建社会不是一团漆黑，它相对奴隶社会是巨大的进步，它也是孕育资本主义的母胎，在下对封建社会的反感，实在难于理解。

　　3、您的观点是：无论怎比，最终还是落实到《红》与《尤》上来。

　　4、我的思想是“用当代的，西式的，自我的审美意识强加于另类的时代”。

　　以上是我对您一文主要观点的概括，如果我说得不对的，请您指正。

　　第1和第3个是属于同一个问题。而第2个问题，是另一回事，与《红》《尤》的比较无关。第4个问题，则两者都涉及，我都将尽力回应。我想，这次讨论早已经不是仅仅你我两人之间的讨论，所以，我的出发点包括了要为了其他朋友的思考而说话，乃至要涉及其他朋友的一些观点。这一点，请伊洋妹妹您原谅。

　　我想在这一次讨论中，尽力把问题再准确些，提供的材料更多些，说得宽些。

　　因为比较忙，我的回复只能是时断时续地进行。我尽量做到每天一帖地写，几天内写完吧。不便之处，敬请原谅。

　　第一个问题，我其实是回答了。当然，我的话没有说尽。这里再罗嗦几句：我会在适当的时候，以我觉得适当的方式来谈。

　　这是什么意思呢?

　　第一、我曾说过，我需要一些时间和心情来进入，需要准备。这是我说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但还有一个原因，我当时没有说出来，就是我后悔了。

　　我真的后悔了。就是后悔自己“误入白虎堂”，说了不该说的话，是把这个话题在网上作业余的讨论，这是极为辛苦艰难的事，非常不智。我认为这两部作品的比较问题，已经超出了业余的视野，是专业研究者才能选的题目。比什么、为什么要比、怎么比的问题，不能在我们仅仅是大学的中文本科甚至连这个水平都不是的文学视野中加以考察，这个层次容纳不了这个问题，它必需是在文学研究上有一定能力的人才会做得象样的事。伊洋妹妹您说，大家觉得这件事是块肥肉，我的看法刚好相反，这是块很可能我们啃不下的骨头。伊妹妹说我“遮遮掩掩”，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说了这话不久，就后悔，觉得难度太大了，说起来会超出我们的知识结构和水平的范围。

　　我说这话，是得罪您和朋友们的——我们逸梦版的朋友，都是不够资格的?不可以业余地谈这个问题?那你李杜韩算什么，专家?权威?只有您说的才是对的，我们就没有资格说了?我很害怕出现这样的批评，我实在无法回答这样的质问，所以一直不敢说。这业余，我自己也脱不了干系，我的职业也不是译介研究西方文学，《尤利西斯》也是业余的看，所以我本无资格。但我又认为我意识到的这个问题，又真是个问题：即《红楼梦》与《尤利西斯》的比较是需要很多学问的研究的底蕴的，它比我们意识到的要复杂得多，比您伊洋妹妹在帖子中流露出来的观点要复杂得多，难度大得多。或许有朋友说，阅读不就是基础吗?读过不就有讨论的基础了吗?我的回答是：这样说只对了一半。读过又怎样?《红楼梦》不是有人读出“淫书”二字么?《尤利西斯》在美国不也一开始就遭禁止，视为“有伤风化”么?作品的阅读，必定要有相当的理论与世界观、美学观作为修养的前提，乃至作为进入具体操作时之基础。

　　怎么办呢?办法是有的，尽管这办法也会不甚乐观，而且费时费事。这就是我们一同来学习，学习一些我们原本不太熟悉的其他民族的文明，了解其价值，学习已经被我们自己也公认了的人类艺术标准，学习新的文学理论，学习思考一些重大的形而上学问题，扩大自己的知识面，同时深化对中国文化和历史的理解，学习做一个相对自己来说是“新的读者”。

　　我想，要谈两部作品的比较，必需要改变目前这种知识结构，大量增加“外来信息”，否则，难啊!

　　原因，我在下面逐步展开。

　　朋友们大多倾向这两部作品不可比，但我坚持认为可比，会比出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出来。近二十年，国际汉学界和国内学界，大量出现了把西方文学与中国古代文学相比较的研究专著专论，把早于西方的中国古代文学、文学理论与西方文学思维与艺术趣味、艺术特征作比较，出了相当一批成果。比较中西文学不是始于今天，一百年前已经存在了。这里，肯定涉及不同时代的而具有文化代表性的作品之间的比较研究，其结论也不可避地涉及成就高下和艺术贡献的问题。尽管可能大家知道要非常小心。学界的意见就认为是：

　　“中西学者都注意到要寻找能解释东西方文学的文艺理论框架，注意研究欧洲文化区域以外的诗学体系、现象……中国古代文化，源远流长，在东方很有影响。……尽管中西文化差异很大，如果我们能在文化思维上‘打破垄断’，从双方出发，以开放的、平等的、兼容的态度，进行研究，而不是以一种体系的理论原则去套另一种理论体系，是可以进入共相研究的”(引自饶芃子等著《中西比较文艺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我完会赞同此意见。但请注意，这里说的是总体的指导原则，所谓打破垄断、以开放的、平等的、兼容的态度云云，是指学术态度，不是学术之外的其他立场和态度，如道德立场、民族情感立场等，统统不成立。比较只在纯学理原则上的比较，与民族文化之笼统抽象的优秀与否毫无关系。平等也就是学术研究上的“中立”，不带自私的感情进去。甚至骨子里的非学术性的情感，如“厚此薄彼”“民族精神至尚”，都是多余的，不对的。这是我在艺术与哲学领域的主张，无论何时何地我都这么说。因为学术已经是“独立的”，好象“法律的独立”一样，这种独立是保正其公正与真确。至于民族情感自有其广宽的天空和场合，但请它不要进入学术。这一点主张，在我涉及的学术场合内，我反对得最多的是关于西方学术模式的优越性是西方历史优越、西方民族传统的优越论等东西，这些最常见于那些海外华人学者回国后的一些言论，这是我不能接受的，我批评他们作为学者，连最基本的学术准则都不顾，此等高论是在谈学问么?而现在，我同样反对在讨论艺术作品的场合下，援引民族爱国之类的论点进来，这是混淆视听之举，毫无意义和价值，根本就不是要一个科学的框架内谈要讨论对象，这是有益的吗?

　　毫无疑问，《红楼梦》与《尤利西斯》的比较要在一定的科学的理论框架内才会是可能的。而比较的内容，可以很多样，从大的方面来说，可以比小说的叙事方式之异同、人物的刻划方式之异同，小说在读者中的反映的异同、小说作为研究对象的历史之异同、小说作为文化文明的成果和表征物的价值之异同等等。其实，如果伊洋妹妹排除一些情绪化的态度，自不难看出比的范畴和取向。我认为，这即使是对文艺学毫不了解的人也会理解，所谓“比”是“比”什么。妹妹这一问，似乎有点嫌考虑。

　　那么，什么模式框架才适合这两部作品的比较呢?先看中国的小说理论。严格来说，小说的理论成为理论是近百年的事情，之前的“点评式”小说阅读方式，总体来说还是草创阶段。所谓草创就是还没有一套成熟的理论体系，尽管其中有许多金子，价值之独特，可可否认，也无可替代，值得我们珍视，例如，我很欣赏这种“评点”式的文学批评样式，很有特色，很有可读性，在新时代，其实这种形式仍然有其独特的价值，它还会有生命力。但是，另一方面，这种原生的中国小说理论模式不可能完整地构成“比”的基础。例如，金圣叹评点《水浒》，把序、读法、总批、夹批、眉批等方式综合运用，形成了一种“评点”型的中国小说阅读法，把中国传统的评点样式来了一次大的创造性的提高，其中阐述的有关小说的观点，也大大丰富了中国古代的小说理论。但是，金圣叹并没有创造一套如《文心雕龙》《沧浪诗话》和《白雨斋词话》那样的严谨的小说学或叙事学，其理论仍然是“初创性质”的。又如《红楼梦》的脂批，但其主要的功绩在于揭示《红楼梦》背后的“原型”之“真”和创作动机，而对小说本身的价值和创作特色，有艺术高度的见解总体来说不多，不少的评语等于废话，画蛇添足。刘世德校注的《红楼梦》(江苏古籍出版社)把脂批中最有助欣赏的有价值的评语刻意辑出一部分，质量不及金圣叹批《水浒》，而且也不算多。脂批显然不没有构成对《红楼梦》价值的全面深刻的系统有序的价值，其他的近百年之前的小说理论都没有超出这个范围。中国原生的小说批评，总体是零碎的、随想式，不象我们的古代诗歌批评，已经有好几个著名的体系和流派。这是最主要的一个原因。中国原生小说的点评，目的复杂，大多不是作为专门的总结研究之用，而是为了书本的销售和阅读而写，写作者的艺术修养也颇参差，比不上诗话词话的专业和高档，理论的涉及相当粗糙。理论的含金量是总体不高的。第二，同时，它没有能力对现代型小说作出反映，《尤》是现代小说，中国古代的小说理论还未能对此类型有一个适合的理论基础和框架，这当然不能怪古代，但这客观上对小说的涵盖面就窄了许多。这一点，就象西方的古典小说理论一样，还是比较简朴的。所以，我们得另找一套模式。再看西方，西方的小说理论，从十八十九世纪过来，已经相当发达，五光十色，特别二十世纪之中，蔚为大观。中国近百年受影响最大时间最长的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除此之外，还有英美、法国、德国、俄国的小说理论。从小说创作的形态来说，西方近代文学的代表性体裁就是小说(仅次于的是诗歌)，世界小说创作最大的高峰期也在二十世纪的西方，出版物数量之巨、作家之地位、读者群之巨和多样，人类任何一个时期都无法相比。在这种情况下，“他山之石”就可能比我们的“玉”(我们从古代到现代的小说理论和小说创作的总体水平)更有价值，含金量更高了。所以，原则上，只有剔除一些生硬的、明显不符合国情的理论因素之外，中国当代要有一套有自己特色和份量的小说理论体系，首先要做的一步工作就是“拿来主义”——把西方最有价值的文学理论介绍过来，以扩大视野，深化思考，启发探索，还是要从学开始。人家的东西已经经过许许多多的大师和名家的锤炼和验证，已经是世界性的经典，我们为何不予以承认，不虚心学习?人家的东西经过一定的“中化”可以用来研究中国古代小说，例如《红楼梦》(最近有学者的著写一部名为《<红楼梦>的空间叙事》的书，“空间叙事”这个概念就是不折不扣的洋老爷的货色，是诗学—叙事学的一个概念，如果从伊妹妹您的角度看，也许属于强硬的异类进入了)而中国古代小说的理论可以“移植”的实在不多(当然不等于没有，是相对于西方理论而言的)。所谓“开放”“平等”就寓含着人家要承认我们的东西，我们不要妄自菲薄，我们又要承认人家东西的价值。我说过，中国文学的代表性体裁和领域不是小说，而是诗歌，中国古诗是世界最好的，西方永远叹为观止的。相反，人家的小说也是最好的，也是我们比不上的。我们不就一部《红楼梦》堪称世界级的小说吗?人家是一大批世界级的小说作品，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在我们之上!但是，要声明一点，《红楼梦》之发达比西方要早，在《红楼梦》那个时代，西方小说还比较朴素，远没有《红楼梦》的水平!这也是事实。但可惜，《红楼梦》并不是开创一个纪元，而是一个“异数”，这是极端遗憾的。

　　从现代小说的叙事学、诗学和文艺学中的形而上指向角度看，《尤利西斯》的生产方式，肯定比中国绝大多数小说都复杂(也比西方绝大多数小说复杂)，乃至比我们的《红楼梦》都复杂。这毫无疑问。这些问题，我后面还会稍为展开。

　　而接着，又来一个问题了：用西方的有什么好处?可不可行?这个问题的回答，我举三个红楼梦研究史上的个案来说明。

　　王国维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呵呵，刚好上《尤利西斯》的故事所写的就是一年)发表了《红楼梦评论》，运用西方哲学、美学理论对《红楼梦》加以研究，道前人之未道。王国维原来首先醉心服膺的是西方康德、叔本华的哲学，由此而形成他一系列的人生观价值观。他认为人生本身是充满痛苦的，因为人生充满各种利害，只有非实物的“美术”(即相当我们说的艺术)才能使人超然于利害之外，得到精神的升华或解脱。他赞同康德说的艺术分为“优美”和“壮美”，两者皆能“使吾人离生活之欲”。王氏指出《红楼梦》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部“绝大著作”，因为这部小说的根本精神是“以生活为炉，苦痛为炭，而铸其解脱之鼎”。《红楼梦》开卷的关于男女爱情的解释，是通过石头的“来历”以说明了“生活之欲先人生而存在，而人生不过此欲之发现”，表面看来，这与佛教的佛理相吻合，实则是叔本华的先验唯心的意志论的反映和运用(叔氏的代表作名为《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译本，商务印书馆)又云第一百十七回和尚跟宝玉谈论来处、去处，是“实示生活此苦痛之由于自造，又示其解脱之道不可不由自己求之者也”。谈到“还玉”，则指是寓“去生活之欲”，“玉”就是“生活之欲”的象征。拒绝一切生活之欲的最好方法就是出世。王国维认为叔本华的理论，“置诗歌于美术之顶点，又置悲剧于诗歌之顶点”，所以悲剧于文艺中最有美学价值，而《红楼梦》就是一部“眩惑之原质殆绝”“示人生之真相，又示解脱之不可已”的“悲剧中的悲剧”，所以其为我国文学之一“绝大著作”。由这套认识，王国维批评了文学史上一些颇有影响的名篇，如《西厢记》《牡丹亭》，他认为《西厢记》中的“酬柬”《牡丹亭》之“惊梦”，“徒讽一而劝百，欲止沸而益薪”，仍然让人沉迷，“不能使人忘生活之欲，及此欲与物之关系，而反鼓舞之也哉”。陈寅恪评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印证”，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法研究小说，开风气之先。对于那个年代的文学理论的新风气，著名学者郭延礼先生评价道：“中国近代文论，已不再仅仅是用中国两千年的文学理论来改造、消化外来的文学思想(如佛经中的哲理)，更重要的是中国原来的文学传统(包括文学观念、文学思想)已被西方文学理论体系所打破。”(郭延礼《在中西文化交汇中的中国近代文学理论》，见氏著《中西文化碰撞与近代文学》，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另，王国维《红楼梦评论》，见周锡山编校《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我们注意到，王国维通过引入新的认知体系，在外国人的模式框架内重新评价中国人喜欢的传统文学作品，其发现在当年不可谓不巨。

　　红楼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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