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灵宝玉是打开《红楼梦》迷宫的总钥匙? -经典文学作品网

　　神圣诫命，昭如天日——从通灵宝玉铭文谈起

　　红学研究

　　一部《红楼梦》，地负海涵，包罗万象，指出其中有这样那样的思想并予以论证，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但全面阐述《红楼梦》的思想体系，理解其中各种思想倾向之间的先后、主次关系，则是困难的。而要在历史的阶段性、连续性、终极性的动态过程中理解这些关系及其消长演变，更为困难。应该说，红学史上，尚未有人朝这一方向努力。

　　通灵宝玉是打开《红楼梦》迷宫的总钥匙。第八回作者开自古说部未有之先例，以“多媒体”的形式描绘的通灵宝玉图形、铭文，还有咏通灵宝玉的那首七律，是对读者最重要的提示，也是作者对一个被征服、被奴役，健忘、萎靡、散漫、苟且，痼疾深重的民族最严厉的批评，最沉痛的叮咛，最神圣的诫命。

　　毫无疑问，通灵宝玉是作为记忆、思想、情感、意志主宰的心灵的象征。《红楼梦》是一部唤醒记忆、谴责遗忘的伟大小说。通灵宝玉正面“莫失莫忘”的四字铭文，也是对满清统治者撕裂、践踏、歪曲历史记忆基本国策的严正抗议。

　　通灵宝玉背面的三句铭文：“一除邪祟，二疗冤疾，三知祸福”，道出了记忆——历史的功用。历史记录罪恶，抨击暴行，揭露谎言，谴责遗忘，唤醒迷茫，激发义愤，号召复仇，拨乱反正，一字之贬，严于斧钺，此所谓“除邪祟”;原始要终，忏悔自新，表彰善良，安慰无辜，“千红一哭，万艳同悲”，忠魂冤鬼，各有其归，此所谓“疗冤疾”;“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鉴往所以察来，记住黑暗所以远离黑暗，掌握历史规律与其趋势，斡旋气运，革故鼎新，补弊起废，变法改制，自强不息，日进无疆，为万世开太平，此所谓“知祸福”。——这就是《红楼梦》作者的万难心事，这就是《红楼梦》的思想体系。

　　据小说第一回，全书事迹，本来是刻在通灵宝玉的前身——补天未用的顽石之上的，而洋洋百万字的鸿篇巨制，化繁为简，最后凝成了寥寥数语的铭文。这几句铭文，是中国文化史上内涵最丰富、最深刻的文字，任何一个红学研究者都不应轻易放过。我们今天研究《红楼梦》，完全可以由这几句铭文向百二十回巨著辐射，如董仲舒之读《春秋》，“得一端而多连之，见一空而博贯之” ，“合而通之，缘而求之，伍其比，偶其类，览其绪，屠其赘”，纲举目张。《红楼梦》之全体大义，必将大明于天下。

　　人类一切知识、思想，都和记忆的母体有关。但《红楼梦》的“莫失莫忘”却有其特指的内容。“失去幽灵真境界”，“白骨如山忘姓氏”，在悲愤而严厉地谴责遗忘的同时，也告诉了我们不应失去、不应忘记的是什么。只有不丧失民族良知，只有牢记民族历史上的灾难和耻辱，才有“仙寿恒昌”的希望。所谓“仙”，在这里是自由和尊严的象征。

　　一部《红楼梦》，以甄士隐成始成终。甄士隐姓甄名费字士隐，取典于《中庸》“君子之道，费而隐……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而察乎天地”一节。作者自称《红楼梦》“大旨言情”，仅就言情而言，其深刻缠绵，亦为上下古今小说之冠，但这只是小说一端。其实作者是从言情出发，以儿女律士大夫，阐述“君子之道”、历史规律，乃至民族的命运，惩创人心，补天济世。其理论基础和衡量是非、予夺褒贬的标准，则是被作者批判地继承了的、具有历史进化和强烈社会变革思想的儒家今文经学(而不是被满清统治者阉割了的、作为奴化、桎梏汉民族精神工具的伪儒学)。

　　说《红楼梦》是一部反对礼教的小说，这必将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遗臭万年的命题。古圣先贤，缘情制礼，“通神明，立人伦，正情性，节万事”。这是一个社会正常发展的必然要求。中华文明之所以能长期领先于世界，正是礼教维持的结果。礼教正如所有的政治制度一样，其具体条目都有一定的时效性，都必然的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弊端。所以又有今文经学与时损益，变法改制之说。至于礼教的基本精神，被铭刻于联合国大厦之上的孔子格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谁如果反对，就无异于丧心病狂。对于曹雪芹来说，礼教不仅不是杀人的工具，而且是审判“邪祟”的神圣而严峻律法和治疗“冤疾”的总药方。中华民族之所以在近世成为“病夫”，不是由于礼法太严厉，而是礼法太宽松。礼法的宽松，使国人如一盘散沙，对国家民族的命运、前途，缺乏责任感。于是曹雪芹把弘扬礼教，并使之成为每个国民严峻的、内在的律法，作为自己的使命，以加强民族自尊、自强意识。否则，“礼不下庶人”，《红楼梦》对一个丫鬟袭人的出嫁，谥之为“破席子”，律之以“孽臣孤子”，即使是封建社会最顽固不化的道学家，也要指责他“以戕贼为仁义”。

　　贾宝玉衔玉而生，其事神怪荒诞;通灵宝玉上的铭文，若符若箓。这可能是“五四”以来，标举“现实主义”的国学大师们对其不屑一顾的原因。而孤臣孽子，操深虑危，诡词以明义，巽词以免祸，若执相而求，真正是“欲追寻，山万重”，咫尺千里，甚至南辕北辙。

　　衔玉而生这个超自然的情节，还有另一个象征意义。那就是民族自觉、自尊、自强的意识，应该是这个民族成员先验的、绝对的命令。自人类社会产生以来，生而为人，就应该具有这种意识;即使文学史上从来没有《红楼梦》这部作品，也应该保持这种意识。而《红楼梦》之所以创作，则是因为这种意识极端的失落。并且正是由于这种失落，造成了汉民族“白骨如山”的浩劫，使整个民族处于“首崇满洲”的压迫和歧视的深渊。

　　《红楼梦》思想体系中有深沉的民族主义思想甚至民族偏见，这是绝对的，必然的，不能为之讳亦不必为之讳;《红楼梦》会超越狭隘民族主义，这同样毫无疑问。对我们而言，小说中“疗冤疾”(即汉民族自我反思、自我批判，自我救赎)的内容，远比“除邪祟”(即对满清统治者罪行暴政的揭露和批判以及民族复仇倾向)更为重要。《红楼梦》中变法改制、避祸求福的思想，也会据乱世而升平世，指向儒家消除一切民族隔阂，远近大小若一的太平大同世界。

　　历史上那些人为的灾难，无论对承受者还是制造者，都是沉重的、难堪的记忆。何况还要涉及复杂而敏感的民族问题。1998年***主席访问日本，在早稻田大学作《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重要演讲，对过去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予以谴责，曾招致右翼分子的扰乱和一些媒体的攻击。但江主席却把讲述史实当作自己的责任——每一个有良知的现代人都应该履行这个责任，公正而勇敢的面对历史，把《红楼梦》“莫失莫忘”的神圣诫命化为内在自律。

　　忘记历史意味着背叛;忘记历史的灾难，必遭灾难的重演甚至升级。二十世纪南京大屠杀、“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民族浩劫，与“五四”以来对《红楼梦》致命的误读，与对待民族文化遗产的鲁莽灭裂的虚无主义态度，有着必然的联系。并且完全可以这样说，如果我们而今而后继续违背《红楼梦》“莫失莫忘”的严峻诫命，比南京大屠杀、“文化大革命”严重百倍千倍的灾难，仍会是中华民族难以摆脱的宿命。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从这个意义上说，二十世纪所谓新红学对《红楼梦》致命的误读，是中国文化史上永远的耻辱。俞平伯先生在去世前以其大智大勇，表达了自己的大彻大悟：“胡适、俞平伯腰斩《红楼梦》，有罪。”而腰斩小说结构，必然导致割裂小说思想，导致对小说作者神血丹诚的的误解和亵渎，这才是真正意义的“罪”。

　　一个人的心灵，能够通过记忆、通过对历史的了解、感悟，使自己与自己的民族甚至全人类的智慧、命运联系起来，从而不断超越自我。这颗心灵具备万物，含弘诸法，它能迷、能觉，能兽、能人，能凡、能圣，变态无常。伟大的心灵，伟大的作品，必能自觉觉人，引导人们摆脱愚昧、野蛮，走向文明、进步。“欲明大道，必先为史”，无论是贾宝玉太虚观册，还是薛宝琴新春怀古，抑或是曹雪芹在悼红轩翻阅“历来的古史”，都和《神曲》中但丁游历三界一样，都是在对记忆、历史进行检阅、感悟，从而寻找走向真理和至善的道路。而不是在为写自传或家谱搜集材料。

　　所谓红学，是《红楼梦》文本与红学研究者之间无休止的对话，是作者心灵与研究者心灵之间不断交互作用的过程。《坛经》云：“一灯能除千年暗，一智能灭万古愚”，对中华民族而言，《红楼梦》，也只有《红楼梦》，才配称这样的智慧之灯。《红楼梦》又是一面镜子，研究者会借助研究对象，认识自己本身。我们生活的时代，尤其是大部分红学家生活的环境，虽然表面上豫大丰亨，繁华盛丽，但距离大同世界仍然非常遥远;《红楼梦》所批判的汉民族的种种痼疾，在我们身上仍然有着遗传，甚至变本加厉;对《红楼梦》乃至传统文化的致命的误读和歪曲，还在继续。当西方纪元的新千年到来之初，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正在全球蔓延，道德伦理正面临着世界性危机;国人正为全球化的幻境、为追求财富而疯狂，为出格离谱地渲染铺张满清征服者雄才大略、威福骄横的肥皂剧和通俗小说而垂涎陶醉;甚至对日本右翼分子、日本政府否定南京大屠杀、美化侵华战争采取无原则宽容。当海内外有良知的炎黄子孙在哀叹着民族生命的漂泊无依，民族精神的彻底失落，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作为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天诱其衷，揭示《红楼梦》的庐山真面目，重申其严峻而神圣的诫命，为失去的民族良知招魂，这是对《红楼梦》作者为时已晚的谢罪，也是一种自我救赎，而不是贾雨村(还有“莫怨东风当自嗟”的林黛玉)式行险侥幸、进退失据以“求善价”的作秀。

　　红楼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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