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是隐秘曹家历史的小说考证

　　红学研究

　　──元春情榜判词考释 王玉林

　　贾宝玉　选自清道光间王希廉评本《红楼梦》插图

　　一、元春判词的内涵

　　破解元春判词的钥匙在于“脂批”。以往研究者们对于“脂批”的研究大体集中于两个方面：一个是由“脂批”的提示而推测前八十回删改掉的内容和后四十回的原作情节，一个是以“脂批”的分析为依托加深对作品的艺术理解。

　　当笔者从红学前辈和学界同仁遗漏的另一角度，即：从对“脂批”本身的破解，并由此而推考作品所描述的故事情节时，便得出了使笔者亦感惊讶的发现。这些发现，将促使我们对于这部小说的创作意图及其艺术结构等诸多方面产生全新的认识。

　　甲戌本第16回前总评说：“借省亲事写南巡，出脱心中多少忆昔感今。”新红学的研究者们都承认“南巡”即是指“康熙南巡”的史实。那么，既然元妃“省亲”即是康熙“南巡”，“元妃”不就是“康熙”嘛。“元妃即是康熙”——这一男女不分的结论实在有些惊世骇俗，但是，它是“脂批”所提示的，而非笔者所臆测的。

　　历来的研究者之所以没有认识到这一层，显然是以为作者仅仅是假借康熙南巡的盛大场面而描写贾府的繁华。但本文下面的举证将使“假借”说发生根本的动摇。

　　庚辰本第17、18回元妃省亲看到宝玉所题匾额时，有一段描述：“那宝玉未入学之先，三四岁时，已得元妃手引口传，教授了几本书、数千字在腹内了。”有朱笔旁批云：“批书人领至此教，故批至此竟放声大哭。俺先姐仙逝太早，不然余何得为废人耶。”显然这一批者的身世遭遇是和“元妃”生命密切相连的，同时学界也公认批书人是曹雪芹的至亲。

　　问题在于，既然元妃之死导致了批书者成为“废人”，那么这位“元妃”就不是虚拟的艺术形象，同时曹家也没有出过皇妃。结合元妃之薨是导致贾家失去政治靠山因而遭遇抄家之祸的学界公论，再结合康熙驾崩是导致曹雪芹家失掉政治靠山而遭革职籍家之祸的史实，我们就应该承认小说中的这一故事情节与作者的家族经历近乎完全契合。如若我们以整体的目光看待上述局部研究的成果，我们就可以从贾府和曹家兴衰因由皆为系之于皇权的同一性上，得出作品中的“元妃”就是隐喻现实中的康熙的结论。这也即是“借省亲事写南巡”之批语潜含的寓意。

　　如果我们细心揣摩曹雪芹的亲友们在批语中不厌其烦地反复强调对于这部小说“不可正面看”，一再提醒读者“不要被作者蒙蔽了去”的提示，我们就会感觉到作品之中必然隐含着用一般阅读文学作品的方法就不能领会的内容。那么，我们就应该从破解“脂批”并由此而破解它所提示的故事情节入手，来揭示这部小说潜藏的创作意图。

　　《红楼梦》第13回秦可卿魂托凤姐贾家后事时，预言了元妃省亲的“泼天喜事”和“三春过后诸芳尽，各自须寻各自门”的贾府结局。甲戌本和庚辰本均有朱笔旁批“此句(白)令批书人哭死!”由此可知，“三春过后”是触动批者隐痛的关键所在。

　　“三春”与“元春”密切关联的情节见于第五回元春“情榜”判词：“二十年来辨是非，榴花开处照宫闱。三春争及初春景，虎兔相逢大梦归。”我们知道，“情榜”判词和“十二只曲”对全书结构和创作旨意具有提纲挈领的重要作用，所以甲戌本在“新填红楼梦仙曲十二支”旁有朱批云：“点题。盖(概)作者自云’所历不过红楼一梦耳。’”所以要破解这个“红楼”之“梦”，关键在元春判词。

　　判词末句“虎兔相逢”隐喻什么?高鹗续书的元春卒于虎年寅月说和林冠夫先生的“虎兕”说，都没有对其与贾家或曹家命运的关系作出说明，亦没对“二十年来辨是非”和“三春过后”句作出关联性阐述。而且我们从小说的故事情节中也找不到元春有什么“是非”之事。那么，“虎兔相逢”寓指什么?“三春过后”潜藏何意?作者和批者到底要“辨”什么“是非”呢?

　　甲戌本在元春判词上方有朱笔眉批说：“……无可以供奉茶酒之物，亦无干涉政事。真奇想奇笔。”我们要问：一部“大旨言情”的小说之中描写一个虚拟的妃子，明明是再也正常不过的事情，又与“政事”何干?在早期抄本中这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文字和批语多得不可胜数，如若果真没有“干涉政事”之潜语和意图，作此等文字和批语，岂非是一个走在大街上的人逢人便说：“我只为逛街，绝无偷窃之意”?那么他是弄巧成拙还是欲盖弥彰?

　　让我们破解此谜，揭示其扑朔迷离的行文手法中隐秘的内容。

　　曹雪芹家族因为康熙驾崩，失去政治靠山，在雍正五年获罪被抄家，具体原因可以暂且不论，曹家败落于康熙驾崩和雍正继位的政权交替阶段则是事实。而康熙卒于1722(壬寅)年，雍正元年为1723(癸卯)年;壬寅为虎年，癸卯为兔年——这即是“虎兔相逢”的由来!也就是说，作者意在告诉读者：曹家是在“虎兔相逢”改朝换代的政治事变中败落的。康、雍两朝交替的政治事变，是导致曹家败落的政治背景和根本原因。

　　曹玺夫人孙氏是康熙乳母，康熙自幼丧母，视乳母为生母，故对曹氏一族恩宠有加，只要康熙在世，曹家地位便无可动摇。这三代四人显赫荣耀的地位足以和顺治时代即已任职于两浙都转运盐使司盐运使的曹玺之父曹振彦相媲美——此是“三春争及初春景”的典出所在。

　　但是在康熙末年出现了激烈复杂的夺嫡斗争，这一斗争，甚至延续到了雍正当朝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即使曹家不因其所处的特殊地位而被牵扯其中，换主失宠也势在必然。正是因为这一突然而至的政治事变，致使曹家遭受毁灭性打击，结束了曹玺、曹寅、曹和曹三代(即“三春”)“赫赫扬扬，已将百载”的繁华之“梦”——这即是“三春过后诸芳尽”“虎兔相逢大梦归”的隐秘涵义。所以批者在读到“一日倘或乐极悲生，若应了那句‘树倒猢狲散’的俗语，岂不虚称了一世的诗书旧族了”这句话时，悲痛地写下朱笔眉批：“‘树倒猢狲散’之语全(今)犹在耳，曲(屈)指三十五年矣。伤哉!宁不痛杀!”的悲情和史事由来——有充分的史料证明，“树倒猢狲散”是曹雪芹祖父曹寅晚年常说的一句话。曹家的命运被他不幸而言中，“树倒猢狲散”的悲剧终于在“虎兔相逢”的政权交替之时爆发了。

　　这棵寄托家族命运的大“树”，在小说中的贾家是元春皇妃，在现实中的曹家是康熙皇帝。“贾”(假)皇妃就是真皇帝——这也是研究者们忽略批者“不可从正面看”的提示，拼力地企图从康熙身边找出一位曹妃而不得，以至将探寻的目光远远地投射向乾隆，却依然搜寻不到的原因之所在。

　　康熙六次南巡，四次住于曹家。四次接驾，既是曹家的泼天荣耀，也使曹家出现巨额亏空，埋下革职籍家的祸根。曹家于雍正五年获罪被抄家，罪名主要是挪欠帑银。由雍正五年(1727)上推20年，恰恰是康熙最后一次南巡(即第六次南巡)的康熙四十六年(1707)。所以“二十年来辨是非”的含意在于：所谓“挪欠帑银”的罪过，其实“不过是拿着皇帝家的银子往皇帝身上使罢了”——这即是小说的作者倾注“十年血泪”处心积虑地所要申辩的“是非”!可见，《红楼梦》实在是一部隐秘着曹家历史的小说。

　　现在我们可以回过头来考证何以会在两个抄本中出现“虎兕”的问题了。在《红楼梦》早期抄本中，甲戌、庚辰、北师、蒙府、戚序、甲辰、舒序诸版本皆为“虎兔相逢大梦归”，只有己卯本和全抄本作“虎兕相逢大梦归”。林冠夫先生曾以大量材料详细论证了全抄本前七回来源于己卯本系统，香港的梅节先生也曾在文章中附议赞同。如此，全抄本的“虎兕”显然是来源于己卯本系统。而己卯本与怡亲王府具有密切的渊源关系，此点冯其庸先生专著《论庚辰本》和笔者专著《论石头记己卯本和庚辰本》都曾做过详细论述。老怡亲王允祥(老十三)在雍正朝负责钱粮事务，是曹的顶头上司，雍正曾训谕曹“除怡(亲)王之外，竟可不用再求一人托累自己”，“诸事王子照看得你来”，所以怡亲王族人对曹家的经历了如指掌。在由怡亲王府抄本繁衍形成的版本中出现“虎兕”替代“虎兔”的现象，恰恰说明“虎兔”之词确为隐语，正是因为怡王府族人参透了其中隐秘的“干涉政事”之意味，才不得不进行修改，用“虎兕”替代了“虎兔”──这即是“虎兕相逢大梦归”的由来。与己卯本关系最为密切的庚辰本和与庚辰本关系甚为密切的北师本均作“虎兔”，是最有力的证据。

　　所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由中国文化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以庚辰本为底本校注的三卷本《红楼梦》，用“虎兕”替代原抄本的“虎兔”，显然是错误的。

　　二、辨罪的创作意图

　　正是由于元妃省亲的故事情节系从康熙南巡的史事挪移而来，所以在省亲过程描写的细节之处常有批语点明其源于史事的真实性。正如“脂批”所说：“难得他写得出，是经过之人也。”“若云拟编虚想出来，焉能如此!”

　　元妃省亲的故事背景，小说在第16回通过贾琏乳母赵嬷嬷和凤姐的对话作出了交代。而这一交代与皇妃省亲毫不搭界，却是说的“当年太祖皇帝仿舜巡的故事”，分明是在暗指元妃省亲故事的底板所在。赵嬷嬷说那时候“咱们贾府正在姑苏扬州一带——只预备接驾一次”，凤姐接着说“我们王府也预备过一次”，赵嬷嬷又说“还有如今现在江南的甄家，嗳哟哟，好势派!独他家接驾四次!”这段叙述中所说的“太祖皇帝仿舜巡”，总共六次，与康熙一生六次南巡的次数正好吻合。这是作者隐秘地提示读者：“太祖皇帝仿舜巡的故事”其实就是康熙皇帝南巡的史事。

　　在“只预备接驾一次”句旁，有朱笔旁批说：“又要瞒人。”说明作者在以小说形式的文学描述中隐藏着自家的历史和写作意图，其家族接待圣驾绝非仅只一次。针对“还有如今现在江南的甄家”句，又有批语指明“甄家正是大关键，大节目，勿作泛泛口头语看”。这条批语说明：甄家的作用极为重要，是全书的重点所在，其中潜藏隐秘的内容。那么，甄家的故事到底重要在哪里?

　　下面，在“独他家接驾四次”句旁又有朱笔旁批：“点正题、正文。”原来如此!“独他家接驾四次”是关涉本书“正题、正文”的“大关键，大节目”之所在。而在史实上，康熙六次南巡，唯有曹家接驾四次，康熙后四次南巡均住于曹寅任职的江宁织造府。这一文本中的描述又是与曹家的历史完全契合。在小说中唯有“江南的甄家”接驾四次，在现实中只有曹家接驾四次。可见，小说文本所述“江南的甄家”四次接驾“太祖皇帝仿舜巡的故事”，就是隐秘现实中的曹家接驾康熙皇帝南巡的史事。

　　从曹雪芹家族的历史来看，其家族任职江宁织造的时间长达58年之久，如果在曹玺于康熙二年(1663)简理江宁织造时，即全家南迁，且在中间不长的卸任换职时家属未返京的话，则其家族在江南生活的时间要长达60余年。曹玺之父曹振彦早在顺治十三年(1656)即已任职于两浙都转运盐使司盐运使，以此算来，曹氏家族扎根江南的时间更长达70余年，真可谓江南的曹家了。可见小说中所说“江南的甄家”，实在就是经历了四次接驾阔差的曹家。

　　当我们对“脂批”喻指的史事考释至此，我们也就会对批者所言“赵嬷嬷讨情闲文却引出通部脉络”之批语恍然大悟了。这个“通部脉络”就在于：第一，“江南的甄家”就是曹家。第二，迎接元妃省亲的故事情节就是隐喻曹家接驾康熙南巡的史事。第三，小说中“太祖皇帝仿舜巡的故事”，就是康熙南巡史实的假托。第四，贾府是作者采用艺术手法的虚拟，在这一虚拟的家族故事中，隐藏着作者家族的经历。与此同时，作者又将可以确定、可以证明家族身份的最为重要的证据(如长期生活在江南，独他家接驾四次等)，隐藏在了“甄家”的名下。可见，“贾府”是写作艺术手法下的假府，“甄家”是历史上真正的曹家。所以作者提醒我们：“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从这种意义上说，“贾府”和“甄家”都是作者隐秘其家族历史的幕布而已。

　　正是因为作者使用了如此高超而复杂的艺术手段，既创作了一部人可阅之，且又感人至深的文学作品，同时又在这小说之中隐秘下了自己家族的历史，所以博得了批者推崇备致的赞赏。但是同时，作者的亲友们又担心这样高超而复杂的艺术手段会完全掩盖作者的创作意图和家史内容，因此不断地对读者做出提示性警告和史实性揭示。

　　在第17回“大观园试才题对额”，贾政带领众门客和宝玉巡视园景时，众门客应和贾政时说了这样一段话：“虽然贵妃崇节尚俭，天性恶繁悦朴，然今日之尊，礼仪如此，不为过也。”庚辰本和北师本在“贵妃崇节尚俭”句旁均有朱笔旁批：“写出贾妃身份天性。”这又与康熙的“身份天性”正相吻合，因为在康熙过世后所封的谥号之中恰恰有“恭俭”的美誉，而且在康、雍、乾三代皇帝中，唯有康熙有此美誉，显然不是无意的巧合。正文明明写的是“贵妃”，而批语偏偏要称“贾妃”，就是意在告诉读者：“贵妃”其实是假的皇妃。这种故意转换称谓的做法实在是批者有意点醒读者的伎俩。元妃省亲的故事及其背景的描述以及作者亲友的批语，都在煞费苦心地指向康熙南巡和曹家接驾的史实。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就是：作者“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地精心设计这部小说的意图，仅仅是要隐秘地记录下其家族由盛而衰的“末世”情景吗?

　　第16回前诗说“旷典传来空好听”，第17回前总评诗说“博得虚名在，谁人识苦甘?”显然这位作者认为：元妃省亲的“旷典”“隆恩”只是使曹家博得了“虚名”，这“虚名”给曹家带来的难言苦衷却是局外人所难以体会得到的。是什么苦衷呢?就在第17回前总评诗下，有两段针对这首回前诗的批语，十分耐人寻味：“好诗。全是讽刺。”“近之谚云：‘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真骂尽无厌贪痴之辈。”是哪些故事情节引发了回前诗作者如此联系实际的感想?回前诗“讽刺”了什么?是谁“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他们(小说作者，回前诗作者，回前诗批者)要“骂”的“无厌贪痴之辈”是谁?针对第17回宝玉在怡红院评论名为“女儿红”的海棠花时所说的“以讹传讹”句，有批语说：“不独此花。近之谬传者不少，不能悉道。只借此花数语驳尽。”那么这一“不能悉道”的“以讹传讹”的“谬传”指的是什么?

　　在赵嬷嬷说“别讲银子成了土泥，恁是世上所有的，没有不是堆山塞海的”句旁有朱笔批语：“极力一写，非夸也。可想而知。”说明接驾的开销十分巨大。在“‘罪过可惜’四个字竟顾不得了”句旁有朱批云：“真有是事，经过见过。”说明这是他们亲身经历过的事情，针对“谁家有那些钱买这个虚热闹去”句有批语说：“最要紧语。”这句批语点明：“谁家有那些钱买这个虚热闹去!”是作者和批者所要说的“最要紧”的话!

　　从已发现的史料看，自从承接康熙南巡圣驾为始，曹、李两门就不断地出现巨额亏空，他们一再请求老主子康熙赏赐肥缺以填补亏空。自“虎兔相逢”为始便连走背运，虽不断向新主子雍正哭求宽限时日，保证完欠，但最终仍未逃脱革职籍家的命运。这就难怪他们要对“不能悉道”的“近之谬传”愤怒不已，甚至要开口骂人了。

　　在曹氏家族看来，亏空的帑银是花在皇帝老子身上的，自己只不过是“博得(了个)虚名”，凑了个“空好听”的热闹而已。自家非但没有从接驾阔差中捞取实惠，反而要倒贴银钱，以致到了几乎破产的地步。小说文本第53回贾珍、贾蓉与来交送地租的庄头乌进孝的对话作出了明确说明：“这二年哪一年不多赔出几千银子来!头一年省亲连盖花园子，你算算那一注共花了多少就知道了。再两年再一回省亲，只怕就精穷了。”——这就是“谁人识苦甘”的答案。并且“两年”一接驾与康熙后几次南巡的间隔也是正好相符的。

　　以曹家的薪俸而论：曹玺最高官级为正一品，年俸银180两;曹寅最高官级为三品，年俸银130两，曹、曹为四品织造，年俸银105两。这与动辄上万乃至几十万两的接驾开销实在不成正比，是他们砸锅卖铁也无法承受的，除去挪用公款之外实在别无选择。这正是因挪欠帑银罪名而遭革职籍家之祸的曹氏家族及其亲友们愤愤不平的原因之所在。他们认为：既要使皇上八面威风，舒心满意，又不动用公款开销，那真是“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的无理之举了。

　　综上所述，《红楼梦》作者将家族历史隐秘于小说之中的意图，在于辩罪。作者以言情为虚，以述史为实;以幻情为虚，以辨罪为实。它不仅“干涉政事”，而且还存在对雍正朝痛恨不已的骂世意图。

　　小说的作者和批者在《凡例》和批语中反复强调“作者本意，原为记述当日闺友闺情，并非怨世骂时之书矣”。“此书不敢干涉朝廷”，“实不敢以写儿女之笔墨唐突朝廷之上也。”同时又在批语中反复提醒读者“大有深意”、“大有考证”。这其中显然蕴含两层意义：一是虚词遮掩，逃避文祸;二是点醒读者，内藏玄机。

　　来源：中华读书报

　　林黛玉　选自清光绪间刊本改琦《红楼梦图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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