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姐是为了讨贾母喜欢而捉弄刘姥姥? -经典文学作品网

　　凤姐对待鸳鸯遭遇的态度

　　红学研究

　　一要死一块儿死

　　当我去年重读《红楼梦》，读到凤姐为了讨贾母喜欢而捉弄刘姥姥，玩牌时骗取贾母的高兴，……鸳鸯都给凤姐当了一个互相配合的角色的时候，我对这个“女儿”不太欣赏。当我再读到贾赦邢夫人硬要把鸳鸯“送在火坑里去”，鸳鸯为了自救而在黑暗王国里孤军作战的情节时，我又欣赏她那斗争意志的坚强。

　　可惜，鸳鸯这个顽强的反抗者，她那形象的完整性与动人的力量，在后四十回续书里受到破坏。尽管在前八十回里的鸳鸯，并没有摆脱封建思想的毒害，可是，反对封建压迫仍然是她性格的主导方面。不幸在续书者笔下鸳鸯成了一个殉主的义仆。续书者还在迷信观念的支配之下，竟把鸳鸯的自杀写成是秦氏鬼魂所促成的。这就使我觉得有点牛头不对马嘴。不论曹雪芹是否自觉，他着力描写鸳鸯抗婚的倔强，既是他对反封建的鸳鸯的深情歌颂，也是他对压迫阶级的一种暴露。然而鸳鸯在高鹗笔下，却变成一个宣扬维护封建伦理道德的工具，这是费力不得好的续书。

　　从艺术手段着眼，续书者没有给鸳鸯力争厚葬贾母的动机提出可信的心理依据，没有给鸳鸯上吊的行为提出可信的客观原因，只能使人感到人物性格的变化完全违背客观的生活的逻辑。任意虚构秦氏鬼魂促使鸳鸯上吊的情节，是十分平庸和低能的艺术处理。传统艺术富于魅力的虚构，其所以是富于魅力的，在于作者的想象活动始终是以现实生活为依据的。比如说，齐天大圣和二郎神斗法，变成一座小庙来骗二郎神，它那猴子尾巴所变成的旗竿，一反常规，不在庙前而在庙后，难怪二郎神一眼就看出破绽。不论《西游记》作者是要写大圣的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还是要写大圣故意考验二郎神的观察力，读者感到有趣的原因，在于这种好象不合理的虚构中的合理。还有，孙大圣冒充茶叶末混进罗刹女肚里捣蛋——成了混入堡垒中的劲敌;罗刹女那芭蕉扇给大圣造成了灾难——扇得他悠悠荡荡，旋风卷落叶似的行止不能自主...…这一切想象力丰富的虚构，从科学角度来看，是不真实的，从艺术的角度来看，却是人物关系和生活现象的一种具有真实感的反映。科学的真实性与艺术的真实性，两者是有联系而又有区别的。艺术是否有真实性，不在它的反映形式是虚构的还是和生活本身完全一样的，而在它是否揭示了生活的本质。包括大圣的七十二变，这些变化虽是主观幻想的产物，但它仍是无数复杂的现实矛盾的互相变化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是以真实的生活为基础的，而不是毫无现实根据的胡思乱想，因而至今读起来仍然还有魅力。

　　我反对不合理的虚构，并不反对艺术的创造性。艺术创作不应当是对客观事物的单纯的模仿;“真正的创造就是艺术想象的活动。”[1]任何酷肖的模仿都不能不落后于现实本身，所以说：“靠单纯的模仿，艺术总不能和自然(现实)竞争，它和自然竞争，那就象一只小虫爬着去追大象。”[2]可是普通实际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倘若吴承恩根本没有掌握现实的矛盾及其转化，他就写不出《西游记》来。《红楼梦》前八十回秦钟临死时所描写的判官与小鬼的一场辩论，其所以不象后四十回出现秦可卿的鬼魂给人以荒唐之感的原因就在这里。外国艺术，也不乏看来似乎荒唐而又很令人信服的虚构。例如《悭吝人》里的阿巴公，丢失了他那看得高于一切的金银，责怪观拿不同情他的不幸。正如中国戏曲中常常出现的演员直接向观众说话，这种艺术手法不只不使观众感到不真实，反而构成了演员与观众之间的交流。为什么这样的表演显得很有真实感?因为它符合爱钱如命的阿巴公那惶恐、失意和神志不清的精神状态。艺术创作不必依靠对生活原型的单纯模仿，然而这一切，都不能为高鹗笔下的鸳鸯上吊那错误的虚构作辩护。因为续书者只图为封建思想作宣传时，根本不顾鸳鸯“这个”人物的现实的矛盾的具体，主观片面地安排了她的死因和死法。尽管续书也提到贾母死后，贾赦可能给鸳鸯造成新的折磨，可是续书着重描写的，却是秦氏鬼魂促使鸳鸯上吊。鸳鸯对秦氏的鬼魂说：“咱们两个是一样的心，要死一块儿死。”读者知道死前的秦可卿的心是什么心，和抗婚的鸳鸯的心有什么共同点?这种给富于反抗性的鸳鸯抹黑的虚构，其荒谬性远远不只是一种艺术手段上的缺点。因而我要借来与凤姐作对比的鸳鸯，仅限于前八十回里的鸳鸯。

　　二倒不如死了干净

　　任何事物都有两点，前八十回里的鸳鸯的性格也有两点。既然她不能不受封建统治阶级思想的毒害，那就不能认为她对贾母没有奴性。不能否认，鸳鸯之于贾母，也象凤姐之于贾母那样，是唯命是从，惯于看老太太的眼色行事的。不过，与其说鸳鸯象凤姐一样抱着巩固自己权势的功利目的，不如说她不过是焦大般的忠仆。“报恩”的思想当然也是一种奴性的思想，鸳鸯不象袭人之于宝玉，力图按自己的利害塑造合目的的贾母。贾母欣赏鸳鸯，不只因为鸳鸯便于使唤，而且正如她把晴雯安插在她的孙子宝玉身边那样，贾母这样的社会寄生虫，正如《名利场》中的寄生虫克劳莱小姐——独身的老女贯族——那样，喜欢长相漂亮、性格伶俐、做事干练，对主子殷勤的少女来侍候她。贾母玩牌，喝酒行令，吃饭换衣服……每件事都离不开鸳鸯，所以她说“...…”你们就弄他那么一个珍珠的人来，不会说话，也无用。”鸳鸯适应了贾母的需要，得到贾母的信任，因此引起贾母后辈对她的敬畏。比她年岁大的贾琏称她“姐姐”，在家见了她象大臣见了钦差，连忙站起来接待。这不是她的过错。鸳鸯不象平儿之于凤姐，把主子当作幌子来吓过人，但也没有任何迹象可以怀疑，她对于她的主子贾母流露过不满意情绪。鸳鸯为了娱乐贾母，向凤姐献策，把刘姥姥当女清客玩耍，这至少不是她的好处。然而这一切，仍个足以推出贾母死后，她一定会成为殉主的奴才。任何两点都有主导方面。高鹗强令鸳鸯“殉主登太虚”，可以说这是对敢丁斗争的这个丫头的一种侮辱。

　　阶级关系是客观存在，《红楼梦》以活生生的人物形象真实地反映了这种关系的复杂性。《红楼梦》里的丫头们以其各自不同的条件，体现着主奴关系的复杂性。她们和压迫者之间的矛盾有大小，对主子的态度也很有差别。鸳鸯对某些问题的看法可能是对的，对另一些问题的看法则可能是错的，态度难免有质的多样性。在今天的读者看来，鸳鸯阶级觉悟还不够高，但这是十八世纪中国封建社会特定条件下的局限性，不是不甘心当贾赦小老婆的鸳鸯的过错。当然，鸳鸯平日在贾府所受到的待遇，与小丫头坠儿等人所受到的待遇大不相同。在某种意义上说，她是属于得宠的大丫头之列的。但这并没有使她产生更往上爬的思想。恰恰相反，她骂她嫂子羡慕人家女儿当小老婆的一段话，分明表现了这个女奴隶“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坚决反抗主子侮辱的可贵的斗争性格。但她不象仇视贾赦和邢夫人那样仇视贾琏和凤姐，是她还排除不开地主阶级的人性论对她的影响的反映。

　　由于鸳鸯这个人物性格自身的复杂性，引起不同政治倾向的读者对她产生大有出入的评价。有人上了续书的当，认为她的自杀是为了殉主，说什么“死而有知，不当偕母入贾氏之祠乎!他年赦老来归，将何以为情也?”[3]有人根本不顾小说的具体情况，想当然地断定她的自杀“就是向主子宣告：‘你们的骄暴淫污的权威在一个宁死不屈的少女面前失败了。’”这两种对立的评价，反映出两种不同的政治倾向，在方法论上都没有排除主观性、片面性和绝对化的毛病。

　　鸳鸯既有在统治者面前宁死不屈的一面，也有忠于一部分统治者的一面。虽然前者是主导的，她终究没有完全排除这非主导的方面，这是“事实”。但这并不能说，高鹗抹杀鸳鸯行为和性格的主导方面是正确的。高鹗虽也说出鸳鸯那“倒不如死了干净”的动机，包含她对贾赦这样的地主的淫威的恐惧，但那理由不符合鸳鸯性格发展的逻辑。

　　三生死由我

　　鸳鸯拚命抗拒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凌辱，是在孤立无援，还要对付为虎作伥的亲嫂子的情势之下进行的，她只能抱着宁死不屈的决心。她灵活地利用了地主阶级的内部矛盾(贾母与贾赦的矛盾)，在斗争中表现了勇敢和智慧。用凤姐的想法来说： “鸳鸯素习是个可恶的”[4]

　　为今天不少读者所重视的，好象在法庭斗争似的大段道白，是鸳鸯对地主阶级压迫的义正词严的抗议。鸳鸯在贾母等人面前的抗议，一扫旧小说把奴隶写成怀着卑微的愿望的传统想法和写法。这对历来那些把奴隶写成百依百顺的奴才，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文艺，也是一种间接的批判。曹雪芹让奴隶站起来与统治者面对面地斗争，使小说有了别开生面的成就，这正是《红楼梦》很重要的篇章。在不利形势之下，鸳鸯慷慨陈词。她拉着嫂子，跪到贾母面前，一面哭，一面说的就是宝天王，宝皇帝也宁死不嫁的那一段话，那些早就引起读者所注意的抗议，分明显示了作者善于描绘人物、情节的特殊点的艺术才能。鸳鸯的抗议，切合她这个人物的个性，切合此时此地的具体环境，切合她的斗争目的。尽管她和晴雯、尤三姐这些女性一样是富于反抗性的，但她那种愤慨的情绪状态，和其他人物的表现形式与具体内容都不相同。不把人物性格简单化的曹雪芹，没有为突出鸳鸯的反抗性，而作片面化和表面化的夸张。她有时显得羞怯，不象尤三姐那么泼辣，却也骂得出很难听的话来。她从来不掩饰她的痛苦，她有时忍不住哭，然而这些仿佛和倔强相对立的状态，不是削弱了她的反抗性，而是她那倔强态度的另一种色彩，正是她倔强性格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接着，鸳鸯还说了些表决心、发誓，甚至使人感到也就是在咒骂压迫者的一段话。

　　若有造化，我死在老太太之先，若没造化，是该讨吃的命，伏侍老太太归了西，我也不跟着我老子娘哥哥去，我或是寻死，或是铰了头发当尼姑去。若说我不是真心，暂且拿话来支吾，日后再图别的，天地鬼神，日头月亮，照着嗓子，从嗓子里头长疔，烂了出来，烂化成酱在这里。

　　后四十回续书虽不尽情理，但鸳鸯自杀却是从这段话演绎出来的。今天的读者可能感到，这样的誓言有点幼稚可笑。但是，只要历史地认识这个旧时代的少女，结合着她当场剪掉自己头发的行动，就更会觉得这些话的迷信色彩不足以淹没它那鲜明的反抗性。

　　作者从各个侧面着笔，反复写出鸳鸯性格的倔强。不论是她和平儿、袭人谈话，还是她和她嫂子谈话，每次谈话的形式不同，内容很有变化，却贯串着绝不妥协，反抗到底的性格。鸳鸯对压迫者的强烈憎恨，曲折地从她对嫂子的痛骂中表现出来。她朝着出头劝降的嫂子的脸，啐了一口，狠狠“抢白”她一通：

　　怪道成日家羡慕人家女儿作了小老婆，一家子都仗着他横行霸道的，一家子都成了小老婆了。看的眼热了，也把我送在火坑里去。我若得脸呢，你们在外头横行霸道，自己就封自己是舅爷了。我若不得脸，败了时，你们把忘八脖子一缩，生死由我。

　　尽管鸳鸯还没有觉悟到应当反对一切主子，这些骂他嫂子的话，只是在反对他认为太坏的主子。但这些话有如出闸的洪流，对于唯利是图的市侩性是一种无情的冲击。这些话虽然不是直接朝着平时仿佛把她当姐妹看待的平儿的，也不象是对着在生死关头袖手旁观的琏二奶奶发的，但是，既然二奶奶在“鸳鸯问题”之前“把忘八脖子一缩”，我们不妨把它当作对琏二奶奶之流的讽刺来读。

　　四不是咱们的原故

　　两百年前的鸳鸯的反抗，和十九世纪“工人阶级对他们四周的压迫环境所进行的叛逆的反抗”[5]的自觉程度当然不能相提并论。但她也企图自助，在一定程度上也有“为恢复自己做人的地位所作的剧烈的努力”[6]。曹雪芹用很生动的形式反映了鸳鸯的反抗，她的反抗在全书里是很动人的篇章。作者不一定是自觉地把鸳鸯的光明写来作为凤姐的黑暗的陪衬，但是当我们读了代表光明的鸳鸯的反抗，联系凤姐对鸳鸯命运所持的旁观者的冷漠态度来看，有助于认识一切为自己的管家奶奶凤姐的性格。鸳鸯对待凤姐和邢夫人的态度很有差别。这当然不是她值得赞扬的一面。凤姐与邢夫人之间的矛盾，是贾府统治者的内部矛盾。鸳鸯偏向凤姐，也不能完全排除她自己的利害关系。凤姐之于鸳鸯态度相反，阶级倾向鲜明得多。当凤姐觉得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害而且有利于自己时，或者预感到鸳鸯受害可能损害自己时，她对鸳鸯的安危并不漠视。贾琏主谋典当贾母家什有泄密可能时，凤姐不是一个袖手旁观者，她关心关键人物鸳鸯的安全，对平儿说：

　　……怕的是小人越说越得意，从此妄造非言又生出别的事来。就算都不打紧，那边正和鸳鸯有仇，如今听得他私自借给琏二爷东西，那起小人眼馋肚饱，连没缝儿的鸡蛋还要下蛆呢，如今有了这个原因，恐怕又造出些没天理的话来定不得。在你琏二爷还无妨，只是鸳鸯正经女孩儿，带累了她受屈气，不是咱们的原故?

　　不能因为凤姐坏，就认为连这些话全是她故意说的漂亮话，而丝毫没有替鸳鸯着想的因素。当她一开始知道鸳鸯受到贾赦的威胁，就对贾赦的代理人邢夫人的主张提出了异议。问题不在于凤姐是否也关心过鸳鸯的幸与不幸，而在于鸳鸯问题是不是会影响凤姐自己的利益。凤姐对待丫头鸳鸯的安全与自己的利益，当然是有区别的。曹雪芹不是平庸的作家，他笔下的凤姐不是假、恶、丑的僵化了的符号。正如凤姐对贾瑞问题，损人就是为了利己一样，她对鸳鸯问题的仿佛是利人，其实也就是为了利己。

　　现在的个别读者，以凤姐在鸳鸯抗婚问题上的表现为根据，断言凤姐是个“具有资本主义萌芽思想的代表人物”，理由之一，是她“反对纳妾”。这种判断真是“天晓得”。论者还认为： “很显然，凤姐的道德观念是进步的”。其理由不过是根据凤姐曾经向邢夫人转述的贾母不同意贾赦再纳妾的话。这种力图替凤姐翻案的说法颇有胆量，但它违背了《红楼梦》情节本身的特点。情节表明，凤姐决不是一个“反对纳妾”的“进步青年”。丫头平儿成为贾琏的妾，就是利己的凤姐一手造成的。兴儿说过，“这平儿是她自幼的丫头，陪了过来，一共四个。嫁人的嫁人，死的死了，只剩了这个心腹。她原为收了屋里，一则显她贤良名儿，二则又叫拴爷的心，好不外头走邪道。(中略)逼着平姑娘作了房里人。”凤姐几时反对过纳妾?凤姐不同意邢夫人要鸳鸯给贾赦作妾，既不是为了“反对纳妾”，也不是为了保护鸳鸯。正如抄检大观园，凤姐向探春陪笑解释，“我不过是奉太太的命来，妹妹别错怪我”那样，她不同意邢夫人向贾母讨鸳鸯为妾所说的那些话，既是为了避免自己介入一场尴尬的事件，也是惟恐包括邢夫人在内的贾府，会因此“落人褒贬”。鸳鸯大胆在贾母面前替凤姐说好话，既是鸳鸯与凤姐一样憎恨邢夫人的表现，也是鸳鸯敢于说真话的表现。这，和凤姐为了保护自己，不顾鸳鸯安危的行为，恰好是一个鲜明的对比。

　　五也未必好驳回的

　　凤姐企图打消邢夫人帮贾赦占有贾母大丫头的念头，正如凤姐坚决反对贾琏纳尤二姐为妾那样，她在具体问题的态度上的变化，有一个基本倾向——首先要看对自己有利还是不利。

　　《红楼梦》创作方法的显著特征之一，是按照客观事物的真实面貌来反映现实。现实中的客观事物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鸳鸯反迫害的胜利，是以贾母不愿把自己所依靠的大丫头给人这样的条件为条件的。凤姐劝阻邢夫人打消她和贾赦的痴心妄想，是以她深知贾母不会允许把鸳鸯赏给他们当妾这一条件为条件的。邢夫人企图利用凤姐游说贾母，是从企图利用凤姐为贾母所信任的这一条件出发的。凤姐拒绝担任这样尴尬的角色，出于她的机灵，她不只深知一定会劳而无功，而且还怕丧失贾母对她自己的信任——怀疑她与邢夫人勾结，弄走鸳鸯，以免象她在别的问题上说的， “到把我这几年的脸面都丢了”。凤姐看出邢夫人这个“秉性愚???，只知承顺贾赦以自保”的“正经婆婆”不改变痴心妄想，断定邢夫人一定会在贾母跟前碰钉子，也怕邢夫人因而怀疑她在从中作梗，于是竭力给自己留退步。此外，还有许多情节表明，凤姐不支持邢夫人这个尴尬人干这种尴尬事，主要不是从鸳鸯命运着想的，更谈不到什么反对封建制度。幻想凤姐接贾母的班可以，幻想凤姐从所谓反面人物一跃而为所谓正面人物，代替贾宝玉的叛逆性格，不行吧?

　　如果把凤姐在邢夫人面前，那前后三段话作一对比，不只可以看出它们的区别，也可以看出它们的联系，从而认识凤姐对鸳鸯命运问题的真实态度。这对于不愿从客观的真实情况出发，而习惯于从主观愿望出发的论者来说，可能有点麻烦。但是，想当然的“结论”一定违反科学，何妨多想一想什么是是，什么是非。

　　邢夫人的思想方法，也是不从客观事实出发，而是从主观愿望出发的。开始，她悄悄对凤姐提出要求：“老爷因看上了老太太使的鸳鸯，要他在房里，叫我和老太太讨去。我想这倒平常有的事，只是怕老太太不给，你可有法子?”后来，她见凤姐不热心支持，换了另一种说法：“大家子三房四妾的也多，偏咱们就使不得;我劝了也未必依。就是老太太心爱的丫头，这么胡子苍白了，又作了官的一个大儿子，要了作房里人，也未必好驳回的。我叫了你来，不过商议商议，你先派上我一篇不是。也没有叫你要去的理，自然是我说去。你到说我不劝，你还不知道那性子的?劝不成，先和我恼了。”

　　其实，邢夫人说贾赦不听劝，也是作者对邢夫人自己的态度的一种概括。因为她不听凤姐的劝，所以才在冷笑声中，说了这些话。至于她的如意算盘——“未必好驳回”的估计，真够形而上学的。这且不管。凤姐第二次的回答，作了大幅度的转变。这既暴露了凤姐自己对鸳鸯的真实态度，也反映了邢夫人的自以为是。一向把凤姐当成知己的鸳鸯，想不到她的命运竟被凤姐用来缓和她与邢夫人之间的矛盾。

　　邢夫人全凭主观愿望出发，把鸳鸯的反抗性估计得很低。竟然把鸳鸯的“爽快”，当做她那如意算盘的根据，结果碰了一鼻子灰。凤姐明知鸳鸯素习是个不好对付的丫头，同时又作了“保不严他就愿意”的“周到”的考虑，即估计鸳鸯有妥协的可能，为了保自己干净，她极力避免介入这一场纠葛。可见，凤姐比邢夫人要机灵得多。凤姐的机灵，更重要的是表现在她深知贾母不肯把鸳鸯赏人，同时又作了贾母万一把鸳鸯赏人的精神准备。贾母并不根本反对贾赦纳妾，不过不愿把对自己有用的鸳鸯赏给她不喜欢的贾赦。作者在紧接着的下一回书里，再一次作了这样的交代：贾母反复说明鸳鸯对她的重要性，有媳妇、孙子媳妇都无法代替的作用，而且对邢夫人说：“我正要打发人和你老爷说去，他要什么人，我这里有钱，叫他只管一万八千的买。就只这个丫头，不能。”这既是鸳鸯得免于难的客观条件，也是好揽事而又力避尴尬的凤姐，在这一场于己不利的事件跟前，采取“各人打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态度的客观原因。

　　六就疑不到我身上了

　　凤姐怎样从鸳鸯问题上脱身，是她那狡猾性格的又一种表现形式。她那利己的动机，暗藏在好象一心在替邢夫人得失着想的劝告里。

　　依我说，竟别蹦这个钉子去。老太太离了鸳鸯，饭也吃不下去的，那里就合得了。况且平日说起闲话来，老太太常说老爷如今上了年纪，作什么左一个小老婆，右一个小老婆放在屋里，没的耽误了人家。放身子不保养，官儿也不好生作去，成日家和小老婆喝酒。太太听这话，很喜欢老爷呢?这会子回避还恐回避不及，到拿草棍儿戳老虎的鼻子眼儿去了?太太别恼，我是不敢去的，明放着不中用，而且反招出没意思来。老爷如今上了年纪，行事不妥，太太该劝才是。比不得年轻，作这些事无碍。如今兄弟侄儿儿子孙子一大群，还这么闹起来，怎样见人呢?

　　从凤姐这些话里，看得出她敢于批评她的正经公公，的确是在替贾府着想的。但是，丝毫看不出她对鸳鸯的同情，看不出她或贾母“反对纳妾”的政治态度。处处为自己利益打算的凤姐，与她劝邢夫人“别蹦这个钉子”的行为并不冲突。而她自己，却碰了邢夫人的“钉子”。因此，对邢夫人说话完全改变成另一副腔调。

　　太太这话说的极是。我能活了多大，知道什么轻重? 想来父母跟前，。别说一个丫头，就是那么大的活宝贝，不给老爷给谁?背地里的话那里信得?我竟是个呆子。琏二爷或有日得了不是，老爷太太恨的那样，恨不得立刻拿来一下子打死。及至见了面也罢了，依旧拿着老爷太太心爱的东西赏他。如今老太太待老爷，自然也是那样了。依我说，老太太今儿喜欢，要讨今儿就讨去。我先过去哄着老太太发笑，等太太过去了，我搭讪着走开。把屋子里的人我也带开，太太好和老太太说。说的给了，更好;不给，也没妨碍。众人也不知道。

　　凤姐的这一套话，是她对愚蠢的邢夫人的捉弄，是她那“嘴甜心苦，两面三刀”性格的生动的流露。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她那“说的给了，更好;不给，也没妨碍。”这是捉弄邢夫人的，也是只顾自己脱身，不替别人着想的。凤姐性格的典型性，也表现在她那随机应变的环节。凤姐之于鸳鸯，好比宝钗在滴翠亭之于黛玉，她们对别人安危的基本态度是：好歹与我无关。她那仿佛不偏不倚的论调，实质上支持的是压迫者而，不是被压迫者。受了凤姐捉弄的邢夫人，仿佛从凤姐的鬼话中得到启发，对凤姐说出她的新主意：先找鸳鸯去说，只要鸳鸯答应了，“‘人去不中留’，自然这就妥了。”凤姐对于邢夫八这些“自然”论的实质，不是完全察觉不到的，但她看准了邢夫人的愚???，再来一个顺水推舟，说：

　　到底是太太有智谋，这是千妥万妥的。别说是鸳鸯，凭他是谁，那一个不想巴高望上，不想出头的?这半个主人不做，倒愿意做个丫头?将来配个小子就完了!

　　不消说，这些话是说来应付和耍弄“左性子”的婆婆的。但这些话进一步表明，她毫不考虑自己这些纵恿邢夫人的话，将会给鸳鸯带来多大的打击。处处以自己的利益为重的凤姐，看问题实在机灵。她怕邢夫人在鸳鸯跟前“蹦这个钉子”，怀疑她“走了风声，使他(鸳鸯)拿腔作势的，那时太太又见了应了我的话，羞恼变成怒，拿我出起气来，倒没意思。不如同着一齐过去了”。这就进一步表明，凤姐随时随地、无微不至地为自己考虑。至于鸳鸯的安危么，那是“不值什么”的。当凤姐见邢夫人独自去“蹦这个钉子”时，还有这么机灵的设想：

　　他依也罢，不依也罢，就疑不到我身上了。

　　七怎么怨得人要

　　凤姐那剥削阶级的丑恶灵魂，在鸳鸯事件上暴露得淋漓尽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论，既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处世哲学，也是资产阶级的处世哲学，是一切以私有制为核心的剥削阶级的处世哲学。既然如此，想从凤姐身上找资产阶级阴魂也可以。不过，因此断定她是反封建的先进人物，那简直是在和历史开玩笑。凤姐在邢夫人和鸳鸯之间，对于当时还没有激化和明朗化的尖锐冲突，也象邢夫人对贾赦一样，“承顺”邢夫人以“自保”。后来鸳鸯问题变得似乎风波平息以后，作为尾声般的情节里，凤姐那损人利己的嘴脸，还有很生动的暴露。

　　这一切，与其说是曹雪芹企图在写作上无微不至地搞臭凤姐，不如说是现实生活里的凤姐，就是这样无时无刻不在暴露她自己。不只暴露了她那“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聪明”，而且暴露了她那一贯欣赏自己“聪明”的主观主义。我说凤姐自己暴露自己，这当然不是说，作者曹雪芹对凤姐没有明确的爱憎，只是说，曹雪芹并不急于自己出头表态，把凤姐写成一个象征丑恶的符号。如果说凤姐嘴脸显得很丑恶，那是因为她自己在搞臭她自己。

　　鸳鸯对凤姐的态度，和凤姐对她的态度，对比得很鲜明。鸳鸯和李纨等人谈天，大家谈到凤姐，鸳鸯接上去说：“还提凤丫头，虎丫头呢。她也可怜见儿的。虽然这几年没有在老太太、太太跟前有个错缝儿，暗地里也不知得罪了多少人。总而言之，为人是难作的。若太老实了，没有个机变，公婆又嫌太老实了，家里人也不怕。若有些机变，未免又治一经，又损一经。如今咱们家里更好。新出来的这些底下奴字号的奶奶们，一个个心满意足，都不知要怎么样才好……”鸳鸯左袒凤姐，不怕得罪“奴字号的奶奶们”。凤姐对鸳鸯的态度怎样?相反，完全不象鸳鸯这么傻。只消再举一个并不惊人的事例，就可分明看出二奶奶比鸳鸯机灵得多。当贾母把鸳鸯保留下来之后，心有余恨地骂王夫人，也就是在骂贾赦：“你们原来都是哄我的，外头孝敬，暗地里盘算我。”这些情节，对于凤姐这个角色的丑恶嘴脸来说，也是细致的深刻的揭发。当人们安慰贾母，替王夫人辩解，贾母转怒为笑之后，鸳鸯问题成了她们谈天说笑的话题。

　　贾母凤姐儿也不提我。

　　凤姐我到不派老太太的不是，老太太到寻上我了。

　　贾母这又奇了。到要听听这“不是”。

　　凤姐谁叫老太太会调理的水葱儿是的人，怎么怨得人要。我幸亏是孙子媳妇，若是孙子，我早要了，还等到这会子呢。

　　贾母这到是我的不是了?

　　凤姐自然是老太太的不是了。

　　贾母这样，我也不要了，你带了去罢。

　　凤姐等着修了这辈子，来生托生男人，我再要罢。

　　贾母你带了去，给琏儿放在屋里，看你那没脸的公公还要不要了。

　　凤姐琏儿不配;就只配我和平儿这一对烧糊了的卷子和他混罢。

　　对于闲得无聊的凤姐之流来说，这些对话不过是一种逢场作戏的寻欢作乐。对于受侮辱、受损害、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鸳鸯，这又该作何解释呢?看来丫头鸳鸯对二奶奶，象她对同伴司棋那样，不只替自己着想，也替对方着想。可是，好比俗话说的，“这边落雨那边晴”，琏二奶奶之干鸳鸯“姐姐”，不只是“狗来了各顾各”的，而且，对方那幸与不幸的遭遇，竟然成了她用来讨好贾母、卖弄聪明、娱乐自己的笑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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