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代善去世毕竟有多“早”? -经典文学作品网

　　论贾母、王熙凤在贾府中的地位

　　红学研究

　　古罗马雄辩家卡图(公元前234-前149)曾经说过：“到处都是男人统治妇女，而统治所有的人的我们，却受着我们妻子的统治”[1]，也就是说，公众的、社会的权力始终属于男性，而在社会的细胞——家庭这一微观层次，女性反而成了统治她们的男性的统治者。这的确是一个有趣的值得探讨的问题。

　　有大量证据显示，中国早在夏商时期已经存在明显的男尊女卑的观念和现象[2]，先秦以来的礼法一直保证男性的绝对权威，传统中国无疑是典型的男权社会。可是，正如西蒙娜•德•波伏娃在女权主义的理论经典《第二性》中指出的那样，“在整个历史过程中都会碰到的一个很重要的事实：抽象的权利不足以限定女人的现实具体处境;这种处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她的经济作用;而且，抽象的自由和具体的权利往往呈反比例变化”[3]。也就是说，男尊女卑的观念所提供给男性的抽象权力并不足以保证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处于绝对的尊位;作为个体的男人和女人的实际处境取决于包括经济在内的许多因素。本文无意也不可能为传统社会的男性霸权性质翻案，只是想从《红楼梦》提供的材料出发，对贾母、王熙凤在贾府中的地位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然后进一步探讨“女正位乎内”的原因和意义。

　　一

　　贾府先祖贾源、贾演(书中亦作贾法)兄弟九死一生，以军功挣下两个世职，并敕造荣、宁两府，赫赫扬扬将近百载;传至第四代，元春选妃省亲，再次给这个渐次萧索的家族带来了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盛。《金瓶梅》中西门庆是家庭中至高无上的权威，贾府尤其是荣府中的男性却一个个灰头灰脸地退到家庭权力结构的边缘，稳居家族权力中心的是贾母和凤姐这一老一少两位妇人。如果说生齿日繁事务日盛的贾府是一个微型的王国，那么，贾母是权柄在握无为而无不为的君主，凤姐则是杀伐决断谈笑定乾坤的权臣。

　　贾府中的一切都在贾母的掌握之中。大至宝玉的亲事，小至客人如刘姥姥的去留，事无巨细，都得请老太太示下，从太太起，没有一个人敢驳老太太的回。贾母不但客观上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主观上亦具有强烈的权利意识，她与两个儿子的正面冲突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在对待宝玉的问题上，贾母和贾政之间一直存在着矛盾，至第三十三回宝玉挨打而达到正面冲突的高潮。在贾府的男性后裔中宝玉是荣宁两公选定的“唯一”“略可望成”(第5回)的人，在他身上寄托着家族的希望和未来。可是，从“抓周”那天起，贾政就对他大失所望，贾母则一直爱如珍宝命根一般。贾政平日在管教宝玉的时候总要顾忌到贾母，当他得知宝玉“在外流荡优伶、表赠私物，在家荒疏学业、淫逼母婢”时，气急之下欲置宝玉于死地，并发狠说：“今日再有人来劝我，我把这冠带家事一应就交与他与宝玉过去”。王夫人劝阻不住，情急之中搬出贾母：“且炎暑天气，老太太身上又不大好，打死宝玉事小，倘或老太太一时不自在了，岂不事大!”贾政听了，不但没有罢手，反而冷笑道：“倒休提这话。我养了这不肖的孽障，我已不孝;平昔教训他一番，又有众人护持;不如趁今日结果了他的狗命，以绝将来之患”，说着竟要拿绳子来勒死。试想，政老爷要教训儿子，真正“护持”得住的除了贾母还能有谁?正所谓“众人者，不敢斥言贾母，其实则专谓贾母也”(洪秋蕃回末评语)。不提贾母则罢，提起贾母反而火上浇油要将宝玉勒死，这岂不是公开与贾母过不去?这里面未尝没有夺回“教子权”的意图。我们且看贾母如何应对：

　　正没开交处，忽听丫鬟来说：“老太太来了。”一句话未了，只听窗外颤巍巍的声气说道：“先打死我，再打死他，岂不干净了!”贾政见他母亲来了，又急又痛，连忙迎出来。只见贾母扶着丫头，摇头喘气地走来。贾政上前躬身陪笑道：“大暑热气，母亲有何生气的自己走来?有话只叫儿子进去吩咐便了。”贾母听了，便止住喘息，一面厉声道：“你原来和我说话!我倒有话吩咐，只是我一生没养个好儿子，却叫我和谁说去!”贾政听这话不像，忙跪下含泪说道：“为儿的教训儿子，也为的是光宗耀祖。母亲这话，我做儿的如何当得起?”贾母听说，便啐了一口，说道：“我说了一句话，你就禁不起，你那样下死手的板子，难道宝玉就禁得起了?你说教训儿子是光宗耀祖，当日你父亲是怎么教训你来?”贾政又陪笑道：“母亲也不必伤感，皆是做儿子的一时性急，从此以后再不打他了。”贾母便冷笑几声道：“你也不必和我赌气。你的儿子，自然你要打就打。想来你也厌烦我们娘儿们，不如我们早离了你，大家干净!”说着，便命人：“去看轿!我和你太太、宝玉立刻回南京去!”家下人只得答应着。贾母又叫王夫人道：“你也不必哭了。如今宝玉年纪小，你疼他;他将来长大，为官做宦的，也未必想着你是他母亲了。你如今倒不要疼他，只怕将来还少生一口气呢!”贾政听说，忙叩头说道：“母亲如此说，儿子无立足之地了。”贾母冷笑道：“你分明使我无立足之地，你反说起你来!只是我们回去了，你心里干净，看有谁来不许你打。”一面说，一面只命：“快打点行李车辆轿马回去。”贾政直挺挺跪着，叩头认罪。(第33回)

　　这一场母子“对话”表面上是为宝玉挨打一事，实际上牵涉到家庭权力的问题。贾政明知宝玉是贾母掌上珠心头肉，现在竟毫无顾忌地横施笞挞，并要置之死地，这对老祖宗权威是一种公然的冒犯。贾母很清楚这一点。所以，一出场即以“先打死我，再打死他”八个字镇住贾政，使他只有躬身陪笑的份;接着又以“我一生没养一个好儿子”，使贾政无地自容，并连同贾赦一笔抹倒;然后又从对面勘入，对王夫人说：“他将来长大，为官做宦的，也未必想着你是他母亲了”，使贾政惶恐不已;最后直逼出“你分明使我无立足之地”的决绝之语，使贾政只得叩头认罪。这些话无异于在说：“你打宝玉就等于是打我”;“我的两个儿子都不是好儿子”;“你长大了，为官做宦了，就不把母亲放在眼里了”;“你让我在这个家里没有权力，没有地位，总之，没有立足之地”。试想，在标榜孝道的社会里，一个正统的儿子，面对暴怒的母亲诸如此类的问题，除了陪笑下跪、叩头认罪，还能怎么样呢?这场忽如其来的冲突最后以贾政当着合家老少和门人奴仆的面直挺挺地跪着叩头认罪告终，贾母不仅从死神手里救回了她心爱的孙子，而且在众人面前有力地维护了她不可侵犯的权威和地位。

　　如果说，贾母与次子贾政的冲突主要在于“权”，那么，与长子贾赦的冲突则主要在于“利”。贾政虽然平庸，却为人正派;贾赦则一味好货好色，再加上邢夫人懦愚贪苛，因此，贾母明显偏爱贾政一房而厌恶贾赦夫妇。贾赦夫妇却不识时务，将主意打到贾母最贴心最中意的丫鬟鸳鸯身上，欲纳为妾。贾母得知此事后，“气的浑身打战，口内只说：‘我统共只剩了这么一个可靠的人，他们还要来算计!’因见王夫人在旁，便向王夫人道：‘你们原来都是哄我的!外头孝顺，暗地里盘算我。有好东西也来要，有好人也来要，剩了这个毛丫头，见我待他好了，你们自然气不过，弄开了他，好摆弄我’”(第46回);然后又对邢夫人说：“我有了这么个人，便是媳妇、孙子媳妇想不到的，我也不得缺了，也没气可生了。这会子他去了，你们又弄了什么人来我使?你们就弄他那么一个真珠的人来，不会说话也无用。我正要打发人和你老爷说去，他要什么人，我这里有钱，叫他只管一万八千的买去，就是要这个丫头不能”(第47回)。洪秋蕃在第四十六回回末评语中分析说，鸳鸯既无落雁惊鸿之美，更无偕鸾附凤之思，贾赦之意大概在于贾母的财物，因为“贾母藏物，鸳鸯主之，鸳鸯来而藏物可探囊而取矣”，这不禁让我们联想到贾琏和鸳鸯商议拿贾母的东西去当银子等情节内容(第72回)。鸳鸯对于贾母，除了体贴周到之外，的确还有“总钥匙”的作用，一如平儿之于凤姐。因此，她在贾母心目中的价值远胜过“一个真珠的人”，远胜过“一万八千”;因此，贾母说的“算计”、“盘算”、“弄开了他，好摆弄我”，并非空穴来风;因此，这场母子之间的丫环之争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场尖锐的利益之争。这场尴尬的母子之战以贾赦“含愧”“告病”结束，贾母毫不含糊，果断地捍卫了自己的利益，当然还包括权威。事后，她不无自豪地借题发挥：“我进了这门子做重孙媳妇起，到如今我也有个重孙子媳妇了，连头带尾五十四年，凭着大惊大险、千奇百怪的事，也经了些”(第47回)。至于贾赦，则一直心存不满和怨恨，在一次家宴上，贾赦先是借笑话说贾母偏心，接着又当众称赞贾环的诗并且对贾环说：“以后就这样做去，这世袭的前程就跑不了你袭了”(第75回)。贾赦的官职按理应该由贾琏之子承袭，如果贾琏无子，则应由宝玉或贾兰承袭，怎么也轮不到贾环。因此，贾赦这么说，是有意反抗贾母[4]。

　　《仪礼•丧服子夏传》云：“妇人有三从之义，无专用之道。故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这里所说的“三从”，本义是为丧服规定的种类，女性的丧服随她所处的具体情况随男性亲属而定，后来却被误读曲解为“服从”，认为女子未嫁服从父亲，已嫁服从丈夫，夫死服从儿子。因此，在家庭权力结构中，贾母们的威胁主要来自儿子，凤姐们的威胁则主要来自丈夫。所以，夫妻关系是理解凤姐权力意识的最佳切入点。

　　在荣府，好机变而且言谈去得的贾琏本来是当家理事的人，可自从娶了凤姐之后，“倒退了一舍之地”(第2回)。聪明美丽、言谈爽利、心机深细、男人万不及一的凤姐不仅当仁不让地成为荣府的当家奶奶，并且通过协理秦氏丧事，一度成为宁府威重令行的“管家”。在这个错综复杂的大家庭中，她“说一是一，说二是二，没人敢拦”(第65回);在夫妻之间，她事无巨细，处处都要占先，这里只看两件“小事”。

　　贾琏的乳母赵嬷嬷要为自己的两个儿子讨事做，与贾琏说了几遍都无着落，于是当着贾琏的面求凤姐：“倒是来和奶奶说是正经，靠着我们爷，只怕我还饿死了呢!”凤姐听了这话笑着回答：“妈妈，你的两个奶哥哥都就交给我。你从小儿奶的儿子，还有什么不知道他那脾气的?拿着皮肉倒往那不相干的外人身上贴。可是现放着奶奶哥哥，那一个不比人强?你疼顾照看他们，谁敢说个‘不’字儿?没的白便宜了外人。”(第16回)她非但不谦让，反而趁机贬损贾琏，赵嬷嬷果然知趣：“从此我们奶奶做了主，我就没的愁了。”贾琏则只能不好意思地讪笑。当即贾蓉、贾蔷来汇报去姑苏采买女乐之事，贾琏尚在迟疑，贾蓉悄拉凤姐衣襟，凤姐即会意帮衬，代为断定：“依我说很好”，然后顺水推舟，把两个奶哥哥推荐给了贾蔷。与奶娘一起嬉笑挖苦，与蓉、蔷一起暗中联盟，凤姐玩弄琏爷有如傀儡;而贾琏奶娘的两个儿子谋事，尚且要仰息凤姐，可见“一切事权，凤姐实握之，贾琏不及也”(第16回洪秋蕃回末评语)。

　　同样还是派差的“小事”。元妃省亲之后，贾政本想将大观园中的十二个小沙弥和十二个小道士发到各庙分住，凤姐为了给贾芹一件事做，即通过王夫人说服贾政，将这班人一起送到家庙铁槛寺，专派一人管理。贾琏得知凤姐要派贾芹后说：“西廊下五嫂子的儿子芸儿来求了我两三遭，要件事管管。我应了，叫他等着。好容易出来这件事，你又夺了去”(第32回)。当下凤姐承诺日后让贾芸负责园子里种植树木花草的工程。贾芸再次向贾琏打探消息时，贾琏回答：“前儿到有一件事情出来，偏生你婶娘再三求了我，给了贾芹了。他许我说，明儿园里还有几处要栽花木的地方，等这个工程出来，一定给你就是了”(第24回)。贾芸乖觉，马上借钱买了冰片麝香送给凤姐，第二天即如愿以偿。凤姐贾芸之间的一段对话耐人寻味：

　　至次日来至大门前，可巧遇见凤姐往那边去请安，才上了车。见贾芸来了，便命人唤住，隔窗子笑道：“芸儿，你竟有胆子在我跟前弄鬼。怪道你送东西给我，原来你有事求我。昨日你叔叔才告诉我，说你求他。”贾芸笑道;“求叔叔的事，婶娘休提，我这里正后悔呢。早知这样，我一起头就求婶娘，这会子也早完了。谁承望叔叔竟不能的。”凤姐笑道：“怪道你那里没成儿，昨日又来寻我。”贾芸道：“婶娘辜负了我的孝心，我并没有这个意思。若有这意，昨儿还不求婶娘?如今婶娘既知道了，我倒要把叔叔丢下，少不得求婶娘好歹疼我一点儿。”凤姐冷笑道：“你们要捡远路儿走，叫我也难。早告诉我一声儿，什么不成了?多大点儿事，就耽误到这会子?那园子里还要种树种花，我只想不出个人来。早说不早完了?”(第24回)

　　贾芹的母亲求了凤姐，凤姐没事“找”事，给贾芹弄了一个肥缺，甚至连贾政夫妇都落了圈套;贾芸“捡远路儿走”，求了贾琏两三遭，终于明白“叔叔竟不能的”，转而“把叔叔丢下”来“求婶娘”，一求即中。贾芸既已从贾琏口中得知凤姐允派花木工程事，却处心积虑复求于凤姐，可见“贾琏之许尚未足恃”(第24回洪秋蕃回末评语)。

　　从贾芹、贾芸谋差这样的小事已“足见凤姐之权胜于贾琏”( 第23回护花主人回末评语)，至于凤姐“早告诉我一声儿，什么不成了”诸语，则无异于恩由己出的公开宣言。贾氏子侄尚知权在凤姐而千方百计前来巴结奉承，丫环奴才更只能惟凤姐之命是从，久而久之自然就形成了兴儿所说的局面：“我们……有几个是奶奶(凤姐)的心腹，有几个是爷(贾琏)的心腹。奶奶的心腹我们不敢惹，爷的心腹奶奶却敢惹”(第65回)。凤姐在丈夫贾琏面前占尽上风，再加上贾母的宠爱，王夫人的支持，她在贾府呼风唤雨左右逢源。

　　指出贾母和凤姐在贾府中的统治地位并不难，问题是，这种家庭中“女性统治”现象的原因和意义何在?

　　二

　　在巴金等绝大多数现代作家笔下，封建大家族的结构与权力布局几乎都以男性为中心，像张爱玲《金锁记》、《创世纪》等作品中那种阴盛阳衰、女性占据绝对中心的家族结构属于少见的异态格局[5]。可是，在明清家庭题材小说中，女性占据家族(庭)权力中心的情形却并不少见，如《醒世姻缘传》中寄姐之母童奶奶、《野叟曝言》中文素臣之母水夫人以及《林兰香》中耿、林、宣、花诸位夫人等。

　　传统家族(庭)中的女性占统治地位的现象至少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获得解释：一、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原则;二、孝道观念;三、女子自身的能力。

　　中国自古有“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易经•家人卦》)，“男不主内，女不主外”、“男子居外，女子居内”(《礼记•内则》)，“男不言内，女不言外。内言不出，外言不入”(《孔子家语•本命解》)，“卿之妃曰内子，在闺门之内治家也”(《释名•释长幼》)等等说法，一句话，外事由男主之，内事由女主之。这种观念将女性的活动范围严格限制在家庭之内，于女性的社会地位十分不利;但是，于她们的家庭地位却十分有利，萨孟武先生甚至认为：“此乃分工合作之意，本来没有平等不平等的意思”[6]。

　　在父权制的封建时代，纯粹的社会权力始终属于男人;而且，所有的礼法几乎都规定男人在家庭中处于绝对支配地位。可是，在实际的运作之中，家庭主妇根据“主内”的分工原则反而成了权力的执行者，就像凤姐，公堂之上包揽词讼，必须“假托贾琏所嘱”(第15回);贾府之内，她却说一不二，在很多事情上连贾琏都要仰其鼻息，这时，男人拥有抽象的权力，而女人却在具体事务中掌握着实际的权柄。

　　“女子居内”这一历史处境的形成有着生理和生物学上的原因。在原始的棍棒与野兽的时代，男人由于体力的优势，成为主要的劳动者，他们在制造和完善生产工具的过程中，不断树立和实现了新的目标，逐渐超越本能实现自我、征服自然掌握世界;女性却由于怀孕、分娩等生殖束缚而不得不留在家中，日复一日地重复千篇一律的家务劳动和母性事务。当男性为了提高本部落、本氏族的威望而将生命置之度外的时候，生命有了超越性价值;女性同样有着超越的冲动，但却由于程度远远高于男性的物种的奴役，而被排除在战争之类的袭击行动之外，她只能渴望和崇拜男性的成功与胜利。经过漫长的历史岁月，男人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也征服了女人，取得了绝对的主宰世界的特权[7]。由此可见，“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原则是两性冲突的历史结果，具有强烈的男权色彩，而追根溯源，却又有着生理学和生物学上的“合理性”，的确不能简单地以平等不平等论之。在法律早已承认两性平等的今天，仍有人甚至包括社会地位很高的女人呼吁“让女人回家”，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一问题的复杂性。

　　除了“主外”“主内”的性别分工有利于女性在家庭中操持权柄之外，“百善孝为先”的传统观念对提高母亲在家庭中的地位也极为有利。《白虎通》有言：“妻者齐也，与夫一体，自天子至庶人，其义一也”，强调夫妻同荣共辱[8]。在强调孝道的场合，更是父母一体，母亲与父亲一样，在子女面前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气急败坏的贾政可以将儿子往死里打，一见到母亲却马上陪笑下跪;强梁霸道的贾赦为了几把古扇可以弄得人家倾家荡产(第48回)，讨娶鸳鸯的事却只能含愧告终。不管真心还是假意，他们都不敢违拗母亲，承担忤逆的罪名。值得注意的是，《红楼梦》中的贾家以及《野叟曝言》中的文家、《林兰香》中的耿家、《歧路灯》中的谭家等，都是老爷早逝老太太当家，这是偶然的巧合，还是作家群体在潜意识中对远古母权社会的一种遥远的记忆和呼应?

　　无论是“女主内”的分工原则，还是子女出自孝道的顺从，都只能给女性在家庭中掌权提供一种可能性，而非充分条件。作为个体的女性在家庭中的实际地位还牵涉到诸多复杂的因素，这里，主要看看当事人的能力问题。

　　贾母是贾源长子贾代善之妻，丈夫“早已去世”(第2回)，长子贾赦袭了世职，次子贾政亦升了员外郎。在贾氏家族中，与贾母同为“代”字辈的，还有代儒、代修(第13回)以及“两三个妯娌”(第53回)，应该也是荣宁两公的后代。这样看来，贾母并不是唯一的老祖宗。

　　贾代善去世毕竟有多“早”?贾代善去世之时和之后，族人是否有争夺财产的行为?如果有，贾母又是如何应对?凡此种种，书中都没有明确的交代。不过，贾母处变不惊的大将风度在抄家之后却有充分表现。在最初的惊吓混乱过后，贾政还在一筹莫展、抱怨叹息，贾母却迅速恢复了理智与常态，先是祷告天地，恳求皇天菩萨饶恕儿孙，宁愿独自承担罪孽(第106回);接着开箱倒笼，将做媳妇以来积蓄的银两衣物全部拿出接济众人，又嘱咐送回黛玉灵柩、送还甄家寄存的银两、减省男女仆从、清理房地田产等等，并乘机训诫子孙：“若说外头好看，里头空虚，是我早知道的了，只是‘居移气，养移体’，一时下不得台来。如今借此正好收敛，守住这个门头，不然叫人笑话”(第107回)。这里，贾母不仅表现出了老祖宗的慈爱，更有乱中定乾坤的气魄和才干。有人据此推断，“贾母年少理家，宽严得体，出入有经;较之凤姐苛刻作威，相去天壤”(护花主人回末评语)。满堂儿孙，包括凤姐在内，自然只有惭愧敬佩的份，贾政即在内心感叹：“老太太实在真真是理家的人，都是我们这些不长进的弄坏了。”(第107回)

　　享得富贵耐得贫贱的贾母，在家败的时候，可以尽其所有，独撑大厦，成为家族的首脑、灵魂和支柱[9];在家族兴旺的时候，也决非只知道一味享福的“老废物”(第39回)，如前所述，当权威和利益遇到来自儿子们的挑战和威胁时，她会像愤怒的狮子一样咆哮。而且，在鸳鸯事件中，她曾迁怒于王夫人，旋即又笑着让宝玉代自己下跪赔不是，并向薛姨妈称赞王夫人而批评邢夫人(第46回)。诸如此类喜怒无常、当众褒贬的作法未尝不是一种权术，让人又惧又敬。

　　所以，贾母的威望来自老祖宗的特殊身份，也与她自身的手腕和能力相关。

　　贾母溺爱宝玉主要因其“异”(衔玉而生)，溺爱凤姐则主要因其“才”。这一老一少两位女性在一起的时候，有着数不胜数的畅怀欢笑，论者多以为是凤姐刻意讨好老祖宗以固宠，其实，未尝不是一种心有灵犀的默契和愉悦。贾母临终无限深情地劝勉凤姐：“我的儿，你是太聪明了，将来修修福罢。”(第110回)可见她对凤姐的狡猾和心机明了于心，平日里却因为爱、因为欣赏而包容甚至纵容，所谓“凤儿嘴乖，怎么怨得人疼他”(第35回)?

　　凤姐的管理才能在协理宁国府时表现得十二分畅满。面对乱哄哄的宁国府，凤姐迅即将其积弊概括为五条：“头一件是人口混杂，遗失东西;二件，事无专管，临期推委;三件，需用过费，滥支冒领;四件，任无大小，苦乐不均;五件，家人豪纵，有脸者不能服钤束，无脸者不能上进”(第13回)。针对这种局面，首先，她大刀阔斧地进行人员调配，拿着花名册一一分派，某人管某处，某人领某物，全部登记在册。于是，众人都有了投奔，有了责任心，“不似先时只拣便宜的做，剩下苦差，没个招揽。各房中也不能乘乱迷失东西。便是人来客往，也都安静了，不比先前紊乱无头绪。一切偷安窃取等弊，一概都免了”;接着，她又杀鸡敬猴，严惩迟到者，使宁府中人知道她的厉害，“自此各兢兢业业，不敢偷安”。“协理”期间，刚到宁府，荣府的人跟着;一回到荣府，宁府的人又跟着，凤姐虽然忙得茶饭无心坐卧不宁，却筹划得十分整齐，合族上下，无不称叹。与凤姐的精明能干形成鲜明对比，合族中其他许多妯娌，“也有羞口羞脚的，也有不惯见人的，也有惧贵怯官的，种种之类，俱不及凤姐举止大雅，言语典则”，因此她根本不把众人放在眼里，挥霍指示，任其所为，旁若无人”(第14回)。秦氏临终梦中托言给凤姐：“你是个脂粉堆里的英雄，连那些束带顶冠的男子也不能过你”(第13回)，而协理秦氏丧事一节，恰是这一断语的最好注脚。

　　凤姐的能力还突出地表现在经济方面。第十一回、十六回和七十二回等多处写到凤姐放债取息，锦衣卫从凤姐房中抄出许多借券，有违禁重利的，也有按例生息的。这些都是凤姐所为，贾琏毫不知情。据平儿说，凤姐放债的本利有两种，一是公家的月钱，她提前支取放出去，等别处的利钱受齐了再发给众人，几年之间，拿着这一项银子翻出了几百利钱;二是自己的体己钱，一年不到，有上千的利钱(第39回)。贪图钱财重利盘剥当然是一种罪恶，但是，比起贾府那些安富尊荣不知筹划的老少爷们，凤姐这种“打细算盘，分金掰两”(第45回)的经济头脑的确是难能可贵的。她自己曾说到放债的动机：“我真个还等钱做什么?不过为的是日用出的多，进的少。……若不是我千凑万挪的，早不知过到什么破窑里去了”(第72回)。她“千凑万挪”，抄家时仅体己就“不下七八万金”(第106回)，贾琏则连给爱妾尤二姐治办丧礼的银子都没有(第69回)。这其实是“凤姐之权胜于贾琏”的一个重要原因。凤姐曾极端傲慢自负地对贾琏说：“我们看着你家什么石崇、邓通，把我王家的缝子扫一扫，就够你们一辈子过的了”(第72回)，贾琏只有陪笑的份。凤姐的经济实力是她在家族中傲视群雄的一个重要本钱。

　　凤姐的能耐当然不止于这些，毒设相思局、弄权铁槛寺、大闹宁国府、赚取尤二姐、避让贾探春，凡此种种，无不表现出了把握各种人事机微的超人的奸猾和才智;凤姐不放在眼里的又岂止那些羞口羞脚的妯娌，丈夫贾琏、婆婆邢夫人、宁府当家奶奶尤氏等正经主子哪一个不被她玩弄于股掌?这样智慧而邪辟的女子在夫妻之间家庭之中又岂能由于抽象的礼法而处于卑位?

　　三

　　萨孟武先生认为，在中国历史上“凡妇女掌握大权的，往往发生问题”，而妇女握权发生祸乱的原因是，古代妇女多不读书，“纵曾读书，也是一知半解，不识大体。且深居闺房之内，不知外间情形，一旦有权在手，便为所欲为，重者祸国，轻者害家，凤姐就是一个例子。”[10]妇女掌权是否一定会发生问题?深居闺房的女子是否一定不读书?是否一定要读书才能识大体?读了书而且识大体的男人掌权是否一定不会发生问题?——萨先生的这一论断显然存在逻辑漏洞，不赘，这里仅只简单讨论家庭中女权的意义。

　　与萨先生的论断构成鲜明对比，哥伦比亚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马尔克斯对两性的历史作用的看法是：“妇女以铁的手腕维持着人类的秩序，而男子们则一味地以种种狂热鲁莽的行动来闯荡世界，推动历史”，所以，在其享誉全球的《百年孤独》中，“妇女总是在男子搞乱了的地方建立秩序” [11]。在《红楼梦》中，贾源、贾演兄弟在金戈铁马中出生入死闯荡天下成就家业的英雄传奇已成为远去的背景[12]，在“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第2回)的末世的贾府，贾敬读了书中了进士却不识大体，一味好道，除了烧丹炼汞之外，一概不放在心上;贾政读了书而且识大体，却素性潇洒不以俗务为要，公暇之余只知看书下棋;贾赦、贾珍、贾琏、贾蓉等，既不喜读书又不事骑射，只知道一味追逐声色犬马;祖先选定的“唯一略可望成”的宝玉，又整天疯疯傻傻地在内帏厮混，既不关心家族衰亡，也不准备尽辅国安民的责任，这一群白白衣租食税的老少爷们，不用说创世的豪情，连治家的责任心都消失殆尽。他们没有“闯荡世界推动历史”的豪情，却有能力搞乱家庭的秩序。如果说，贾宝玉对儒家修齐治平的人生理想主要是一种积极意义上的背离的话，贾赦、贾琏、贾珍、贾蓉等则是一种彻底的消极意义上的背离，他们已丧尽礼仪廉耻，一味高乐，闹得天翻地覆，逐渐将整个家族推向衰败的深渊。

　　男性在不断毁坏，女性却在竭力重建。被贾珍闹得乱哄哄的宁国府一经凤姐协理，立刻秩序井然;贾府年轻一辈中有才有识兴利除弊的是女孩儿探春和未来的宝二奶奶宝钗;锦衣卫抄家之后，最先镇静下来理智地面对混乱局面的是白发苍苍的贾母，等等，诸如此类的情节有着相同的内在语义模式：男性只会制造混乱并在混乱中措手无策，女性则以铁的手腕在维持着大家庭的秩序，撑起倾颓的大厦。

　　凤姐是一位贪得无厌、心狠手辣的恶人，却很难说是贾府的罪人，贾府被抄的直接原因是贾赦贾珍等在外恃强凌弱、聚众赌博招致诉讼，凤姐包揽词讼、重利盘剥只是“案中案”。正如王蒙先生所说，“王熙凤其人虽然没有高水平的战略眼光，个人品德上也颇可非议，但她的精明强悍机变却使她成为能够胜任贾府的日常管理的唯一的、无可替换的人物”[13]。这一点可以从探春的观察中进一步得到证明。探春是贾府年轻一辈中最有责任心的人，当贾母因宝玉受惊吓而过问大观园的管理情况时，她回答说：“近因凤姐姐身子不好几日，园里的人比先放肆许多”(第73回)。凤姐只不过病了几日，管理上略为松懈，下人们就聚赌抽头、争斗相打。凤姐苦心经营的管理体制虽然问题重重，但是，这一体制一旦松弛或停摆，整个贾府就陷入了混乱甚至彻底瘫痪。凤姐的权威先后受到三次打击，而且，一次比一次严重：第一次是邢夫人利用下人之间的矛盾向凤姐求情使其当众受辱(第71回);第二次是邢、王二位夫人心血来潮小题大做，发起并主持抄捡大观园，使平日里威风干练、游刃有余的凤姐成为被动的、违心的“跟班”和“催拨儿”(第74回);第三次是贾母逝世。凤姐当日办秦可卿丧事，大权在握，欲行便行，事无不举;今日办贾母丧事，原以为仗着自己才干，必有一番大作用，殊不知，贾政唯知悲戚，邢夫人一片私心一味省俭死拿住银两不放，王夫人偏听不明只知埋怨，下人们乘机作践、偷懒，在这种内外掣肘的情况之下，凤姐事事呼唤不灵，威令不行于奴婢，直至嚷破喉咙、吐血晕倒(第110回)，“家下人等见凤姐不在，也有偷闲竭力的，乱乱吵吵，已闹的七颠八倒，不成事体了”(第111回)——这是贾母、凤姐所代表的管理体制瘫痪之后贾府树倒猢狲散的形象寓言。万历朝权臣张居正受到攻击时，曾面奏皇上说，任何人替陛下做事都免不了作威作福，因为误事的官员必须降黜，尽职的官员必须提升，所以不是威就是福[14]。在过度膨胀、浮肿的超级大家庭之中又何尝不是如此，任何人要真正当家都会作威作福。所以，我们没有理由过分责备凤姐的专权，更没有理由说是凤姐专权才导致贾府的衰败，事实上，“从全书来看，王熙凤越失势贾府越混乱败落，贾府越混乱败落王熙凤越失势”[15]。

　　凤姐的才干和智慧将贾府中所有的男子都比下去了，可是这并不意味着对传统男性世界及其价值的否定。凤姐刚出场，叙述者就郑重其事地点明她“自幼假充男儿教养”(第3回)的经历，而贾府小姐中第一能人探春则曾公开宣称：“我但凡是个男人，可以出得去，我必早走了，立一番事业，那时自有我一番道理。偏我是个女孩儿家，一句多话也没我乱说的”(第55回)。由此可见，无论是叙述者，还是书中人物贾探春等，都没有扬弃男性的价值，不仅如此，就连奉女儿为神明的第一男角贾宝玉对以宗法观念为根基、具有典型的男性霸权色彩的儒家思想体系也没有彻底否定和背叛，对儒家圣贤经典、对君主、对亲权都有相当程度的尊崇[16]。探春渴望像男儿一样走出家庭干一番雄飞飘举的事业，明显有男性优越的意味，毕竟，家庭中的天地太过狭小;而凤姐以男儿式的杀伐决断在家庭之内纵横捭阖，则又在一定意义上模糊了性别的差异，与其说是褒男贬女或者褒女贬男，毋宁说是对男外女内观念的认同。

　　像《金瓶梅》那样描写男权中心家庭的作品，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揭露父权夫权对女性的压迫，而像《红楼梦》这样主要描写女权中心家庭的作品，除了这方面的内容之外，还为揭露封建家庭的弊端和罪恶提供了新的角度。世家贵族仰仗天恩祖德，一个个醉生梦死，毫无责任心和使命感可言，或像贾母一样安享清福，或像宝玉黛玉一样清谈遐思，或像贾珍贾琏一样无限制地追求感官刺激，所谓“安福尊荣者尽多，运筹谋划者无一”(第2回);凤姐等当权派弄权受贿、任用私人;邢夫人与凤姐婆媳之间、邢夫人与王夫人妯娌之间的明争暗斗;家族内部翁媳叔婶兄弟之间的淫乱;下人之间无所不在的“窝里斗”，等等，这些均与男权女权没有多大关系，却能从更广更深的层面全方位地暴露人性中无法避免更无法根除的种种弱点。长幼尊卑的礼教观念和伦理准则不足以规范复杂的人性、维持大家庭和谐的秩序，建立在宗法血缘观念之上的人治体制也永远不可能完善和恒定，也许，这才是精致烂熟的贵族生活的本质?这才是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荣辱自古周而复始的根本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说，家庭中“女权”比“男权”具有了更深刻的内涵。如前所述，在现代作家中张爱玲似乎特别偏爱描写女权中心的家庭，从而“使她的家族题材小说显示出独特的思想深度与艺术风韵”[17]，这也许与她的红楼情结不无关系。

　　四

　　综上所述，通过对贾母和王熙凤在贾府地位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由于“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原则、“百善孝为先”的孝道观念，更由于一些女性自身所具有的为男人所不及的综合能力，一些女性尤其是德高望重的老太太在家庭中往往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势。这种“女正位乎内”的“女权”现象为暴露封建旧家庭的弊端和罪恶提供了新的视角，从男权之外的新角度揭示了封建贵族家庭生活的本质：在由血缘维系着的封建大家庭中，除了通常所说的男权性别压迫之外，还滋生和蔓延着懒惰淫乐、嫉妒报复、贪婪自私、欺瞒讹诈等种种与性别与等级无关的恶，它们既是人性深处无法根除的弱点，更是世袭贵族家庭制度的产物。因此，封建大家庭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即已注定斩衰的命运。二知道人说：“雪芹纪一世家，能包括百千世家”(《红楼梦说梦》)，诚哉是言!

　　红楼人物

　　金陵十二钗正册：林黛玉（判词）、薛宝钗（判词）、贾元春（判词）、贾探春（判词）、史湘云（判词）、妙玉（判词）、贾迎春（判词）、贾惜春（判词）、王熙凤（判词）、巧姐（判词）、李纨（判词）、秦可卿（判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