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的民主意识主要表现为“自由思想”和“平等观念”？ -经典文学作品

　　《红楼梦》里面的民主

　　红学研究

　　一、《红楼梦》诞生的历史背景

　　《红楼梦》成书于18 世纪中叶的乾隆初年。此时，清王朝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施行高压兼怀柔的政策来巩固其政权，所以从表面看来仍维持着繁荣太平的局面，但实际上内部问题重重，面临着诸多危机，只不过是尚未爆发而已。

　　首先，在政治上，满人特别重视思想统治，采取高压政策，以维持政局的稳定。康、雍、乾三朝均大行文字狱、禁书、毁书等各种政策，无情镇压了汉人的反清思想和反清运动。仅雍正、乾隆年间，大小文字狱案件就有百余起，被杀及被抄以至于被流放者不计其数;大批图书被销毁，对具有民间自由意识的戏曲小说等更被视为洪水猛兽而禁止流行。同时，大力推崇儒家经典，尤其把程朱理学列为官方正统哲学。清朝还竭力推行八股取士制度，以功名利禄为诱饵笼络麻痹多数文人士子。朱熹的《四书集注》被官方指定为科举考试命题和写作八股文的必读教科书，不少读书人把一生宝贵的青春年华耗费在八股科举的事业里。在科举制度下培养出来的士人官吏一般都缺乏创造

　　精神和独立思考的个性，更多的是愚昧无知的贪官污吏和迂腐透顶的道学先生，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对此有深刻的揭露和描述。政治上的高压统治以及文化方面推行的这种八股取士制度，无疑成为清王朝巩固其统治的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如果说清廷施行的高压统治是对外部社会的政治斗争，那么清皇室内部的明争暗斗就是他们对内的政治斗争。清皇室内部的权力斗争是十分惨烈的，在争夺皇位的血腥战斗里，不知死了多少人，历史上有名的“雍正夺位”事件就是最具代表性的皇室内部政治斗争事件。而且，清皇室内部的斗争事件通常波及到无数间接牵连者，世人称《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的祖先也是因牵涉其案件而成为受害者，曹家受雍、乾两次的政治迫害而彻底衰败。《红楼梦》以大量篇幅写贾氏家族内部各个派系之间对贾府大权和嫡庶继承权的激烈争夺，不仅是当时贵族内部斗争情形的描写，也是当时宫廷政治情况的间接投影。其次，在经济方面，当时土地兼并的情形非常严重，造成贫益贫、富益富的局面，使得多数农民流于赤贫，变成佃农和雇农，甚至有的逃人城市成为工匠或流氓无产者。据多种史书及文献记载，全国耕地面积的一半以上被当时的土豪或高官瓜分，有的大财主在全国各地购置房屋田产数万顷，这种情况在康熙、雍正、乾隆时期都普遍存在，可见当时极不合理的经济措施和极不平衡的社会结构已经形成。在康、雍、乾盛世的所谓太平景象的背后所隐藏的这些社会隐患，已成为清封建王朝走向没落的主要因素。不过，从事农业的农民及农业经济虽然受到严重打击，但是清朝工商业经济的繁荣却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兴盛。当时中国东南部的几个城市如金陵、宣化、武昌、苏州、扬州等地，都是商业和手工业特别发达的地方。此时，中国的工商业分为官办工商业与民办工商业，两者之间常常发生冲突。民办工商业的发达，是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出现的标志。当时，在纺织业、采矿业、制盐业、陶瓷业、运输业等各种行业中，均有程度不同的资本主义萌芽出现。据大量资料记载，乾隆年间，在江南江宁、苏州、杭州一带，不仅有官营丝织场，而且有民办丝织场，并已发展到工场手工业的规模。和纺织业一样，当时在采矿业、制盐业、陶瓷业等行业的工场中均有官营和民营两种，有些大作坊或工场，已经吸收了几百乃至成千的工匠。而在采矿和制盐业中，雇工竟达几万人之多。

　　最后，贵族蓄奴之风的盛行也是当时社会不可忽视的背景因素。满族的首领努尔哈赤开始在东北建立后金，本来就是一个奴隶制部落国家，后来把国号改为大清时，奴隶制的残余仍然大量存在。即使在康、雍、乾时期，奴隶制度一直受到清代法律的保护。据史料记载，康熙时外任官员，除携带妻子兄弟以外，其奴脾有多至数百人者。这种情况，不只限于满族贵族，汉族富豪也不例外，而且对奴脾的管制也非常严格。据《大清律》规定，凡谋反及大逆，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此外，还有“家生子”或称“家奴”的奴隶，就是世世代代为主人当奴仆的，《红楼梦》里的鸳鸯，就是一个世代为奴的家生子，她的父母哥嫂都在贾府里当奴脾。正如小说所言，当时的奴婢们在主人心目中，就像“猫儿狗儿”一样，可以当作玩意儿随便拿来送人。睛雯本是赖大家的小丫头，因贾母喜欢她，赖姥姥就把她“孝敬”给贾母。贾琏因讨得贾赦欢喜，贾赦就把17 岁的丫头秋桐赏给了他。不过，虽然一旦沦为奴婢就完全失去人身自由，但是《红楼梦》里的很多奴婢们或以顽强高傲的意志，或以娴雅淑正的气质，散发了比主子更高雅的品味和气象。

　　总之，产生《红楼梦》的时代，即在所谓“乾隆盛世”的背后，已隐藏着暴风雨前夕的危机和紧张。此时，中国的封建制度经历了漫长的发展道路之后已慢慢走向没落时期，并且随着明中叶以后工商业的逐步发展和以此为基础而产生的资本主义的萌芽，在人民的意识形态上产生了反对封建主义的初步民主主义思想。自明末以来，一些著名的进步思想家如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颜元、唐甄、戴震等人都对传统理学提出了尖锐的批评。特别是和曹雪芹同时的进步思想家戴震，对当时的封建落后思想，进行了猛烈批判。他以渊博的自然科学知识为基础，反对程朱理学，创建了自己独特的思想体系。他在《孟子字义疏证》中认为，理学家倡言存天理、灭人欲，把人的饥寒愁怨、饮食男女、常情隐曲这些正常的感情，统统说成是必须革除干净的人欲，这就是要人们舍弃生养之道。他说：“人道本于性，而性原于天。”认为人性是善的，而人欲出于性，也是合理的，是善的，是人类赖以生存繁衍的本性。戴震这种重视人的正当的情欲的进步人性论，当时受到不少先进文学家的呼应。《红楼梦》的作者也是其中的一个。除了哲学家以外，其它领域里也出现了不少反传统的具有初步民主主义思想的人物。与曹雪芹同时的“扬州八怪”也可以说是其中的一例，这八怪聚集活动在资本主义萌芽较为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无论思想或行为以及艺术风格都有与传统迥异之处，在他们身上体现的资本主义萌芽所带来的某些积极的先进的思想意识中，我们也许可以找出《红楼梦))第一号人物贾宝玉思想的影子。《红楼梦》就是在这样一个历史条件下产生的。

　　二、《红楼梦》之前的中国文学史上所反映的民主自由思想

　　探究《红楼梦》诞生之前的历史背景，不能忽视明清时代具有反传统及主言情意识的一些先觉思想家及文学家，在他们的先进思想里我们可以发现一些自由民主思想的初步形态。

　　明代开国之初，朱元璋就明确规定，以宋代理学家朱熹注的《四书》、《五经》作为学子们学习的标准教课书和科举取士的准绳，这就确立了程朱理学作为官方哲学的神圣地位。不过，到了巧世纪末、16 世纪初，世称阳明先生的王守仁提出“致良知”的学说，不同意程朱理学把伦理纲常说成是外在于人们心灵的道德约束，主张人在道德实践中的主体能动精神。但是，王守仁是在不背离儒家传统和道学精神的前提下对儒学和道学进行发挥的，并算不上异端和对程朱理学的背叛。直至泰州学派，才正式开始非议孔孟之道，抨击程朱理学，宣扬新的思想，其中真正给予程朱理学以致命打击的是李赞。

　　李贽正视人的情欲，反对当时的假道学者们：他们注重的是“性”，他便借重偏“情”的文学;他们要求内敛及制约，他偏要发狂及奔放，他在《焚书· 杂说》中说：“世之真能文者，比其初皆非有意于为文也，其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其喉间有如许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头又时时有许多欲语而莫可所以告语之处，蓄极积久，势不能遏，一旦见景生情，触目与欢，夺他人之酒怀，浇自己之垒愧，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无意为文，却不得不做文，就因为作家心中有不吐不快的满腔激情，奔腾汹涌，这样写成的文章，怎能不成为天下之至文呢?李卓吾并无心成为文学家，他基本上是思想家，他原来的目的只是要借文学来抨击假道学。这种思想，在《童心说》里表现得更是淋漓尽致：他举文学抗假道学，以重情抗重性，以童心真心取代是非心善恶心，为此，他提出以“私心”来作为这些理论的根本依据。他在《藏书》卷32 之《德业儒臣后论》里说明私是人心的本质，“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矣。如服田者，私有秋之获而后治田必力;居家者，私积仓之获而后治家必力;为学者，私进取之获而后举业之治也必力。故官人而不私为禄则虽召之，必不来矣;苟无高爵，则虽权之，必不至矣。虽有孔子之圣，苟无司寇之任，相事之摄，必不能一旧安其身于鲁也决矣!… … 夫子日：先难而后获，言先其难者，其后当自获;非谓全不求获，全无所为而率尔冒为之也。… … 由此观之，以无心及无私心尚论无为之学者，皆不根之论，未赏先行之故耳”。他承认人人不同，也必然肯定人人所有的私心，才能够依据不同的需求而设法一一满足，这就把“私欲”的价值推向到极点。同样，他曾对人欲也作了大胆的肯定，《焚书》卷1 之《答邓明府》云：“如好货，如好色，如勤学，如进取，如多积金宝，如多买田宅为子孙谋，博求风水为儿孙福荫，凡世间一切治生产业等事，皆其所共好而共习，共知而共言者，是真迩言也”“迩言”指浅近的话，引申指民间的议论和好尚。李贽把好货好色等人欲，都看作“真迩言”加以肯定，可见他对人的私心人欲等自然情欲的一般肯定。

　　在李贽的影响下出现的汤显祖，继续发挥了人的自由情感，而高高举起了“情”的旗帜。其文艺观的最鲜明的标志是“言情”，他在《牡丹亭题词》中说：“天下女子有情，宁有如杜丽娘者乎!梦其人即病，病即弥连，至手画形容，传于世而后死。死三年矣，复能溟溟中求得其所梦者而生。如丽娘者，乃可谓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而死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汤显祖认为，人情之所至，可以超乎生死，超乎时间与空间，具有不朽的意义。正是这种生生死死的至情，赋予杜丽娘的形象以感人至深的艺术魅力。她这种因梦感情、因情而死的如痴如醉的深情，和当时千千万万青年男女的感情息息相通;她那出生人死的追求，对当时人们的爱情自由和理想追求有着巨大的感召力。不仅如此，汤显祖笔下的杜丽娘的形象，不但有意高扬“情”的大旗，且以标榜人的自然本性的“性情之学”来跟程朱的“性理之学”相抗衡，也成为人们冲破礼教束缚及渴望个性自由的艺术象征。作为杰出思想家的汤显祖，一生汲取的学术营养既广且杂，邹迪光之《临川汤先生传》云：“五经而外，读诸史百家，汲家、连山诸书”，并兼通“天文、地理、医药、卜笠、河渠、墨、兵、神经怪碟”。在宋代道学家中，他特别佩服周敦颐和程颖，对程颐、张载、朱熹，也表示敬慕〔1〕。在明代思想家中，他直接受学于泰州学派哲人罗汝芳，对李贽的“异端”宏论也极为赞赏。

　　汤显祖哲学思想中的人性学说最为特殊。他继承了《中庸》、《孟子》和《易传》中天人合一的人性理论，但在对情的认识方面，表现了独特的见解。他接受了同邑大哲王安石的性情说，王安石说“喜怒哀乐好恶欲”, “此七者人生而有之，接于物而后动焉”。汤显祖也说“人生而有情”, “缘境起情”，把情视为与生俱来的圣凡皆有的东西，给情摘去了“万恶之源”的帽子，否定了性善情恶的理论，也可以说是对正统的性善说束缚的一大突破。从对人性的这种基本认识出发，他提出了人性修养的三方面根本任务，即“贵生”、“明复(即“人性复归”) ”、“保童心”。因此，他所建书院，也取名为“贵生书院”，并且作《贵生书院说》。其文云：“天生人至灵也”, “君子学道则爱人”以及“大人之举，起于知生，知生则知自贵，又知天下之生皆当贵重也”等语，可见他的思想的基础就是对生命的尊重，同时也可以说，他的这种思想正是继承和发扬了传统儒家的“仁”的学说。汤显祖的自由性情之说，直接来源于罗汝芳(明德夫子)。汤显祖13 岁时即游学于罗汝芳门下，亲聆其教诲，心灵上得到莫大的快乐。杨起元总结罗汝芳讲学的特点说：“其言一宗孔子，归之于天命，证之于赤子，而无他说焉。”[2]杨氏之言不虚。例如，罗汝芳讲《中庸》说：“中庸者，民生日用而良知良能者也。故不虑而知，即所以为不思而得也;不学而能，即所以为不勉而中也。不虑不学，不思不勉，则即无声臭而暗然以谈简温矣。”[3](《会语》 )那么怎样达到这种“不虑而知”、“不学而能”、“不勉而中”的境界呢?罗汝芳认为，只要保持童子之心就行了。如其认为，《大学》宗旨可用一语道尽，即“不失其赤子之心”。对此，庶民的实践甚至更胜于“圣人”，所以他说：“庶民却正是率性自然，而不虑不学者也。又看中庸他章，论圣人却有不知，而愚夫愚妇到可与能。分明说圣贤有不如愚夫妇处。… … 尽人到愚夫妇之居室，物到莺鱼之飞跃，果然浑是一团乐体，浑是一味天机，一切知识也来不着，一切作为也用不去。”[3](《会语》 )从罗氏“圣贤不如愚夫”的思想中，可以初见人人平等的初步民主主义思想的端倪。

　　汤显祖等进步文学思想家们这种对至情和人性的强烈呼唤及热情讴歌，在当时犹如石破天惊，风靡全国，响应四方。晚明文学家的主情文学观念，也是受了这些先觉者思想的影响而产生的。张岱曾写了“自为墓诛铭”，对自己一生醉生梦死的自由生活，作了坦率的表露和热烈的肯定，他说：“少为纵榜子弟，极爱繁荣，好精舍，好美脾，好妾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蠢诗魔，劳碌半生，皆成梦幻。”[4]这一段张岱晚年的回忆，是他哀乐半生的自叙传，前所未有地表现了他对人欲的积极倡导以及对个性自由的追求，也明确地反映了当时文人以情反对理以及期望冲破程朱理学樊笼而争取个性自由的要求。

　　在市民文艺中，文学家对民主自由意识的追求就走得更远了。在许多市民文艺作品中，已经不仅仅是重视个性和爱情自由，而是表现为性爱开放和男女平等。明末清初提倡俗文学运动的冯梦龙，在他的拟话本小说集《三言》中，充分反映了这种民主自由的清新的时代气息。其中为人们所熟知的如《蒋兴歌重会珍珠衫》、《卖油郎独占花魁》等作品，是其中的佼佼者。蒋兴哥与妻子王三巧之间如此曲折的不纯以传统道德为准则的夫妻感情，多少承认人的情欲的正当性以及对它的谅解，在以前的文学作品中确是少见的，也是明清之际自由民主的社会风气以及文学意识的变化所使然。此外，《卖油郎独占花魁》中卖油郎秦重对妇女的体贴人微之情，已经放弃了男尊女卑封建思想下男人的架势和威严，为弱小女子付出同情和关怀，也是有积极意义的。而且，在此作品中花魁小姐王美不嫌弃贫贱的秦重，秦重也不忌讳妓院出身的王美，相互钟情而结为夫妻，也是此作品超越贫富贵贱等级身份的民主意识的表现。

　　晚明清初开放自由的文学风气，在受到清初实事求是学风的冲击后，并没有完全消失。到了清代乾隆年间，被称为“乾隆三大家”之一的著名诗人袁枚主张“性灵说”，再次高倡直抒性灵的主情自由的文学观。他喜山水，爱声色，38 岁就辞官不做，与天下名士名媛相唱和，过他的自由浪漫的生活，袁枚在《所好轩记》中自称：“好味，好色，好茸屋，好游，好友，好花竹泉石，好硅璋彝尊及名人字画，又好书。”[5]可见他也是极重视个人自由情趣的人。

　　三、《红楼梦》的民主意识及其特征

　　《红楼梦》的民主意识主要表现为“自由思想”和“平等观念”，而这种“自由”与“平等”的思想大体是通过贾宝玉的思想和行为反映出来的。

　　第一，在“自由思想”方面，《红楼梦》的作者特别强调了“个人性情的自由”和“追求生活方式的自由”。先谈“个人性情的自由”。《红楼梦》第一号人物贾宝玉的行为，不拘于封建礼教思想，我行我素，一向尊重个人性情及意志的自由。《红楼梦》第31 回“撕扇子作千金一笑”一文，可以说是对此最具代表性的注脚。下面是宝玉跟晴雯讲的一段话：“宝玉笑道：你爱打就打，这些东西原不过是借人所用，你爱这样，我爱那样，各自性情不同。比如那扇子原是扇的，你要撕着玩也可以使得，只是不可生气时拿他出气。就如杯盘，原是盛东西的，你喜听那一声响，就故意的碎了也可以使得，只是别在生气时拿他出气。这就是爱物了。”〔 6 〕晴雯听了宝玉这番话，笑道，“既这么说，你就拿了扇子来我撕，我最喜欢撕的。”然后他就拿了许多扇子随便撕，宝玉也笑着高兴。在这一段看似描写儿女游戏情态内容的细节中，大概我们可以推测曹雪芹“尽性、尽情，但心怀温柔”的哲学同时，在这里，作者也深刻表现了反对等级压迫限制自由意志，提倡和尊重个人意志自由的思想。

　　在《红楼梦》中，作为主角的贾宝玉的个性，就是反对封建的规矩礼法，一向追求个人性情和生活方式的自由。封建传统礼教规定“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一举手一投足都必须依照礼教的规定。在封建贵族大家庭里生活的宝玉也处处受管束，上有贾政、王夫人、贾母的管教，下有一大堆管家、奶妈和婢女的监护。不过，重视个人性情自由的贾宝玉，对这些生活上的约束，进行了一系列勇敢的反抗。他的父亲及周围的人都要他努力读八股等正经书以准备科举，但他对仕途没有兴趣，偏偏读诗赋类闲书，成天与众姐妹丫环们“厮混”。家规要求他骑马经过父亲书房前，必须下来走，他就绕着走，拒绝向那个空房子致敬。他搬到大观园以后，每日只和女孩子们在一起，或吟诗作画，或弹琴下棋，或拆字猜枚，过的更是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生活。至于社交方面，他不满足等级观念对自己社交的限制，追求交友的自由。贾政把贾宝玉的社交活动严格地限制在高级贵族社会里，不过他看穿了大贵族官僚都是些国贼禄蠢，无可学习之处。所以他选择挚友的条件突破了等级的限制，以思想旨趣为准则，因此他的至友里也有寒儒薄宦之家的秦钟和身分卑贱的倡优蒋玉函等人。在婚姻上，贾宝玉也追求婚姻自主，他不听周围人的劝言，始终根据自己的标准进行选择，只属意于林黛玉。凡此种种，表明《红楼梦》的作者通过贾宝玉的独立思考及其行为表露了他所想表露的某种思想。

　　第二，在“平等观念”方面，作者主张“男女平等”、“嫡庶平等”、“主奴平等”、“贫富平等”等方面的观念。以儒家思想为主的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来的传统观念都是男尊女卑，妇女地位低下，从孔子开始，就认为“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7](《阳货》 )。历来的文学作品，虽也有为妇女鸣不平的，但只是哀其不幸，为之付出怜香惜玉之情而已。但贾宝玉则不然，他少年时期就已经提出了“女尊男卑论”。他说：“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得浊臭逼人!”又说，“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儿，须眉男子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这一与传统观念大相径庭的先验的人性论思想，反映了强烈的男女平等要求。随着年龄的增长，贾宝玉的这种女儿观念，不光是嘴巴说，他还用实践证明了它，甚至突破了阶级的界限。他不但“待姊妹们都是极好的”，在一般情况下，即使对众丫环也一样友善相处，“每每甘心为诸丫头充役”。特别是女婢晴雯之死，“其为质则金玉不足喻其贵，其为体则冰雪不足喻其洁，其为神则星日不足喻其精，其为貌则花月不足喻其色。”在中国历史和古代文学史上，没有一个贵族公子这样赞美过他的婢女。

　　他主张嫡庶平等。贾府嫡庶之间等级森严，但贾宝玉是唯一没有嫡尊庶卑思想的人。他对姨娘及庶出的弟妹，都平等相待，“并无亲疏远近之别”。赵姨娘和周姨娘到了怡红院，凤姐毫不理睬，贾宝玉起身让坐。贾环因为是庶出，受到很多人歧视，贾宝玉认为“一般兄弟，何必他怕我”，从不拿嫡系兄长的尊严压制他。这一切反映了贾宝玉虽出自正房，被当作凤凰来养，又有封建法律和世风的庇护，他却不恃尊而骄，处处以平等态度对待偏房及庶出，这就增加了他思想上的光彩。

　　贾宝玉也主张主奴平等。贾府的主子们把奴脾看成猫儿狗儿，颐指气使，凌虐备至，贾宝玉是贾府中仅有的不拿主子架子压制和凌虐奴脾的人。对待男仆，正如兴儿所说：“也没个刚气儿，有一遭见了我们，喜欢时，没上没下，大家乱玩一阵;不喜欢，各自走了，他也不理人，我们坐着卧着，见了他也不理他，他也不责备。因此，没人怕他，只管随便，都过得去。”小厮遇到他，可以“一个个都上来，解荷包，解扇袋，不容分说，将宝玉所佩之物尽行解去”，他也不恼。对待女奴更不用说，他像对待自己的姊妹一样关怀她们。贾宝玉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奴牌，必然要给予女脾很多自由。怡红院的丫环，可以恣情纵意地生活，嗑满地瓜子，直呼其名，支使他干活，也批评他的弱点，可见贾宝玉甘愿放弃他的贵族少爷身份，把奴婢们看成是和自己有同等社会地位的人，这与儒家等级观念大相径庭。他也主张贫富平等。在充满财势观念的贾府里，贾宝玉绝不像其他人一样嫌贫爱富。他意识到了人和人之间的不平等是贫富和财势的差别所造成的。他觉察到他和秦钟之间所以不能早日建立友谊，是因为他们之间存在着贫富等级差别，自己比秦钟富贵。因此，他认为富贵“真真把人茶毒了”。这种认识接近西欧启蒙主义思想家卢梭的认识高度。卢梭就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是财产分配不平等造成的。贾宝玉对贫贱的乡下老太婆刘姥姥的态度令人感动。大家都戏弄她，连林黛玉也嘲笑她是“牛”，唯有宝玉尊重她，建议刘姥姥当香头，增加收人，要来妙玉的成窑茶杯，送给她卖钱度日，对农民的艰难生活寄与深刻的同情。

　　《红楼梦》的民主意识是对明末进步思想家思想的继承和发扬，从该小说的思想内容中，我们确是处处可以看到前面所提众多先进大师的影子。贾宝玉的人性自由思想来源于李贽“重情”、“重私欲”、“重私心”的思想，也来源于晚明文人对自己欲望的强烈追求。并且，言情大师汤显祖的人性论中“贵生”和“明复”的思想，直接影响了《红楼梦》中贾宝玉尊重人性的思想。不仅如此，冯梦龙《三言》小说中卖油郎秦重对女性的尊重，与贾宝玉对女性的体贴又是何等的相似。

　　《红楼梦》民主意识的特征，表面上主要表现为男女平等的层次上。对在几千年以男子为主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受尽折磨的女性来说，小说作者对她们给予了中国史上未曾有过的极度尊重。历史上没有一个人像曹雪芹那样那么细心全面地去发现和分析女性的美。贾宝玉尊重女性当然不是性爱心理的表现。他尊重女性的思想背景里面，有着对所有弱者的同情以及对所有美好事物的赞美。不过，《红楼梦》民主意识真正的特征，在于对人性的尊重。贾宝玉基于中国传统的仁爱思想和对宇宙万物的尊重精神，连对“凡世间之无知无识”者也付出了关怀和多情。所以，在他的眼里，世法平等且人人应该是被尊重的，这就是使这部小说成为伟大的人道主义作品的原因。

　　四、结语

　　综上所述，透过贾宝玉，反映了《红楼梦》所蕴涵的以自由平等为主的民主意识。《红楼梦》民主意识的最主要的价值，用一句来说，就是对人性的发扬和复归，反对一切压制摧残人性的外物，贾宝玉的一言一行都体现了这一理念。他认为，人应顺应天性成长，走自己的人生之路，创造一种出自天性、纯乎自然、以己为中心、由本心出发的生活。这自然带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色彩，其出现于18 世纪处于封建社会的中国应是一大进步，也可以说是在文学作品中所反映的中国初步民主主义的意识。基于这种思想，他对于所有命运悲惨的被压抑者及一切有无生命的东西，付出了无限的怜悯和关怀之情，所以鲁迅也称贾宝玉“爱博而心劳”[8]，对此人物和《红楼梦》作出极高的评价。贾宝玉这种富于人性美的多情博爱精神，不外乎是以儒家“仁爱”精神为主的中国传统读书人的高贵情操。《红楼梦》的仁爱精神，可以说是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大放异彩的中国民主主义意识最宝贵的精华，因为人与人之间的爱情和仁心能解决一切社会理念上的不和与矛盾。

　　红楼人物

　　金陵十二钗正册：林黛玉（判词）、薛宝钗（判词）、贾元春（判词）、贾探春（判词）、史湘云（判词）、妙玉（判词）、贾迎春（判词）、贾惜春（判词）、王熙凤（判词）、巧姐（判词）、李纨（判词）、秦可卿（判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