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政、宝玉父子矛盾所蕴含的思想意义是什么？ -经典文学作品网

　　哲学思辨下的客观反映—— 对贾政、宝玉父子矛盾的...

　　红学研究

　　一

　　本文旨在从《红楼梦》的实际描写出发，对贾政、宝玉父子矛盾所蕴含的思想意义进行有别于简单化政治分析见解的新解析。在未涉正题之前，让我们先探讨一下《红楼梦》在思想内容构成机制上的独特性，以确定我们解析具体问题的思路。

　　《红楼梦》中的许多人和事，很能给人造成“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① 的感觉，以致于研究者任取一端的分析评论，都很难在作者的实际描写面前自圆其说。曹氏为什么要这样写呢?首先，是由此书特定的生活内容和叙事角度决定的。此书全写“石头”幻形入世的家事，记述一个既特殊而又最能反映一般家庭生活常态的封建贵族家庭兴衰史。其中固然包含作者影射政治和其他社会问题的成份，但叙事主人公贾宝玉的所爱、所恨、所感、所叹，毕竟只能限定在家族内部这个人际关系网中，从而使他必然产生“剪不断.理还乱”的矛盾心态。尽管他在具体问题上有自己的是非评判，但一来，“清官难断家务事”，二来面对的人非亲即故，因而他不会对任何人产生根本的仇视心理。俞平伯正是基于这一点，体察到了《红楼梦》的风格之所以“温柔敦厚，怨而不怒”的自然合理性心。②

　　其次，也是更重要的原因：曹雪芹是位集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于一身的特殊作家，由于哲学思辨是他始终运用的武器，所以《红楼梦》的思想内容构成机制有很大的独特性，对一般的阅读审美习惯也是一种巨大的冲击和突破。

　　一般作家习惯于把摄取的生活材料纳入某种相对来说较为单一的意义维面中进行是非评判和审美选择，例如《三国演义》基于忠奸对立而拥刘反曹，《水浒传》基于官逼民反而歌颂草莽英雄，《金瓶梅》基于痛恨道德沦丧而尽揭丑恶，《西厢记》、《牡丹亭》基于反对封建礼教而支持青年女子争取个性解放的斗争，等等。这些作品都按作者自为选择的褒贬意向来加工生活材料，艺术世界固然比现实世界更集中、更典型，但也应当说比现实世界大为简单化，甚至免不了因人为的加工而导致某种程度的失真——《三国》中刘备“似伪”、诸葛“似妖”，《水浒》中对英雄气概的有意夸张，《西厢》中红娘那种超越一个婢女身份的阅历和胆识，都是明显的例子。尽管这些作品是成功的，但我们必须承认，它们在反映社会生活的深度、广度和真实度方面，还停留在相对较低的水平上。这是由作者惯用的“自为加工”机制所决定的。

　　《红楼梦》则独树一帜。作者反映社会生活同样集中而典型，但是却没有仅从一个观察维面去简单地抽取思想意义，更没有按某种直接的功利目的和主观褒贬意向去把握和处理生活材料。书中不乏理想化的浪漫主义虚构成份，但作者也诚实地告诉读者“真事隐去，假语村言”，使虚幻的成份与严肃的现实主义描写成份交相辉映，发挥着象征许多玄奥哲理的作用。在“石头”幻形入世、历尽贾府兴衰又回归原址并追记往事这个纯粹虚构的艺术框架中，容纳了作者对大千世界的一切观察、剖析和思辨成果，使人们看到现实社会在一般常态下的量变― 质变过程，展现了中国封建社会从宏观到微观的全方位实体结构和精神文化结构图景。作者把确切的时空所指有意加以模糊化，有人说是为了逃避“清代文字狱”，但我以为作者另有其更深层的哲学用意，目的在于不使《红楼梦》中的人、事、情、理仅限于一时一地，而具有广义时空的概括性，因此书中的许多事理，直到今天我们也不感到陌生。作品中贯穿始终的真假、反正、有无、虚实等哲学意念，使广阔的具象的生活图景下面，笼罩上一层引人深悟的理性抽象意义;在这“薄雾浓云”的下面，是一幅幅“追踪摄迹，不敢稍加穿凿”的真实生活描绘，真实得无懈可击，诚如俞平伯所言：“作者底惟一手段是写生。”③ 因此，《红楼梦》的思想内容构成机制，是象摄像机那样如实地、准确地再现生活原貌，让生活材料本身的自在性、复杂性、客观性对作者的思想认识和哲学思辨起到雄辨的论证作用。如果说作品的前五回是“总纲”，那么正是在这一部分中，曹氏首先表达了对广泛社会人生问题进行.思辫的见解和态度，其后的内容就具有逐一证明的性质了。既然如此，那么他笔下的生活叙写就必须力避人为加工的痕迹。鲁迅对此给以极高的评价，他说：“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不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④ 如果我们忽视《红楼梦》的这种独特性，用“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鲁迅语)来阅读理解，就势必如俞平伯曾经有过的那种感觉：“这书在中国文坛上是个‘梦魔’，你越研究便越觉糊涂。”⑤ 许多问题，无论怎样也扯不清。

　　诚然，曹爵芹的哲学思想体系是唯心主义的，其思辨方法也带有相对主义的色彩。但又于他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传统老庄哲学中的朴素辩证法思想，他本人又有着大大超过前人的反封建民主仁义政治思想和客观反映社会生活的严肃态度，所以他对许多具体问题的认识和思辩不仅深划全面，而且更接近于唯物主义。《红楼梦》既是一座艺术丰碑，又是一座思想宝库。

　　二

　　《红楼梦》中有关贾政、宝玉父子矛盾的叙写，就是作者在哲学思辩下客观反映社会生话的突出一例。作者的思想底蕴是什么呢?

　　一般论者认为，贾宝玉代表反封建的叛逆力量，贾政代表顽固的封建正统势力，二者是民主与专制、进步与反动的矛盾斗争关系。由于宝玉是作者强烈自我表现的化身，而且、以超绝的艺术手法使之光彩照人，深深打动着读者的心，所以贾政就自然被视为作者所要批判和贬斥的对象。这种见解不仅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原理，而民符合“矛盾双方不能同真”的形式逻辑法则。如果曹雪芹的思想底蕴确实如此简单而干脆，或者说他仅仅在这一维面上去抽取意义并加以描写，那么可以肯定地说，贾政的形象就不会是《红楼梦》中已有的样子了，即使面目未必可憎，其为人也必定可恨。然而通读全书，贾政给人的印象并不坏。作者固然没有特意褒扬他，却也没有特意贬斥，实事求是地说，倒是给了他相当多的同情和体凉。请看如下的例证：

　　( l )父亲形象的对比。

　　除在外修道的贾敬外，贾府中的老爷们，具有父亲形象意义的有三位：贾赦、贾政和贾珍。贾赦、贾珍是一丘之貉，他们为富不仁，践踏礼义，骄奢无度，纵欲贪色，干出种种可耻的勾当;贾府被抄，与他们有直接关系。上梁不正下梁歪，他们的儿子贾琏、贾蓉也和他们是一路货色。对此，作者给以无情的揭露，贬斥意向十分鲜明。

　　贾政则另是一类，那些龌龊之事在他身上一件也找不到。他为人忠厚，不骄不奢，崇尚诗礼，有着一般社会贤达和文人儒士之风。他不善治家，却严于教子，望子成器。宝玉“抓周”时，“伸手只把些脂粉钗环抓来玩弄”，他大不高兴，以为“将来酒色之徒耳”，事虽荒唐，但也象征性地表明了他对儿子未来的企望和担心。长大后的宝玉果真“极恶读书，最喜在内闱厮混”，说明他的担心不无道理。金钏之死和棋官之事的接踵而至，使他火上浇油，终于发生了宝玉挨打的大风波。没有人指责他教子不对的，只是出于疼爱宝玉而怪他不该下那样的狠手(这类家庭风波即使在今天也常见)。然而他的教育并非没有阻力，面对疼护孙子、如扯心肝的老太太，他还要强压怒火，赔笑认错，为父之难，明晰可见。不过他的严厉之中也不乏爱子之情，对宝玉严加管教，正是喜他天赋过人，风采超群，可望造就，远非贾环所能相比者。大观园题咏是他有意“试才”;宝玉一气呵成令观者叫绝的《姽婳词》，他也十分高兴，“细详起来，也还不算十分砧辱了祖宗”，且因年迈，“名利大灰”，对宝玉也有所理解，“遂也不强以举业逼他了” (七十八回)。总之，贾政教子合情入理，对儿子也并非冷酷无情，比起贾赦、贾珍来，他算得上是一位那样的时代、那样家庭中的好父亲。

　　( 2 )宝玉挨打时的各人心态。

　　所谓“淫辱母脾”，是贾环进的谗言;“流荡优伶”，也是贾政对儿子的误解。但宝玉之所以不能为自己申辩，是因为他的行为在表现形式上无法跟浪荡子弟相区别(形同掩盖了质异)。要者，他受屈挨打，心中对父亲却无半点怨恨，说明他在理性上承认了父亲动怒的合理性。钗、黛几人的心态也值得注意，她们虽各有各的微妙价感，但共同的愿望部是让宝玉改过。宝钗说：“早听人一句，也不至今日 ! ”黛玉说：“你从此可都改了吧! ”连从不说“仕途经济”这种“混帐话”的黛玉也如此说，足见情理均在贾政一边。

　　( 3 )宝玉所爱者与贾政思想的一致性。

　　宝玉深爱的人，除黛、钗外，还有袭人、湘云、秦钟、北静王等。袭人为“蔑规”宝玉，故作要走的姿态，趁宝玉极力挽留之机提出一连串要他改掉毛病的要求，宝玉不仅不烦，相反一一答应。“情切切良宵花解语”这个回目，是对袭人的赞许。当然，湘云、宝钗也都正言劝过宝玉用心读书，以求晋身，却遭到宝玉的不满，并说若林妹妹也说“这些混帐话”，他早和她“生分”了。其实宝玉不过是自由天性受到现实社会价值观念的重压而一时爆发了本能的反抗，因为姐妹不是严父，所以他能毫无顾忌地发泄一通，而发泄之后也就完了，不会在情感上真地与她们“生分”起来，曹氏的实际描写也正是如此。为什么呢?以宝玉的所作所为，将来断不会有自立于世的生活出路，湘、钗都是出于对宝玉的关心和爱护，宝玉岂能不解其好意?以黛玉在宝玉挨打时所言推想，黛玉也是如此，只是没有明说而已。

　　秦钟是宝玉的密友，他临终给宝玉的遗言是：“从前你我见识自为高过世人，我今日才知自误了，以后还应立志功名，以荣耀显达为是。”宝玉不仅不反感，相反痛哭不已，深切怀念。北静王也是宝玉“每思相会”的风流人物，但见面时，也无非是从爱惜宝玉出发，嘱咐贾政“不宜钟溺”，不要使宝玉“荒失学业”，宝玉亦无反感，而且把王爷所赠之物拿给黛玉看。

　　这些为宝玉所爱者，都有和贾政相同的人生价值观，既然宝玉深爱他们，当然也不会在内心与父亲作对。

　　以上这些例证，都直接或间接地说明，曹氏不仅无意贬斥贾政，相反把他写成了正面的父亲形象。然而这就与我们把贾政判为反面人物的结论大相径庭，未免使人陷于困惑：既然作者要歌颂反封建的叛逆者，又为什么对封建家长如此同情和体谅呢?也许有人会说，这是作者受了“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思想上存在“反封建的不彻底性”，其实不然。作者如此反映生活，自有共思想上的独到之处。

　　三

　　如前所述，曹氏是在哲学思辨主导下来审视和反映社会生活的。面对这一父子矛盾，他既看到了民主力量与封建正统势力之间的斗争性，也看到了当叛逆者无法在现存社会制度中找到新的人生归宿时，为全社会所公认的一般价位观念和道德准则与人格规范之间的同一性。换言之，贾政和宝玉身上都同时具有“真假反正”的双重属性，成日“正邪两赋”。

　　先说贾政。其教子的目的是为了让他“立身举业，光宗耀祖”, 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合格接班人，他的权威意志，也是封建宗法的具体化。这是他的反面。作者通过大力歌颂宝玉迫求自由、反抗专制和我行我素的叛逆精神，对贾政的“正统”观念作了坚决的批判。但在贾政的教育动机中，也明显地含有反荒废、反堕落的成份，代表了礼教文化中能够净化人性、指导人生的普遍性合理因素，这又是他的正面。诚然，中国传统的儒教所倡导的“忠恕”、“孝梯”、“礼义廉耻”、“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立德，立功，立言”等人生训条，固然有为封建统治阶级用来压制和麻痹人民的一面，但同时也有对抗和消除一切社会丑恶现象、保证社会正常运转和确立正当人生价值的一面。曹氏之所以没有让叛逆的宝玉失去理性的自控而与父亲势不两立，也没有把他写成有如西门庆那样的“极端个性解放者”，正是对礼教文化后一面的肯定。曹氏的这种态度无疑是正确的，与我们今天对待人类文化遗产的“扬弃”态度不谋而合。从这个意义上说，贾政要求儿子确立正经的人生事业，做一个对社会对家庭有用的人，无可厚非，何况宝玉的所作所为本来就能够令人担心他失足。这就是贾政教子的正当性、合理性。此外，贾政为儿子选择立身举业的人生道路也有两个必然性原因：其一，宝玉有这方面的素质，否则贾政也不会强逼他。其二，一个时代总要有一个时代的最高人生价值目标，封建时代的最高人生价值目标就是读书作官，包括寻常百姓在内，一切社会正统教育都朝此目标努力，更何况贾府这样的“诗礼替缨之族”呢?如果说这个目标是错的，那么错在时代和历史，而不在贾政本人。正是基于以上这些原因，所以曹氏不会从反专制、反科举的角度出发而简单化地谴责贾政其人。

　　再说宝玉。他的具有民主主义性质的反封建的种种思想行为，是作者描写和歌颂的重点。尤其是他恨八股、骂科举，讨厌诸如贾雨村之流的“国贼禄蠢”，更是对千百年来根深蒂固的人生价值观念的根本否定，也是对封建家长权威的公开挑战，这是他的正面。其最后的看破红尘，决裂世俗，虽然消极，却也有从总体上彻底否定现存社会一切价值的象征性积极意义。然而，宝玉的最后结局，毕竟是作者基于对现实社会的绝望而假想出来的一种无可奈何的归宿，实在不能算是可取的人生道路。而作为一个实在的社会的人，宝玉既要生存下去，就不能无所事事，但他的实际表现却不过是靠着前辈的基业养活、终日“寻愁觅恨”或时而发发牢骚的“富贵闲人，混世魔王”。其离经叛道的精神固然登上了时代的至高点，但实际的人生价值却是空白一片，是个实实在在的“多余人”，正如那块多余出来的五彩石一样。这显然又是他的反面。对这一面，作者未加讳饰，相反忠实地给以客观的反映，其本意在开卷伊始就作了说明：“我之罪固不免……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己短…… ”这一点，同鲁迅小说中的“我”看到自己袍子底下藏着的“小”有相通之处，都是一种清醒的自我批判精神。作者赋予宝玉这个“多余人”以这样的内省意识，比起俄国作家笔下的同类人物来，更有思想的厚度和人格的高度。

　　以上就是曹氏对封建时代人生教育问题的综合思辩，也是我们依据作品的实际描写所领悟到的东西，试以下面的图示来概而括之：

　　宝玉

　　贾政

　　正

　　反封建的叛逆者

　　严于教子，反对荒废

　　反

　　一事无成的多余人

　　封建家长，正统观念

　　很显然，贾政和宝玉都是正反相对因子的集合，他们各以自己的正面与对方的反面相对抗，又都以对方的反面为参照系而成立。所以，我们不必对曹氏刻画贾政所抱的态度感到困惑，因为世间事物本来就存在多维性。

　　正因作者精于思辨，忠于客观，所以《红楼梦》在这方面的思想意义不仅是历史凝固性的，也是超时代延伸性的。今天已不是过去的时代，贾宝玉的叛逆精神只在他那个时代有进步意义，而在今天，我们倒要堂堂正正地提倡严格的家庭教育，并且号召父母们都自觉承担身教、言教的义务，做一个好家长，同时也反对青少年成为饱食终日、无所作为，“于国于家无望”的废料。

　　由此我们联想到了有关宝玉的那两首《西江月》词。有人说二词“是用似贬实褒、寓褒于贬的手法揭示了贾宝玉的性格”⑥ ，未免不确。这节文字并无所谓隐迥反逆之笔的叙写逻辑，倒是明白告诉读者，二词是揭宝玉的“底细”。按《石头记》之缘起，此乃“石头”(作者)梦醒后回归原址追述往事时，反主体为客体的自我观照与评价，其中恰恰蕴含着既肯定自己叛逆之合理，又肯定贾政教育之合理的双重意义。不然，词中最后两句“寄言统袴与膏粱，莫效此儿形状”，就难解其义了。既然如此，今天的读者就大可不必以讳饰的心态，仅从褒扬宝玉这个单一维面来理解二词的思想内涵了。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