击鼓其镗，① 战鼓擂得镗镗响，
踊跃用兵。② 官兵踊跃练刀枪。
土国城漕，③ 别人修路筑城墙，
我独南行。 我独从军到南方。
从孙子仲，④ 跟随将军孙子仲，
平陈与宋。⑤ 调停纠纷陈与宋。
不我以归，⑥ 常驻边地不能归，
忧心有忡。⑦ 留守南方真苦痛！
爰居爰处？⑧ 住哪儿啊歇何方？
爰丧其马？⑨ 马儿丢失何处藏？
于以求之？⑩ 到哪儿啊找我马？
于林之下。 丛林深处大树旁。
“死生契阔”，(11) “死生永远不分离”，
与子成说。(12) 对你誓言记心里。
执子之手， 我曾紧紧握你手，
与子偕老。 和你到老在一起。
于嗟阔兮，(13) 可叹相隔太遥远，
不我活兮！(14) 不让我们重相见！
于嗟洵兮，(15) 可叹别离太长久，
不我信兮！(16) 不让我们守誓言！
(程俊英译)
一个卫国的士兵，远戍陈、宋，久役不得归，怀念妻子家室，心中充满忧郁伤感之情，失望之中写下了这首诗。
诗凡五章，前三章写入伍从军、远戍思归和征戍劳苦，四章回忆与妻子告别时的誓约，末章以哀叹失望作结。
诗以“击鼓其镗”开篇，一下子把读者带入了金鼓齐鸣的战争环境。“踊跃用兵”是对 “击鼓”的响应: 在战鼓的激励和指挥下，士兵们踊跃奋进操练刀枪。这是从正面写攻战练兵。接着作者变换角度写士卒从事的劳役——构筑工事，加固城池——这是从侧面写战事。末句“我独南行”，一个“独”字点出了南行征伐有锋镝死亡之忧，其危苦远甚于一切劳役。第二章，先写跟随统帅孙氏子仲平定了陈宋两国的纠纷，继写留驻南方，久戍不归引起的内心愁苦。关于 《击鼓》一诗的时代背景，古来说法不一。《诗序》与郑玄都认为，这是写的鲁隐公四年卫君州吁联合宋国、陈国等讨伐郑国的事。姚际恒反对此说，以为 “此乃卫穆公背清丘之盟救陈，为宋所伐，平陈、宋之难，数兴军旅，其下怨之而作此诗。” (《诗经通论》)方玉润的《诗经原始》则主张不必“沾沾据一时一事以实之”，他认为细玩诗意，“此戍卒思归不得诗也。”方氏的观点是正确的，卫国多战乱，兵士苦于征战戍役，用诗歌来表示对战争的不满和渴求解甲归乡的欲望，本是十分正常的事，如果必要坐实《击鼓》为某次战争所作，反而削弱了这首诗的典型意义。
三章，历来的说解都以为写“失伍离散”，“士卒懈驰”。这只是看到字面上的意义。其实诗人在这一节中所要表现的是征戍之苦——南行的士兵们四处转战，没有固定的居处，在激烈的战斗中，他们的战马也丢失了，不知去向，最后好不容易在丛林深处找到了它。诗人匠心独运，不从正面实写战斗之残酷，行军之劳顿，而是以三个问句，巧妙地把这一切暗示了，举重若轻，可谓神来之笔。
第四章突然出现了时空的转换，诗人把画面延伸到出征前与妻子诀别的场景:他们紧紧地握着手，相互起誓，“死生契阔”，“与子偕老”。这是全诗的高潮，读来催人泪下，不由你不为这位久戍不归的战士思家心切的悲苦之状，产生深深的同情。然而更令人惨不忍睹的还有最后一章:诗人的回忆突然中断了，画面又拉回到远戍的现实中来——相隔遥远，我们无法相见！ 别离太久，我们又怎能实现誓言！这一章四句共二层意思，恰恰是对上一章两个誓约的否定。当然这决不是诗人主观上不愿践约，而是残酷的现实使他对誓言失去了信心。这里，诗人对前途的失望，对命运的怅惘，表现得淋漓尽致。当然，战争给人们带来的深重苦难也就不言而喻了。
赋，是《诗经》中用得最多的一种表现手法。《击鼓》全诗用赋，但却并不显得呆板、平直，由于作者注意了行文的变化，不断变换叙写的视点，使全诗在平铺直叙中现出了曲折和起伏。另外，这首诗的语言质朴凝炼，不事雕饰，也为全诗增色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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