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莠骄骄；② 看那讨厌的狗尾巴草洋洋得意；
无思远人， 不要再去思念那远方的亲人，
劳心忉忉？③ 想起他就教人忧心如焚！
无田甫田， 不要再去耕种那大块的土地，
维莠桀桀；④ 看那讨厌的狗尾巴草洋洋得意；
无思远人， 不要再去思念那远方的亲人，
劳心怛怛！⑤ 想起他真教人痛苦伤神！
婉兮娈兮，⑥ 天真烂漫目秀眉清的小乖乖呵！
总角丱兮； ⑦ 扎起小羊角辫儿真逗人爱呵！
未几见兮，⑧ 好象才几天没看见你呵！
突而弁兮！⑨ 为什么突然戴上了武士帽呵！
这首诗的词义不难索解，而其旨趣则众说纷纭。现在我们要抛开前人的诠释，只以诗的语言为媒介，只以诗的意象为向导，看它把我们的感情感受带向何处？
“甫田”，就是大田。《小雅》诗中也有以“甫田”、“大田”名篇者，大都描写田地广阔、劳动愉快、风调雨顺、庄稼茂盛、粮食丰收的景象，以及记述祭祀、庆祝等盛况。它们表现的虽然是奴隶制下的群体劳动，但整个气氛还是热烈欢快的。可是在这首 《甫田》中，那种热烈的气氛不见了，诗人看到的是: “无田甫田，维莠骄骄。”尽管大田里长满旺盛的狗尾巴草，却没有心思再去耕耘播种除草施肥了。往日 “田甫田”的愉快再也没有了，“黍稷薿薿”的景象再也不会出现了。这也许是奴隶制群体劳作瓦解后，个体自由民在社会动乱年月痛苦挣扎的反映。这两句既是诗人目有所见，心有所感的喟叹，也是抒情主人公的内心独白，仿佛是在告诫别人，又好象在规劝自己。它既非比喻，也非兴托，而只是一种表示因果关系的陈述。所谓“田彼南山，芜秽不治”；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抒情主人公不是不想种田，也不是没有苦心经营，而是因为看到了荒草，感到痛心，所以无心再去种田。这中间无疑包含着很多生活内容和心理活动。下面接着说: “无思远人，劳心忉忉。”这两句同前两句一样，非比非兴，也只是一种表示因果关系的陈述: 不要思念远方的亲人，因为一想起他就使人感到痛心。值得注意的是，这两句与前两句排列在一起，构成了一个更为丰满、更为完整的意境。这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也不是比兴关系，而仍是一种因果关系: 因为“田甫田”，所以“思远人”； 因为“维莠骄骄”，所以“劳心忉忉”。“无田甫田”，只是一时的气话，“无思远人”，只是一时的怨语。“维莠骄骄”、“劳心忉忉”才是真正的现实和深切的悲哀。古诗中常用这样的章法来表现沉郁顿挫的感情，如《小雅·无将大车》: “无将大车，祇自尘兮； 无思百忧，祇自疧兮。”即其例证。这样写，表面上看来很平静，不动声色，而实际上，却有一股深情在字里行间激荡。在反复吟诵揣摩之后，读者自然会明白，那个远离家乡和亲人的游子，才是全诗感情的焦点、咏叹的中心。他是“劳心忉忉”之所由生，“维莠骄骄”之所由至。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离家外出干什么去了？此处作者没有明白说出，读者也无从猜测。清晰的语言，朦胧的意象，产生了一种耐人寻味的诗美。
第二章的句式、章法、声情、意象和前章相同，可以说是前章的重复弹奏，只是变换了一二字句。这样反复咏叹，大大增加了诗歌的艺术张力。在“无田甫田”、“无思远人”的重复诉说中，诗人把田地荒芜，亲人远去，日夜以思，忧心如焚的悲痛，表现得既含蓄朦胧，又鲜明真切。人情美和诗美在这里融合成了强大的力量。
口头上说“无思”，实际上是无日不思。在凄凄怆怆、忉忉怛怛的氛围中，那个“远人”的形象越来越鲜明具体了。那是一个天真烂漫，聪明淘气，俊美可爱的小男孩，在不知不觉间，他就变成了大人，戴上了军帽。着“弁”，原是古代男孩成年的标志。“弁”有许多讲究，布帛做的叫文冠，皮革做的叫武冠。前者通常当作礼帽，后者一般用于田猎和征战。诗中只是说着“弁”，重点在表示他已经从小孩变成大人。由于他的远行在外，而且他的亲人不能随心所欲地叫他回来，因此，我们有理由猜想他着的是武“弁”。成年而着武“弁”，自然显得英姿飒爽，威武可人。当他第一次戴上皮帽，以武士身分出现在家人面前时，怎能不使他们感到兴奋和惊喜？这大约就是这位“远人”从军离家时的样子，是他留给亲人最后的印象。整个第三章都是对这个“远人”的回忆。这是一种美好而又辛酸的回忆，连用四个“兮”字句，恰恰能把这种感情表现得可泣可歌，声情并茂。这一章的章法和内容，在全诗结构上都显得突兀，这是由于抒情主人公心理产生了特殊的变化，由自怨自艾，如泣如诉的感喟，突然进入亦悲亦乐，忽惊忽喜的回忆与沉思。不过，当他的思绪回到现实中来时，他可能再次诉说“无田甫田”，“无思远人”的凄凄怆怆，忉忉怛怛。
清方玉润 《诗经原始》摒弃旧说，他以为此诗旨意 “未详”。其说有云: “此诗词义极浅，尽人能识。惟意旨所在则不可知。《小序》谓 ‘刺襄公’ ，《大序》谓 ‘无礼义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诸侯’ ，率皆拟议之词，非实据也。《集传》不从，是矣，而顺文敷义，又恐非诗人本旨。且前二章与后一章词气全不相类，此中必有所指，与泛言义理者不同。《集传》勉强牵合，终非自然。……姚氏 (姚际恒 《诗经通论》) 以为未详，识过诸儒远矣，从之。” 《集传》为朱熹作。朱熹是说诗的大权威，犹如此不能令人信服，这不是有些奇怪吗？其实说怪不怪，从毛 《传》 到朱熹，在解释这首诗时，一开始都犯了个大错误，他们都用比兴来体味此诗的形象意义，钩稽史实，穿凿附会，总想从其中引出一番微言大义。把吟咏性情之作，当作高深义理的寄托，把一个老农的痛苦呻吟，当作贤士大夫的谲谏之词，这样怎能不把人们的思路引入死胡同呢？姚氏、方氏能明识其非，却不能够指其是，也是由于他们的思维方式和思维材料仍不能脱离前人窠臼，仍把此诗看着是比是兴，因而一时难以明其意旨之所在。他们既不尊重这首诗所描绘的真实的形象世界，更不理解这首诗所蕴藏的真切而醇至的感情世界，因而他们就不可能真正读懂这首诗。
读这首诗，总是使人想起唐张渭《代北州老翁答》，诗云:
负薪老翁在北州，北望乡关生客愁。自言老翁有二子，两人已向 黄沙死。如今小儿新长成，明年闻道又征兵。定知此别必零落，不及相随同死生。尽将田宅借邻伍，且复伶俜去乡土。在生本求多子孙，及有谁知更辛苦。近传天子尊武臣，强兵直欲静胡尘。安边自合有长策，何必流离中国人。
《甫田》诗的作者，不就象张渭这样的人吗？ 《甫田》中心凄怆而忉怛者，不也和张渭诗中的老翁依稀相似吗？前者中“远人”的命运和后者中“小儿”的遭遇何其惊人地相似？《甫田》中的主人公眼见“骄骄” “桀桀”之“莠草”，大约也曾经想过: “尽将田宅借邻伍，具复伶俜去乡土”吧，读此诗者，怅望千秋，不也有感他们的“萧条异代不同时”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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