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丝·林瑟尔 (裴胜利 译)

　　埃米莱婶婶在她丈夫死后一年也死了。她是怎么死的,无法断定。医生在死亡证明书上写了“年老衰竭”,可写的时候又耸了耸肩膀,因为埃米莱婶婶几乎还不满六十岁。然而,不这样写,又该怎么写呢?医生并不认识她,不过我倒跟她很熟悉,所以,她是怎么死的,我知道。

　　戈特弗里德叔叔比她大十岁,生前从未生过病。因此,当埃米莱婶婶用明信片向我们告急,说他危在旦夕,想跟我们“再见一面”的时候,我们无不感到震惊。那时正值二月底,天气阴冷而潮湿,而我正怀着我们的老大。

　　“你无论如何不能去,”我丈夫说。“再说你是了解埃米莱婶婶那个人的,也许戈特弗里德叔叔只是着凉感冒了,而她呢,又不知道怎么料理自己。”

　　可是,我内心还是感到忐忑不安。我思忖道:这“再见一面”也许是真的意味着“再见一面,以后就再见不到了”。于是我们起程去看她了。

　　“你知道吗,”彼得说,“我原来就盼望戈特弗里德叔叔能活得比她久些,否则的话,那是不合情理的,老天爷那就不公平了。老天爷确是太不公平了。埃米莱婶婶几乎还是个黄毛丫头时,戈特弗里德叔叔就跟她结婚了,听说,那会儿她非常漂亮,他对她百依百顺,十分宠爱。早上起来生火做饭,把早餐端到她床前,外出买蔬菜、肉什么的,同清洁女工办交涉,还要敲钉子,缝扣子,总而言之:他什么都干。起先,她还挺满意的,后来便觉得理所当然的了,再后来,他对她那么个样子也感到厌恶了。他们没有孩子,这是因为她不想要孩子,而他对此是有顾虑的。光阴荏苒,转眼几年过去了。终于,他们俩之间便开始象陌生人似的生活了。她成天耽在床上看书,渐渐地发福了。他开始喝酒,并也逐渐地胖了起来。他们从不争吵,甚而看上去,他们俩对他们那样生活都变得漫不经心,无所谓了。有一天,我问戈特弗里德叔叔: “你们干吗还不离婚?”他惊异地盯着我,反诘道: “离婚?为什么?”我被弄得尴尬起来。“我只是这么说说。我想,你和埃米莱婶婶一块儿过,不会有真正的幸福的。”他不以为然地说: “哦,你是这么认为的吗?这个问题我倒从未考虑过。”他停顿了一会儿又补充道:“既然已经到了这步田地,我也只好顺受下去了。”——“天哪,”我不禁叫道,“可一个人总不能因为作了一次错误的选择就应该受到二十年的惩罚呀。”他亲切地拍了拍我的肩膀,“不错,”他说:“可这些我都能顺受。好吧,再见了。”

　　我很喜欢他,老人一张紫铜色的脸,胖得有点儿臃肿。他的处境引起了我的同情,同时更增添了我对他的尊敬。由于这些奇怪的事情,戈特弗里德叔叔天天晚上都要喝得醉醺醺的才回家,白天在家里也只是干切切胡萝卜、削削土豆皮,洗洗锅盘碗盏之类的活。对此,埃米莱婶婶只得忍气吞声,于是,她的神情也显得迟钝了。戈特弗里德叔叔沉默寡言,忧郁不乐,可他能镇定自若地打发他的生活,这无不令人感到敬佩。在我第一次听到“捉摸不透”这个词时,便马上联想到戈特弗里德叔叔,打那以后,这个词就在我脑子里扎了根。

　　他们俩在一块儿生活,就象淫雨霏霏的星期天,令人阴郁不安。经过这么长时期的磨难后,他们都是年近古稀、耳聋眼花的老人了,按理说,戈特弗里德叔叔蛮可以不再遭罪受难,应该过几年没有妻子所强加于他的劳累家务的清闲日子了。再说,埃米莱婶婶有什么权利要当终生得胜者呢?

　　当埃米莱婶婶开了门,一看见我,便双手击着额头叫了起来:“唉呀,仁慈的上帝,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彼得把她扶到一边: “戈特弗里德叔叔怎么了?”

　　“他,”她神不守舍地说,两眼仍呆滞地朝我身上凝视着,“他不好了,要死了。”她说这话时,语气十分平淡,平淡得就象是在说“饭吃完了”这么一句话。“肺炎,”她又补充道,然后打开通往卧室的门。“喏,”她又叫道,“你们自个儿去看吧,他恐怕活不了多久了。”

　　“别作声,”我吃惊地低声说,“安静一点。”她惊讶地注视着我。

　　“干吗要安静呢?他已经昏迷不醒,不省人事了。”我抚摸着戈特弗里德叔叔的手。他躺在那儿,两只眼睛睁得老大,瞅着天花板发愣,尽管他也许只朝我瞥了一眼,可我还是觉得他已经认出我来了。

　　“他不会说话了吗?”我轻声问道,把埃米莱婶婶耳背的毛病给忘了。

　　“你说什么?”她手托着耳朵叫道。

　　“我们出去说吧,”我说。

　　“干吗要出去?除了这儿,其他地方都没有生火。我们煮杯咖啡喝吧。”随即她又可怜巴巴地补充道: “不过家里也没什么吃的了。以前总是他买,我对买东西一窍不通。”

　　彼得跑出去买吃的去了,我打开我们带去的奶油罐头,做起掼奶油来。埃米莱婶婶在煮咖啡,边煮边固执地大声嚷道:“今儿已是第九天了。危险着呢。那个医生说,他能度过危险期,不过,那个医生是个笨蛋。这么个样儿,谁都能看得出,他已经没什么抵抗力了;他平时酒喝得太多了呀。这下可好,完了。”

　　她把咖啡过滤后斟在杯里。

　　“他问起过我吗?”我问。

　　“问起过的,发高烧的第一天晚上就问起过。”

　　“那么你为什么不立即写信告诉我呢?”我恼火了。

　　她诧异地抬起了肩膀: “就是写了又有什么用呢?”

　　“我的天,要是你写了,也许会给他带来一点儿安慰的呀。”

　　“你是这么认为的吗?”她满不在乎地问。

　　“他使我这么认为的。”我竭力克制着,不使自己发作。我拿了一小盘掼奶油走到戈特弗里德叔叔床跟前。他仍然同先前一样,一动不动地躺着。我在他的嘴上抹了点奶油,嘴唇就象烧焦了的木头似的干裂破碎。以前,他对掼奶油的嗜好几乎不亚于他的老酒,可这会儿却一点儿都不能下咽。奶油从嘴角溢出来,涂满了胡子拉碴的下巴颏。

　　“你这是干的什么哟?”埃米莱婶婶端着咖啡壶,走进卧室时,大声叫了起来。“可惜了这些奶油了。你倒看看呀:他什么都保存不住了。”

　　可是我只当没听见,还是不停地把凉奶油往他那干裂的嘴里塞。从他微微啜咽的动作来看,至少还有一点儿奶油通过那可怜的、烧坏了的脖子到达肚子里。

　　彼得终于买了面包和黄油回来了。埃米莱婶婶贪婪地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我大概有两天没吃东西了,”她边嚼边解释道。“他老是八天才买一次,买了好多贮藏起来,可今儿已是第十天了。”

　　“他病得这么厉害,”彼得问,“到底是怎么引起的?”

　　她耸耸肩膀。“这就很难说了,”她说。“不过,他也真够犟的。早几天他就感冒了,我说,这种天气还是待在家里,别出去了吧,可他偏偏要出去买东西,结果,回到家就发起高烧来了。”

　　彼得按奈不住地说道: “他已着了凉,你干吗还让他去买什么鬼东西呢?你就不能出去买一次吗?”

　　她以委屈的目光朝彼得扫了一眼。“我?”她拉长了嗓门反诘道。“既然四十年来这些活都是他干的,我干吗要去插手一次呢?”

　　彼得叹了一口气。

　　“你们既然已经来了,”埃米莱婶婶说,“那么就索性等到他下葬了,是吗?”

　　“婶婶,”彼得愤愤地说,“够了,我们现在该想想办法了,你总不能看着他这样躺着等死吧?”

　　她怪里怪气地瞟了他一眼。“你们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吧,”最后,她嘟嘟哝哝地走出去了。一直到黄昏时分她才又走了进来。

　　“他还有气吗?”她问。没人理她。天完全黑了下来。“睡觉去吧,”彼得对她说,“我不困。”她说。于是,我们都没脱衣服,坐在那儿。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终于,彼得和埃米莱婶婶睡着了。我仍坐在戈特弗里德叔叔的床边。

　　“戈特弗里德叔叔,”我俯身贴近他耳边低声唤道。他睁开眼来盯着我看,眼光非常明亮,明亮得使我感到惊骇。他强颜微微一笑,笑容里含有昔日他那凄楚和绝望的阴影。突然,他瞪着两眼向四处搜寻起来,接着他有气无力地问道: “埃米莱呢?”

　　“她在这儿,睡着了。”

　　“让她睡吧,”他喃喃地说。“不要离弃她。”嗓音很轻,然后他又柔情地补充道: “她还是个孩子呢。”

　　蓦地,他又陷入昏迷状态。

　　“你在跟谁说话?”彼得睡眼惺忪地问道。

　　“别作声,”我说,“你睡好了。”继而又是我和戈特弗里德叔叔俩单独在一块了。这时,我倏地产生了个念头:他已经开始离开人世了。尽管我吓得几乎连气都喘不过来,可还是不愿把他俩叫醒。他在弥留之际还在作垂死挣扎,也许是有什么临终遗愿还未如愿以偿,不肯轻易离去。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天蒙蒙亮时,埃米莱婶婶醒了。

　　“他还活着?”她大声问道,然后朝奄奄一息的叔叔弯下身,掀起被子摸了摸他的腿。“快了,快了。”她喃喃着,随后又把被子一撩,踢踢拖拖地走出去了。我听到她摆弄锅灶的乒乓声。

　　忽然,戈特弗里德叔叔睁开眼睛,直愣愣地盯着我,并令人惊异地大声而坚定地说: “要好生对待埃米莱。”

　　这就是他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顷刻间,没等我来得及将埃米莱婶婶叫来,他就咽气了,脸上仍还留着抑郁痛苦的神色。我大声呼唤彼得和埃米莱婶婶。

　　“死了?”她问,眼睛里忽然露出惊恐万状的神色,紧接着便放声大哭起来。她哭得呼天抢地、不能自己,时而抓住彼得,时而又抱着我不放。猛然间她又大叫大嚷起来:“他就这么轻易地把我一个人丢下了。一走了之,这就是他的绝招呀。我也不想活了呀,我要和他一道去。他走了,可以无牵无挂了。”

　　彼得把她抱到门外,拖进厨房,让她在那儿痛痛快快地大哭一场。然后,他出去叫医生了。我独自一人和死人待在一块儿。

　　将近中午的时候,一切都料理完毕了。戈特弗里德叔叔已送进殡仪馆,埃米莱婶婶依旧呆呆地坐在厨房间发愣。我们不敢让她独自一人待在那儿,都陪着她。

　　下葬的时候,下起了滂沱大雨,尽管大雨如注,可也没能把人们吓跑。全城几乎有一半人都来了,好多人都哭了,其中也有男人。我相信,这些人并不都是为老人的死而伤心落泪,之所以如此感慨动情,主要是他们同死者有着共同的命运,即: 生活欺骗了他们。此刻,在埋葬这位他们熟知其命运的老人之时,尤其是那些在生活中跟死者有同样命运的老人,心情更为沉重,他们小心翼翼地把湿土抛向死者的坟茔。

　　埃米莱婶婶衣着华丽,披着又厚又长的居丧面纱,表情漠然地凝视着棺柩,全然不哭。

　　当我们回到家时,她摘去了带有面纱的帽子,两眼炯炯有神地朝四下里扫了一周,随后嚷嚷道: “好,我现在要把房间用墙纸重新糊一下,糊成蓝色的,一切都搞成蓝色的,连家具我也要重新布置一下。”随即,那张阴郁的脸又恶狠狠地笑了笑,补充道:“他是很讨厌蓝颜色的。”说着,从柜子里取出一张列车时刻表。“告诉我,这张表怎么个看法,”她以命令的口吻说道。“我要旅游去。”彼得开始对她所说的这些话感到惊奇了。突然,她又叫了起来:可惜呀,他再也不能一道去旅游了。”说完便哭了起来,哭得非常激动,简直是到了悲恸万分、不能自制的程度,以致我们都茫然不知所措。她抽抽搭搭地哭了好几个小时,表情自然,同自身浑然一体,十分协调。

　　一直到第二天,等她心平气和,甚而看上去情绪基本稳定,精神重又振作,并已着手糊墙时,我们才离去。

　　打那以后不几天,我们的孩子就出世了,我们给他取名为戈特弗里德。几个礼拜之后,我们给埃米莱婶婶写了一封信,问她是否愿意上我们这儿来住。可是,她没有来,只寄来了一张寥寥数字的明信片,从中一点儿都揣测不出她的情况到底怎么样了。

　　在戈特弗里德叔叔故世半年后的一天,我们去看望了她。去时,见她正坐在靠窗的一张蓝色安乐椅里,形容显得瘦小憔悴了,尽管太阳光暖烘烘地射进屋来,可她还盖着一条厚厚的被子。整个房间就犹如金鱼缸,一片青绿色。

　　“啊,”彼得不禁叫了起来,“现在你可以随心所欲地安排生活了。”她自我解嘲地抬了抬手。

　　“你现在过得可满意?”他不顾情面地继续说道。

　　“随你怎么说好了,”她厌倦地说。

　　“你现在尽可以想怎么着就怎么着了,”彼得说。

　　她不理睬她了。我搡了彼得一下,示意让他别吱声了,随后我说道: “蓝颜色好漂亮咧。”

　　“是呀,”她说,“漂亮。你说得也漂亮。”她的话音既响亮又刺耳。“这些漂亮的蓝颜色你们尽管看个够吧。你们可看出点名堂来了?”

　　由于日晒光射,四处的墙壁都已褪色和斑驳了。

　　“你们弄懂了没有?”她嚷道。“他再也不会讨厌蓝颜色了。”她两眼瞪着我,忧郁阴暗的目光一下变得严厉起来:“你们一定是认为我疯了。可我和你们一样,头脑清楚得很。你们自个儿倒是糊涂了。”

　　她耸了耸肩膀。“冲着我,”她喃喃地说,然后顺手从安乐椅后面抽出一只红葡萄酒酒瓶,举起瓶子对阳光晃了晃。

　　“没了,”她说。“这是最后一瓶了,都让我给喝光了。”

　　“你?可你过去从来就是讨厌酒的呀!”

　　“是的,”她说。“或许是因为现在清静的缘故吧。他从前也老是要我喝的嘛。”

　　她把披巾紧紧地裹了裹,我们觉得该告辞了。对她所沉湎的世界,我们很不理解。我们太年轻了。几个礼拜以后他死了。她没患一时一刻的病。临死前的那天晚上,她同往常一样地躺下就寝,可是,到了第二天早上,清洁妇发现她死了。

　　“年老衰竭”,医生在死亡证明书上只写了这么几个字。然而,我知道她是怎么死的。看到他俩的爱情竟采取如此可怕的形式,我不寒而栗了。

　　《一个老人之死》是一篇反映西德社会普通人爱情悲剧和家庭悲剧的小说,作者对战后西德社会有着深刻的体验,善于把笔触及平凡社会生活的背后,发掘表面社会现象所蕴含的悲喜剧意义。

　　小说描写“我”听到戈特弗里德叔叔病危后,赶紧上他家去照看他。他的妻子埃米莱对他的死漫不经心,引起了“我”的种种感受和看法。小说的主题是很明显的,通过一对夫妇感情关系的描写,于平淡处表现出家庭的悲哀。戈特弗里德和埃米莱毫无爱情就结合了,婚后,他们象一对陌生人一样生活,由于善良的戈特弗里德顺从,勤快,繁琐的家务事全落在他的身上,这样一种不谐和的家庭关系勉强维持下来。“我”清醒地认识到维持这种毫无幸福的婚姻的可悲,十分同情戈特弗里德叔叔的处境。作者无意去描写这种长镜头的家庭生活,而是通过戈特弗里德临死前夕,埃米莱形象化的表现这一特写镜头,淋漓尽致地描写出这种家庭悲剧的本质。

　　埃米莱是这一悲剧的制造者,也是这一悲剧的承受者。她的悲剧意义不在于她糊里糊涂地造成了爱情——家庭的悲剧;而在于她临死之前,还没有醒悟过来而最终扮演了这一悲剧的主人公。作品所揭示的悲剧意义则几乎全部表现在埃米莱这一人物身上,当然,善良的戈特弗里德也没有体会爱情和家庭的意义,仅仅以善良和怜爱来代替爱情和家庭,但这并不妨碍作者更深地从埃米莱身上挖掘作品的悲剧意义。

　　埃米莱又是怎样体现作品的悲剧意义的呢?作者毫不留情地触及她的心灵,从她富有喜剧性的形象刻划上,使人透过一种幽默的讽刺感受到含泪的微笑的悲剧效果。当“我”听到戈特弗里德的凶讯,匆匆赶到他家时,埃米莱毫无悲伤的表情和出人意料的言行,马上就使人感到一种感情的悲剧气氛。也许从社会意义上讲,她并没有什么过错,因为,长期在一种貌似家庭的环境里,她的感情已经麻木了。因此,这种悲剧正是超越个人的范围表现出普遍的社会意义。对埃米莱来说,她丈夫的死仅仅使她感到再也没有谁去采购食物了,就为这一点,她呼天抢地地觉得颇受委屈。作者从另一方面揭示作品的悲剧意义,加深了作品的主题。这就是戈特弗里德下葬的一幕,全城的人从他的死醒悟生活欺骗了他们,他们也面临着同死者同样的家庭悲剧。

　　作者采用对比的手法,让两种截然相反的情感互相映衬。在陪伴临终老人的过程中,“我”的所言所行是为了给老人一点心灵上的安慰和减轻他的痛苦,由此而产生的对老人的怜爱和深刻的同情,埃米莱却是一个唠唠叨叨的长舌妇,毫无人情和夫妇之爱,不是抱怨医生混蛋,就是抱怨自己几天没吃东西了。这种对比描写也加强了作品的主题意义。

　　埃米莱并不是一个受谴责的对象,而是一个令人可憎的受害者。作者用讽刺手法刻画出这个悲剧中的喜剧因素,具有一种“含泪的微笑”的戏剧效果。这个人物的一言一行都包含着作者辛酸的幽默。

　　作者采用倒叙手法来叙述故事情节,从一个次要人物的在启发叙述者的联想,最后,又回到这个人物身上。构思新颖,令人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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