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则明末流传很广的爱情故事。较完整的记载初见于明宋懋澄《九籥集·别集》卷三(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排印本)，题为《珠衫》。故事说：楚中有一商人，年纪二十余岁，妻子很美。商人往广东经商，其妻在家独守。居处临街，妇人每临窗垂帘张望以盼其夫。一日，忽见美男子像其夫，于是打开帘子往外看，恰被男子看见，以为妇人有意于自己，因其美貌而销魂失魂。男子是新安(今安微歙县)人，到楚中经商已二年，认识市东一卖珠的老妇，即去求老妇为之设法和妇人相见。老妇见男子出手豪阔，拿出白银百两，黄金数锭，且有“事成谢当倍此”的许诺，惊喜应承。老妇与楚商妇并不相识，以新安人的买卖行正与楚商家隔街相对，因之设计。第二天，老妇以卖珠名义到新安人处，两人高声讨价还价，在日光中把弄珠宝，引得市上人们围观喧笑。楚商妇闻声见珠，让侍女召老妇至已处看货，从此结识。楚商妇独居寂寞，而老妇机颖巧捷，言辞伶俐，两人话语投机，深得楚商妇喜欢。相交日久， “妇日不能无媪矣”。于是，老妇乃以自家居处太杂乱，楚商妇处宽敞幽静之语试探，楚商妇慨然邀其搬入自己家，并与自己一室同住，便闲淡解闷。入夜，老妇常以淫辞挑楚商妇。终于有一天，老妇暗引新安男子入室，与楚商妇相会，两人相得甚欢。自后无日不至，楚商妇与新安人感情日深。新安人临返故里，向妇人要一物为记念。”妇人开箱检珠衫一件，自提领袖，为其人服之，曰：‘道路苦热，极生清凉，幸为君裹衣，如妾得近体也。’”新安人离后，日思妇人，珠衫不离左右。第二年，他也经商到广东，在旅馆中巧遇楚人。两人一见如故，戏谈平生隐秘之事。因楚人在外是用化名，新安人不知，即谈到在楚地遇妇一事，并出示珠衫。又言请楚人归时托为捎信，楚人称与妇人系表亲，新安人颇悔失言。楚人归家，即以妻母病为理由，送妻回娘家，附信乃为休书。其岳父上门争辩，楚人并不解释，只是索要珍珠衫，妇人知事发，惭愧欲死。有吴中进士到广东做官，路过楚中，以五十金娶楚商妇为妾，楚商知道后，把妇人原室中金帛珠宝共十六箱，原封作为陪嫁给了妇人。再一年，楚人又到广东经商，娶继室。准备归里时，因与人看货议价不合，两下争执，对方年纪老迈，扑地暴死。见官后，判案者正是吴中进士。妇人知前夫遭事，假称系已之兄，哭求其夫为之解脱。楚人死罪被免，及与妇人相见，两人抱头痛哭。吴中进士看出破绽，问出情由，即让楚人携妇回，并归还十六箱陪嫁。
原文为文言笔记体，于故事结束后，作者又记道：“或曰：新安人客粤，遭盗劫尽，负债不得还，愁忿病剧，乃召其妻至粤就家。妻至，会夫已物故。楚人所置后室，即新安人妻也。”因事情未免过于巧合，作者以“废人曰”的名义批了一句：“若此，则天道太近，世无非理人矣。”对传闻是颇带不屑之意的。不过，由此也可看出，这则故事当是早已流传于人口，作者是根据流传的故事记载的。冯梦龙托名澹澹外史编《情史类略》(亦名《情史》)，将此文收在“情报类”，仅个别字句略异，而题己改作《珍珠衫》。他在篇后云： “小说有《珍珠衫记》，姓名俱未的。”其所谓小说，不知所出，而说其中人物俱不出姓名，大概与宋氏记载一样，或者是因有所避讳而隐其名存其事的。
作为笔记体小说，宋懋澄的记载只是简述了故事情节，并没有展开描写。如故事中没有正面写楚人与妻子间的爱情。尽管从楚人在外经商久不归，其妻时常于窗前垂帘张望，及见貌似丈夫的人，急切间启帘细看;楚人虽休了妻子，却不详说缘由，妻外嫁，又原封陪送妻房中原有箱笼等细节，可以感觉到他们的感情基础，但这只不过是于客观叙述中有意无意间对夫妇日后的团圆作了铺垫。缺少了正面描写，楚人妇的临街张望，总不免有涉轻佻之嫌，这显然是有悖于故事本意的。所以冯梦龙的《情史略编》转引时，开篇即补说他们“夫妇之爱甚笃”。有此一言，整个故事的发展脉络就更合乎情理，真实可信了。
宋懋澄的记载，就故事本身而言尚感粗疏，但其文笔简洁，层次清晰，把一个曲折的故事用不长的文字表述得有条不紊，仍然显示了作者扎实的文字功力。此外，作为一个有影响的爱情故事的初见笔记记载，它在研究我国小说发展史上也是相当有价值的。
“珍珠衫”故事在明末得到了广泛的流传，也许是与宋懋澄的“稗官家言”的同时，有关这个故事的平话、戏剧也已流播于世了。明末剧作家袁于令曾作有《珍珠衫》传奇，其佚曲见于《明清传奇钩沉》中。又有叶宪祖作《会香衫》杂剧一种，见于《远山堂剧品》著录，书中列此剧入“雅品”，并谓：“北二剧，共八折。此即《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传也。上剧止奸尼赚衫一节事耳。未尽者以次剧继之。元人原有此体，如《西厢》之分为五剧是也。桐柏迩来之词，信手拈出，俱证无碍谁摩矣。”惜其原作已佚。《远山堂明曲品》还载有两个相关的剧目： 《珍珠衫》，柳××撰，“此易蒋兴哥为王士英。‘讹奸’一节，皆六婆为之，而巧儿卒以贞终。然末段收煞，殊少精神。”《远帆楼》，闲闲子撰，“此即《珍珠衫》传，惟会合稍异。其中俊句不乏，惜安顿无法，盖由作者尚未梦见音律，漫然握管耳。”由这些剧作的产生，可以想见当时人们对这个故事的喜爱程度。较之笔记，剧作里的人物都已有了名姓、只因剧本都已失传，而不能得见全貌了。今日易见的最完整的“珍珠衫”故事，是收入冯梦龙编的《古今小说》的第一篇拟话本《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小说又见于《燕居笔记》和《今古奇观》。
《蒋兴哥重会珍珠衫》的基本情节，与前述笔记故事是一致的。作为拟话本小说，它对故事人物的姓名、身份都有着比较详尽的交待。比照笔记故事，在小说中，楚人名蒋德，小名兴哥，是湖广襄阳府枣阳县(今属湖北)人，外出经商时称罗小官人;楚人妇名唤王三巧;新安人姓陈名商;卖珠妇称薛婆;新安人妇为平氏等等。小说取题中突出了“重会”二字，以此来达到所谓“果报不爽”，劝人安分守己的宗旨。既强调“重会”，小说就把宋懋澄文末的“或曰”部分纳进了正式内容，说陈商从枣阳回到新安，一心只想着王三巧，朝幕把玩珍珠衫，长吁短叹。其妻平氏奇怪衫儿来的蹊跷，就在丈夫睡着时，偷偷拿去藏匿了。陈商醒来找衫儿不着，终日与妻争吵，没奈何，又带了银两回枣阳来。岂料路遇强盗，只逃得性命，住到枣阳旧寓。意想找王三巧借些东西以图恢复，后知王三巧已被蒋兴哥休掉，转嫁了南京吴进士，薛婆也被蒋家找人给打了，已迁居邻县。陈商惊急之下，害了病，写家书召妻平氏到枣阳。及平氏到日，陈商已死。平氏所带银两首饰因被随从偷了逃走，她只得卖身葬夫，所嫁之人，恰好就是休妻后要续娶的蒋兴哥。平氏整理自己衣物，检出珍珠衫，被蒋兴哥看见，始知所娶之妇即陈商原妻。珍珠衫自是物归原主。如此设置，可谓巧之又巧，但经过小说家天衣无缝的情节处理，却是颇合乎情理的。小说改笔记中所述新安人入广东经商巧遇楚人，而写陈商从枣阳返新安，途中过苏州遇蒋兴哥。蒋兴哥在广东贩了货，因闻说“上说天堂，下说苏杭”，欲到苏州走一趟，到了苏州，在朋友家酒席上见到陈商，两人年貌相若，遂成知己。蒋兴哥离苏前到陈商处作别，陈商置酒相待。天气炎热，两人解衣饮酒，陈商露出了珍珠衫，只以为蒋兴哥是罗小官人，于是吐露了与王三巧一段情话。如此一改，情节上就更自然流转，事情虽属巧合，却不觉其附会牵强。此外，又变新安人入广东经商而为失珍珠衫后再返枣阳，也比笔记发展了一步，陈商既思念王三巧，与妻子闹翻后，必然更依恋与王三巧的缠绵，自然要去追溯旧情，而且枣阳又是他经商的熟路，返枣阳就远比说他曾到广东而遇蒋兴哥更为读者所接受。经此编排，才有着后面的平氏到枣阳，改嫁蒋兴哥，蒋兴哥重会珍珠衫的一连串故事的产生。小说在情节处理上较之笔记要丰满圆熟得多。
在处理蒋兴哥与王三巧的爱情上，小说也显得比较成熟。其开篇即用较多的笔墨写两人的婚姻缘由及其婚后的情爱。蒋兴哥和王三巧是自小订的婚，两人都品貌出众。少年的蒋兴哥就生得“眉清目秀，齿白唇红。行步端庄，言辞敏捷。聪明赛过读书家，伶俐不输长大汉。人人唤作粉孩儿，个个羡他无价宝”;王三巧则是“吴宫西子不如，楚国南威难赛。若比水月观音，一样烧香礼拜”。等到蒋兴哥守父丧满周年，两人成亲，小说写他们婚后的感情道：
蒋兴哥人才本自齐整，又娶得这房美色的浑家，分明是一对玉人，良玉琢就。男欢女爱，比别个夫妻更胜十分。三朝之后，依先换了些浅色衣服，只推制中，不与外事，专在楼上与浑家成双捉对，朝幕取乐。真个行坐不离，梦魂作伴。
如此数年，蒋兴哥几次想起广东的生意，均因两情缱绻，割舍不开，一再推延行期。补充了这一节。后面再叙王三巧在丈夫走后的寂寞难捱，招进薛婆解闷而误中圈套;以及夫妻重会，旧情再续就好写了。
正是出自两情浓挚，一旦蒋兴哥远行，空屋独守的王三巧之寂寞凄楚之景即是十分真实可感的。蒋兴哥走后，王三巧遵丈夫叮嘱，“目不窥户，足不下楼”，在家耐心度日，但愈是这样，俞是孤寂无味。何况时至年终，“家家户户，闹轰轰的暖火盆，放爆竹，吃合家欢耍子”。他人家是那样热闹，自己家是这般冷清，强烈的对比，三巧儿怎能不触景伤情?“腊尽愁难尽，春归人未归”，对旧情的怀念，对丈夫归来的渴望，而产生的极度的寂寞惆怅，加之丫头的极力撺掇，她按捺不住而到临街前楼隔帘往外张望。对圈守后楼、目不窥户限制的冲破已是势所必然。当看列街上的东行西走人，更撩起思夫之愁情，于是想找个算卦的问个丈夫归期确信。是算卦的说她丈夫“月尽月初，必然回家”，信了此言，盼夫进门的心情越发急切难抑”，一心只想丈夫回来，从此时常走向前楼，在帘内东张西望。”于是乎才有见陈商误以为蒋兴哥，启帘观看的戏剧性一幕，从而发生了与陈商的一段纠葛。没有前面两人婚后感情的铺垫，三巧儿期盼丈夫的表现就不会这样的真实生动。也正是舍得花笔墨写她孤守之寂寞及对丈夫的期待和渴望，才顺其势引出了后面的故事。
另如蒋兴哥从苏州赶回家见王三巧及休妻一节，亦因前面的铺垫而丰满起来。先是蒋兴哥在苏州无意中得知爱妻失节，惊怒之下，“急急的赶到家乡，望见了自家门首，不觉堕下泪来。想起：当初夫妻何等恩爱，只为我贪着蝇头微利，撇他少年守寡，弄出这场丑来，如今悔之何及!”及夫妻相见，“兴哥并无言语，三巧儿自己心虚，觉得满脸惭愧，不敢殷勤扳话。”继之写蒋兴哥借口去看丈人丈母，不与妻子恩爱，一夜不归，又因此假称丈人丈母病危，将王三巧一轿送回。王三巧到了娘家，才知道自己已被丈夫休了。相见和休妻的整个过程，夫妻之间并不争执一句。但在貌似平淡的背后，却包含了浓重的感情内蕴。因他们曾有着深厚的夫妻感情，又有蒋兴哥对自己经商长久不归的自悔，所以他并不当面斥责王三巧，而当其岳丈亲临询问原因时，他也不明责备一字;直至王三巧再嫁吴进士，他又将王三巧屋里十六个箱笼“原封不动，连匙钥送到吴知县船上，交割与三巧儿，当个陪嫁”。都反映了他对昔日爱情的珍爱与依恋。至于王三巧，小说中又增添了一个插曲：蒋兴哥从苏州归船临行，陈商匆匆赶来托捎一信及一包东西给王三巧。蒋兴哥拆看后把信撕了，见包中乃是玉簪和纱汗巾，一怒之下摔断了玉簪，因要作个证见又拾起捎回了家。及休了王三巧，随把二物给了她，却没言明个中原因。王三巧拿着二物绝想不到与陈商有关，反揣测为：“这折簪是镜破钗分之意;这条汁巾，分明教我悬梁自尽。他念夫妻之情，不忍明言，是要全我的廉耻。可怜四年恩爱，一旦决绝!是我做的不是，负了丈夫恩情，便活在人间，料没有个好日，不如缢死，到得干净!”由这个插曲，透露了王三巧自谴忏悔的心理活动，她虽然一度钟情于陈商，但并没有割断与蒋兴哥的夫妻之情。经过这一节过渡，最后的夫妻破镜重圆，就不出情理和意料之中了。
谭正璧在《话本与古剧》中认为，这篇《蒋兴哥重会珍珠衫》，文中有明代地名，显然为明人的作品。确乎如此，“襄阳府枣阳县”，安徽新安，都是明代人对两地的称法，其实，从另外两方面看，这部小说作为明代作品也是比较典型的。一方面是它以城市市民生活，特别是商人生活为题材，侧面反映了明代商品经济的发达。明代社会是继承唐宋以来高度发展的封建经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的活动，南来北往的贩运，在明代的社会经济中已具有了显著的位置。小说里写到的蒋兴哥、陈商，都是活跃在商品市场上的商人。蒋兴哥的经营贩运，由湖北到广东，由广东到江苏，活动范围已十分开阔。这样的商人，是颇具中国十六世纪中叶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时代色彩的。小说写的是这样的商人，这一类商人的家庭生活和思想观念，诚可谓是时代的产物。关于这一点，此不多说。另一方面，是这篇爱情小说所反映的封建贞节观念在当时市民阶层中的淡薄。明代中叶以后，随着社会的动荡和经济的变动，出现了如王夫之所说的一个“天崩地解”的时代，封建礼教的统治受到无情的冲击而开始动摇。小说对王三巧的失去贞节不是予以谴责，反而隐含同情，客观地达到了对封建礼教和理学对于人性禁锢的批判，王三巧是以一个受害者的形象呈现给读者的。因为有着夫妻的四年恩爱，一旦被丈夫撇舍在家，空房独守，她是出于对丈夫的极度思念才去临街观望的，也因寂寞难耐而引薛婆进家解闷。与薛婆交往历经数月，人已毫无戒心，况且又被薛婆屡用淫语挑逗，终于被陈商得手。她是在被动中被人给玩弄了。尽管她与陈商居然两情相印，乃至愿舍弃丈夫，与这位“第三者”结百年之好。但她的形象在小说中却看不到什么淫荡邪恶之处。她那对与其守活寡似的活着，不如大胆地追求生活的乐趣的选择，虽然表现了她对自己处境的不屈从或说是反抗的一面，但她毕竟没有得到自己的幸福和自由。情人离去，丈夫休弃，与人为妾，回到丈夫身边仍是妾身。当看到她总是那么被动地受制于人，读者是不免要产生同情之心的。蒋兴哥与王三巧的爱情，也不再如封建男权欲者的表现。他对于妻子的失贞，虽然采取了封建社会通常的方式，一纸休书休回家，但处理方法是那样委婉，不与妻子正面冲突，让她在没有感觉，没有伤痛的情况下离开自己，全然没有居高临下的责骂羞侮。他似手不像封建社会一般观念中对女人失贞之事看得那么严重。出于自梅与自责，他甚至能比较清醒地看到妻子受人欺骗引诱的不幸，并报以一定的同情，这实际上已经预设了破镜重圆的心理基础，所以他最终仍愿与曾经背叛过自己的妻子合好。从小说的人物形象塑造上看，蒋兴哥则是一个富有时代特征，颇得读者喜爱和同情的形象。再如王三巧的改嫁，也是时代感颇强的。王三巧被丈夫休了，她的父母并不以为大耻，相反，他们反劝女儿不要过于悲伤。在王三巧欲自尽时，其母劝说道：“你好短见!二十多岁的人，一朵花还没有开足，怎做这没下梢的事?莫说你丈夫还有回心转意的日子，便真个休了，恁般容貌、怕没人要你?少不得别选良姻，图个下半世受用。你且放心过日子，休得愁闷。”后来吴进士来议亲，他们又都乐意并支持女儿改嫁——这些，与理学家的观念显然是相悖的，由此或可说明，封建的贞操观念在市民阶层中已经失去了它的支配作用。种种描写，都反映了当时人性的觉醒和婚姻观念的变化与解放。
作为活本小说的《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开篇挑明的说话意图是中明“果报不爽，好教少年子弟做个榜样”。所以让勾引他人妻子的陈商病死，陈商自己的妻子平氏反被蒋兴哥所有，并借蒋兴哥之口说：“如此说来，天理昭彰，好怕人也。”一语言明，最后再写王三巧因曾失节，即便与原夫蒋兴哥重会，也仅可做个偏房。因之证明“殃祥果报无虚谬”。这种一味强调因果报应的观念，是小说的糟粕。不过，小说的作者能围绕这一宗旨巧妙地编排情节，使故事巧合叠出却不感到牵强附会，则不愧为安排情节、编织故事的高手。因其巧妙的设置，特别是一件珍珠衫在中间所起的纽带作用，使小说情节枝蔓之丰满已远非笔记可比，其戏剧性、真实性和生活味都增强了。故事愈见绵密细致，读来既流畅上口，又峰回路转，实为古代短篇小说之佳构。
由于《古今小说》《今古奇观》等小说集的刻印流传，更出自“珍珠衫”故事本身的情节奇巧、极富情味，这篇《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也是后世人十分熟悉的。后代的许多剧种都把它搬上了舞台，京剧中即有《珍珠衫》一剧，川剧里也有《蒋兴哥休妻》，另像滇剧、汉剧、湘剧、秦腔、河北梆子、评剧、以及评弹中，也都有据此故事改编的剧目，从这里，不难看出世人对它的喜爱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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