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人民需要清官,也喜欢忠臣;但憎恨贪官污吏,也诅咒乱臣贼子。因此,清官、忠臣的名字流芳百世,而赃官、奸臣的名字就遗臭万年。明传奇《鸣凤记》中的严嵩,就属于遗臭万年一类的人物。他强取豪夺、穷奢不悛、残杀忠良、弄权误国,是一个害国害民的奸臣的典型形象。
严嵩身居谨身殿大学士之职, “权侔人主,位冠群僚”;其子严世蕃“总揽朝纲,裁决机务”。父子两人在京中有“大丞相小丞相之称”,可谓气焰熏天,炙手可热。严嵩曾自题家庆说: “有我福,无我寿; 有我寿,无我夫妇同白首;有我夫妇同白首,无我子孙七八九;有我子孙七八九,无我个个天街走。”这些“天街走”的子孙,并不全是严嵩自己的后代,大多数是干儿子、假孙子。附势趋权的官员,只要拜严嵩为父,马上就会得到显擢。因此, “满朝显要,半出其门”,难怪严嵩要自称“半朝天子”。而皇帝只想求仙成道、长生不老,整日与道长、真人们在一起修真打醮,不问国事,不理朝政。这样,严嵩也就更加有恃无恐、为所欲为了。
土木之役以后,河套一带沦于异族。太师夏言忧君为国,力图恢复。他派遣都御史曾铣率兵总制三边,收复失地,但却遭到仇鸾、丁汝夔等人的阻挠和破坏。总兵仇鸾、兵部尚书丁汝夔拒不发兵救援。仇、丁等人的行为当然得到严嵩的默许。在严嵩看来,异族入侵,国土失守,这是“自古有之”的平常事,不足为奇,也不足为耻。况且“河套之失,咎在前人;既没于北虏,即为朔漠之乡”,中国地尽四海,何惜此“弹丸黑子”。严嵩心里想的只有党与弄权,“辅车相保”,一门六贵同朝,五色全家封诰;国家大事根本不在他心上。眼见收复河套的大计功败垂成,夏太师忧心如焚。虽然他明知这一切都是严嵩暗中操纵的结果,但是,为了大明二百年的基业、为了万民百姓,他还是要与严嵩去争辩一场。
在部院议事时,夏言与严嵩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争执。严嵩只字不提仇鸾等人寝兵之罪,反而大发“先斩曾铣,靼虏自退”的谬论。这是因为严嵩心中早就有了底: “皇上久厌兵草,方与邵真人修延熙万寿清醮。太师要兴兵,先已逆天了。”所以,他不怕夏言等人指责自己误国,却敢于反诬夏言“谤毁圣上”。严嵩如此弄权欺人,夏太师也按不住心头的忿怒,决定“明日奏过圣上,亲总六师,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严嵩不但不为夏言的爱国热情所动,反而就此把夏言也视为仇人,必欲置于死地而后快:“今日乘他落班.特请他来用几句言语打动,再将些金银啖他,教他以渐谮愬,激怒圣心,必然处斩。”严嵩的用心多么恶毒,手段又是何等卑鄙。
事情的发展当然不出严嵩的奸计。曾铣与夏言先后被陷成案狱,双双罹难。遭受严嵩陷害的忠臣何止曾、夏两人,礼部主事董传策控诉道:“边上总制之臣,朝中直言之士,不知被他害了多少!”陷害忠良的目的,就是为了独专大权、恣意妄为。严世蕃一言道破天机:除掉了夏言,“我父子背始帖席矣”。夏太师尚且被陷典刑,满朝大臣无不战兢胁服,诸谏官尽皆钳口结舌,所以严嵩要说: “自量今生无人忤我矣。”严氏父子的确可以恣行无忌, “纵横予夺,何求不遂”了。
于是,朝廷的官爵,他们也敢拿来做买卖: “不计大小官员,要选美职者,上等要他二三千两,下等也要八、九百金。若不求我者,置他苦寒地面。”吏部开选,必定先要问过严府,按照严府所开的名单授官,这已经成了惯例。因此,每次选官,都成了严府勒索财礼的机会。在进士放榜之后,严府马上派人一一找到进士们的门上,明火执仗,当面敲诈。新科进士邹应龙和林润两人不肯接受严府的卖宫鬻爵,立即遭到迫害。
严嵩对民间百姓的强取豪夺当然更为放肆。不论是乡民田产,还是良家子女,只要被严氏父子看中,那就是他们的了。江西易家有一片肥田,正与严家的北庄相近。严嵩早就想将易家的田地占为己有,无奈易家执意不从。因此,易家就成了严家的“世仇”,严嵩一直在伺机报复。后来,易家的儿子易弘器中了解元,来到京城;严嵩父子马上设计陷害。他们发帖邀请易弘器来府饮宴, “哄他尽欢沈醉,留在书房歇宿”,然后叫人杀了易解元, “到兵马司首告易弘器乘醉徉狂,强奸良妇”,这样,易家的“田产不患不是我家的”。计谋虽妙,但严嵩也有失算的时候。严嵩的表妹陆氏深明大义,舍身救人,易弘器终于还是从龙潭虎穴中逃了出来。
严嵩的弄权,狐群狗党的狼狈为奸,导致了倭夷的入侵,乱了国家,害苦了百姓。烟焰障天,哀声载道,东南沿海的百姓挣扎在战乱与苦难之中。但严嵩父子却在京中端阳游赏, “笙歌断续欢声沸,何处龙舟竞画桡”。他们犹以为“今日倘未尽情,明日可再来也”,只希望“赏心乐事日日有明朝”。福建、浙江等地的军情奏报搅扰了严嵩的兴致,他大为恼火。民生疾苦、国事大政,全在严嵩脑后。如此权臣,如此祸国殃民,是可忍,孰不可忍?因此,尽管谏官、忠臣多受其害,但是,纠弹严嵩父子的人仍然前赴后继。这也是严嵩所始料未及的。在广大人民和朝廷大臣的反对声中,严嵩终于倒了台,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鸣凤记》中的奸相严嵩是一个艺术形象,他身上集中了现实生活中乱臣贼子的群体特性,贪婪、自私、奸诈、残忍,既无君臣之义,又乖夫妇之伦,更绝朋友之情,是一个害国害民的罪人。作者将他的罪戾和丑恶充分地揭示出来,目的就在于惩恶扬善、伸张正义。在这一点上,作者的爱憎是与广大人民群众一致的。《鸣凤记》的成功,就在于它顺应了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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