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立德的《吉鸿昌》以富有传奇色彩的情节，粗犷雄浑的风格，成功地塑造了吉鸿昌的英雄形象，真切、清晰地描绘出他如何从一位旧军人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的历程。

　　吉鸿昌的一生，经历了从军阀混战到日军侵华这样漫长而又不寻常的历史阶段。作为人物传记剧本，剧作家并没有详细叙述人物的经历，而是通过艺术的概括和提炼，以抗战初期为历史背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大众坚决抗日与国民党投降派蓄意卖国打内战的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中，集中描写吉鸿昌的生命后期——他一生中最光辉的一段战斗历程。

　　吉鸿昌曾是名扬中外的北伐英雄，他率领的部队也以英勇善战而久享盛名。然而，当他奉蒋介石之命率队进攻鄂豫皖苏区时，却处处失利，连吃败仗，部队也军心涣散，这使他心里充满了疑虑和痛苦。 “为什么要打共产党?”“老百姓为什么喜欢共产党?”他无法回答士兵提出的问题，便乔装打扮到苏区寻找答案。在苏区的所见所闻使他认识到：共产党是真正为国为民的政党。此后，他坚决不打内战。“九·一八”事变后，他多次上书蒋介石，要求率兵收复东北失地，蒋介石却电令他出国考察，剥夺了他的兵权，这使他看透了蒋介石卖国求荣的反动本质。回国后，他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在党的领导下，组织了民众抗日救国军，在长城一带英勇打击日军。国民党政府对他恨之入骨，将其秘密逮捕。在刑场上，他挥笔写下了“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正气凛然，慷慨就义，充分表现了一个共产主义战士的高尚情操和献身精神。

　　剧作家在塑造吉鸿昌的形象时，较好地做到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有机统一，即在紧紧把握住吉鸿昌在内战的关键时刻，从一个国民党的将军毅然转向红军和在面临亡国的危急关头，首举义旗、率众抗日两件历史事实的基础上，衍生出法场释放逃兵、化妆私访苏区、惩罚鞭打士兵的军官等一系列生动的情节，这些都是在历史真实的前提下，根据刻画人物形象的需要而虚构出来的，然而又符合吉鸿昌这个人物的性格发展逻辑，没有给人以虚假的感受，使吉鸿昌的形象更加逼真、生动。

　　同时，剧作家既注重在重大的历史事件中表现吉鸿昌的精神面貌，又善于在某些细节的处理上细致入微、以小见大，以利于突出人物的个性特征，避免公式化、概念化的弊病。吉鸿昌的性格基调是嫉恶如仇、从善如流、刚正不阿、性如烈火。这些个性不仅在诸如跃马挥刀杀日军、单身追回叛逃部队、不顾危险宣传抗日等激烈的斗争场面中充分显示出来，也在一系列细节渲染中体现出来。例如，他和老兵赵志成情谊深厚，但当他在逃兵队伍中发现赵志成时，不念私情，下令处死。当青年士兵喊出： “我们死得不明白”，他又耐心倾听士兵的陈述。 “我们为什么要打共产党?” “为什么不去打鬼子，反在这里打中国人?”面对士兵的责问，他无言以对，下令： “放开他们。”当他被捕后，叛徒林万鹏摆宴劝降，并愿为他担保，吉鸿昌冷笑着说： “拿你的性命担保，我活着会比死更难受!”就义时，他从容乐观，端坐在椅子上，面对敌人的枪口，使残暴的刽子手也胆战心惊，不能自控。至于他和士兵摔跤取乐，让鞭打士兵的军官自己打自己等细节，更从不同的侧面丰富了其性格，使之有血有肉，栩栩如生。

　　当然，吉鸿昌的转变与成长也离不开党组织的帮助和引导。剧作家通过他和党的工作者孙梅、政委周光远之间的关系，较细腻、真切地描写了党对吉鸿昌的关怀，以及吉鸿昌对党的深厚情感。较生动、具体地展示了吉鸿昌如何从一个旧军人成长为一个共产党员的思想发展历程。我们看到：忧国忧民的情怀、正直朴素的作风、嫉恶如仇的性格，正是吉鸿昌靠拢共产党的基础;而乔妆后的苏区之行，正是吉鸿昌认识共产党的开端;同时，他又从孙梅、周光远等人身上，看到了共产党人可贵的品质和无私的献身精神。他为之感动，也十分向往，并最终脱离旧营垒，加入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行列，成为一个为救国救民而英勇奋战的革命战士。入党后的吉鸿昌，在精神面貌和思想作风方面都有明显变化，奋斗目标更明确，政治上更成熟，斗争更坚决，作风也更踏实稳重。在他被捕后，周光远前来探狱，虽是诀别，他却没有悲凄的哀叹，而是充满了对胜利的祝愿和期望，表现了共产党员的崇高信仰和坚定信念。最后的慷慨殉国、从容就义，使他的精神境界闪现出耀眼的光辉。

　　剧作家在塑造吉鸿昌的形象时，并没有回避他思想、性格中的不足之处，而是如实、生动地表现了他固执粗暴、江湖义气、简单轻信等弱点。对于这些弱点的描写，没有损害吉鸿昌作为一个民族英雄的崇高形象，相反，却使其性格更加完整和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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