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仪，字少卿，吴敬梓长篇讽刺小说《儒林外史》中的人物。
杜少卿出身官宦世家，祖父中过状元，父亲做过江西赣州府知府。在这样一个“一门三鼎甲、四代六尚书”的世家中，杜少卿的同辈兄弟几十人，大都守着祖宗的基业，闭户读书，求取功名，希望继承、振兴渐趋衰落的家族。只有杜少卿与众不同，虽然他的学识才情在众人之上，却全然无心举业，一心向往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生活。他为人豪爽旷达，慷慨仗义，结交了许多朋友，他的许多大胆狂放、不同流俗的行为，激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有人称他“海内英豪、千秋快士”，说他的品行文章是“当今第一人”;也有人贬他为“杜家第一个败类”，教导子弟以他为戒。杜少卿不管别人的毁誉褒贬，仍然过着自己的任性狂放生活，成了杜氏家族的叛逆者，成了封建观念与封建制度的叛逆者。
杜少卿轻财好士，遗落物务，对钱财持超脱的潇洒态度。他对祖上留下的产业究竟有多少也没有个准数，也根本不想弄清仆人从中捣了些什么鬼。有钱时大捧的银子送人，无钱时一笔笔卖了田产也要济助朋友。杨裁缝的母亲死了，无力埋葬，杜少卿手头无钱，竟将刚完工的一箱秋衣相赠。鲍廷玺想弄一笔本钱拉戏班子，也得到杜少卿的解囊相助。杜少卿不断给别人钱财资助，来者不拒，有时根本不管别人的用处。冒籍的童生想进考场，需要捐资修学宫，杜少卿立即拿出一百二十两银子;臧蓼斋想花钱补廪，也得到杜少卿鼎力相助。杜少卿虽然自己的生活并不奢华，却在朋友身上花钱如水，不久就把祖遗的家产挥洒殆尽。他毫不介意，卖了房屋与娘子同到南京去住。路上管家王胡子拐了二十两银子逃走，杜少卿也只是付之一笑。杜少卿在南京依然轻财帛、重友情，慷慨豪爽如故。后来竟弄到从安庆回来时没有盘缠、吃了茶拿不出茶钱， “船钱饭钱都无”的境地，却仍然谈笑自若，不以为意。
杜少卿藐视礼法、蔑视权贵，心目中根本没有什么等级名分的念头，只要合得来， “和尚、道士、工匠、花子都拉着相与”，跟他们平起平坐、纵论古今。他心里敬的是正直朴实、品格高尚的人，老管家娄焕文在轻财仗义、怜贫爱士等方面与杜少卿心思相通，他便把娄老伯当父亲一般侍奉，在他病中，杜少卿一早一晚殷勤侍候， “养在家里当做祖宗看待”，娄焕文去世，他又赶去扶柩大哭，令“陶红一镇上的人， 人人叹息”。他又十分厌恶那些作官为宦的伪君子，厌恶那些仗势欺人、作威作福的盐商豪富。本县父母官王进士一再想结识他，都被他毫不客气地拒绝了，他从心眼里看不起他们，称他们是“灰堆里的进士”。对科举考试这一读书人向上爬的阶梯，杜少卿更是不屑一顾， “从不替学里相公说一句话”。又不喜欢人家说要出来考， “你要求他，他就劝你不要考”。在他心目中， “逍遥自在，做些自己的事”才是最有意思的。所以后来朝廷征辟，李巡抚要以“品行端醇、文章典雅”推荐他，他却以“麋鹿之性、草野惯了”相辞。征辟，这一在世人眼里看来是升官发财、取得荣华富贵的捷径，在杜少卿看来却成了束缚个性、限制自由的羁绊。听说天长县差人是为征辟事而来，他急忙回家， “取一件旧衣、一顶旧帽子，穿戴起来，拿手帕包了头，睡在床上”装病，直到骗得知县信任，备文书代他辞了征辟，他才“心里欢喜”，说： “好了!我做秀才，有了这一场结局，将来乡试也不应，科岁也不考，逍遥自在，做些自己的事罢!”
杜少卿个性中有许多具有民主色彩的成份，他向往个性自由、不受羁绊的生活，为此，他既摆脱了钱财俗务的纠缠，又冲破了八股举业的牢笼，在秦淮河畔经营了一个能放任性情、舒展个性的小天地。在思想观念上，他更有许多为当时社会所难以容纳的异端邪说。由于历史的局限，他无法从根本上摆脱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的影响，但对于儒家的道德理论和经典，他有自己的独特理解和阐释。他反对盲目因袭，谴责人们在解释《诗经》时“只依朱注”的固陋做法。对《诗经》中一些篇目，他发表了与前人完全不同的见解，表现出对淡泊功名、乐天知命的生活方式的向往之情。杜少卿是重视孝道的，他尊重父亲“全不晓得敬重上司，只一味希图着百姓说好”的做人准则，对父亲怀着深深的怀念之情。 “但凡说是见过他家老太爷的，就是一条狗也是敬重的”。求他相助的人，只要是为奉事父母、殡葬先人，他都立即慷慨解囊。但他的重视孝道，完全是因为看重亲子之间天然纯洁的真情，与纯粹的封建道德已不完全相同，而有某种程度的突破。杜少卿对儒家轻视妇女的理论和陋习也极力反对，他愤怒斥责纳妾制度，认为“娶妾的事” “最伤天理”。他尊重妇女，不仅平等对待自己的妻子，遇事总和她商量，而且敢于在众目睽睽之下携着娘子的手同游姚园，笑声震落在清凉山岗，令园中游人也“目眩神摇，不敢仰视”。后来，他在秦淮河畔结识了不愿作盐商的小妾而私逃出来的女子沈琼枝，他“既无狎玩的意思，又无疑猜的心肠”，十分同情她的遭遇，由衷赞赏她不慕荣华不惧威势的品格和气概，说道： “盐商富贵奢华，多少士大夫见了就销魂夺魄，你一个弱女子，视如土芥，这就可敬的极了!”这番话，在当时轻视妇女。视女人为玩物的社会中正如一道反叛的闪电，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杜少卿性格的核心是任情旷达、愤世疾俗。他的思想言行固然有令人称快之处，但是，由于一味沉醉在自己的任性和豪爽之中而没有顾及行动的结果，有时反被封建势力和无行文人钻了空子，如臧蓼斋补廪，明明是为了“做知县、推官，穿螺蛳结底的靴，坐堂、洒签、打人”，杜少卿也不是不知道，却一面笑着骂其“匪类”，一面爽快地答应了他的要求，这实际上为其走向官场增添了一个筹码。张俊民的儿子要考秀才，王胡子做下圈套，投其所好，果然骗得杜少卿贴钱送这位童生去应考。他只管自己豪爽得痛快，即使违背了反对科举考试的初衷也在所不惜。这一切使他虽然明于知世，却昧于知人，正如娄老太爷所说，他“不会相与朋友”， “贤否不明”。这种“贤否不明”无疑使他的任性旷达、豪爽仗义带上了一点盲目的色彩。
杜少卿的思想中虽然有一些民主意识的萌芽，但他毕竟生活在封建社会的末世，他虽然无比痛苦和悲哀地意识到这个社会已经被一些所谓的正人君子弄坏了，却根本开不出一张有效的疗救的药方，只能把希望寄托在某些“真儒”身上，希望通过“祭泰伯祠”等活动，恢复那个过去了的礼乐仁政的世界，这使杜少卿的叛逆性格带上了明显的局限性。
在《儒林外史》中，吴敬梓是把杜少卿当作一个理想人物来塑造的，他的身上有着许多作者自己的影子。在这样一部对当时的读书人充满嘲讽与调侃的著作中，吴敬梓破例对杜少卿这样的人物倾注了无限的真情和感慨。他用较多的篇幅正面铺开杜少卿与许多不同类型人物的交往，不仅表现出杜少卿轻名分重友情的性格特点，更通过这些交往，打开了一扇扇通往人物心灵的窗户，使人们看到了一个带着时代色彩的叛逆性格无比丰富和复杂的内涵。无论杜少卿的性格中带有多少时代的局限和悲剧的色彩，都不会减弱他在黯淡的儒林中所放射出的令人眩目的光彩。他傲岸脱俗、慷慨豪放的叛逆性格，为文学人物画廊增添了一个不朽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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