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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歌《民间为萧恪歌》原文及赏析

2021-12-01 10:10:06

  江千万,蔡五百,

  王新车,庾大宅,

  主人愦愦不如客。

  ——唐·李延寿《南史·南平王略传》

  这是一首南朝梁武帝时代的歌谣,以简练的语言尖锐地反映了在门阀制度统治下,封建官僚昏愦无能、贪赃枉法的社会情况。

  门阀制度是封建贵族世家专制统治的一种形式。世世代代做大官的人家被称为门阀士族、世家大族。由这些门阀大族垄断政府中的重要官职,并且代代相传,成为世袭的官僚,这种制度即是门阀制度。它起于汉末,到南北朝时发展到极点。血统高贵的门阀士族与庶族平民之间等级森严,互相不能通婚,而门阀贵族的子弟虽然无才无德、昏愦不堪,却生来就要做大官。梁代有民谣如此说:“‘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意即世家大族的子弟,只要长到能坐在车中不掉下来的年龄,就可以当“著作郎”的官,只要会说两句“体中何如”的客套话,就能够做“秘书郎。”这些当了大官的贵族门阀子弟,从小娇生惯养,于人间世事一无所知,只知游乐、清谈,致使政治腐败不堪。《民间为萧恪歌》就尖锐地揭露了这种封建门阀制度的黑暗。

  据《南史》卷五十二《南平王恪传》记载,萧恪(ke)是梁武帝时代南平元襄王萧伟的世子,继承了他父亲的地位,从小就当上了雍州刺史的官。雍州即今之襄阳,是个交通要道。由于这位纨袴子弟“年少,未闲庶务,委之群下。百姓每通一辞,数处输钱,方得闻彻。宾客有江仲举、蔡薳、王台卿、庾仲雍四人,俱被接遇,并有蓄积,故人间歌日:江千万、蔡五百、王新车,庾大宅。”“江千万”是说萧恪的宾客江仲举贪赃所得已有千万之巨; “蔡五百”说蔡薳也成了家财五百万的大富翁。这里的“千万”、“五百”当然不一定是精确的统计,只是一种概数,以形客其财产之多。 “王新车”是说宾客王台卿坐上了华丽的新车招摇过市,威武异常; “庾大宅”是讲庾仲雍当官后捞了许多钱为自家盖起了很大的宅院。

  据《南史》、《三国典略》等书记载,梁武帝听到这四句三言歌谣后,马上接下去说:“主人愦愦不如客。” “愦愦”,昏庸糊涂也,这是说萧恪作为主人却不如宾客管事。《乐府诗集》卷八十六载此谣时有一异文, “不如客”为“不知客”,也通,说的是萧恪作为主人十分糊涂,对下属贪赃枉法一无所知。从行文上看,这一句像是梁武帝加上去的,可能这位重视民间文学的皇帝也参加了这首民谣的创作。但也可能是他对这句原来即已在民间流传的民谣十分熟悉,所以在听了前四句之后,立即能接着说出它来。这一句是要害,点明了这首歌谣讽刺门阀制度的主题。这首歌谣对萧恪的揭露是如此有力,以致梁武帝不得不把他撤职,而以庐陵王来代替他当雍州刺史。当萧恪回到都城奉见武帝时,梁武帝即以此谣问他,使他十分狼狈,惭愧得说不出一句话来。

  这首民谣言简意赅,是敏锐地反映时政的讽刺之作,它指名道姓地揭露封建官府的黑暗,其语言之精炼,思想之明快,却是很突出的。为什么它能以如此之少的语言,包容了如此之多的内涵?这得力于民间文艺中常用的“诨号法”,这是民间刻画人物性格的特有手法。外号、诨名是一个人具有感情色彩的形象符号。在这首民谣中,这些贪官污吏的嘴脸被刻画得惟妙惟肖, “千万”、 “五百”、 “新车”、 “大宅”,都以其财产代表其人,生动地说明了他们都是掠夺人民的暴发户、贪赃枉法的吸血鬼。

  最后一句“主人愦愦不如(或“知”)客”,则更上一层楼,把贪赃枉法与门阀制度的腐朽联系了起来,使梁武帝也不得不承认这一事实,其说服力之强与揭露之深刻,便更加突出。从结构上看,这一句是一个转折,追到了问题的根源,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但这种转折又是非常自然的突进,说明如果不是门阀贵族的腐朽,暴发户们是不能如此肆无忌惮地搜刮民脂民膏的。这就使主题大为深化了。

  在历史上,民谣常常能敏锐地反映社会政治情况,一针见血地揭示出社会矛盾的症结所在,有的民谣甚至还可以预兆未来。这本来是民意的反映,是广大人民的集体口头创作,然而古人不理解这些,认为民谣如此深刻是由于它的作者不是凡人,而是天仙下凡——是荧惑星(即火星)变为小儿编唱出来的。在许多正史中将民谣放在“五行传”中,就是这个道理。封建王朝也常常因民谣反映了真实的社会情况,反映了人民的看法,所以也派人去采风,以民谣作为考察官员政绩的重要依据。梁武帝如此重视这首民谣,是有一定代表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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