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秀》是《文心雕龙》的第四十篇，论述“隐秀”在文学创作中的意义和如何创造“隐秀”问题。本篇所论，接触到文学艺术的一些重要特征，也对后世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有着重要影响。可惜其中部分缺文为明人所补，补文的真伪尚有问题，因此，要全面研究刘勰的“隐秀”论，还有待对补文的真伪做进一步的考证。
文心雕龙隐秀篇原文
夫心术之动远矣，文情之变深矣，源奥而派生，根盛而颖峻，是以文之英蕤，有秀有隐。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隐以复意为工，秀以卓绝为巧。斯乃旧章之懿绩，才情之嘉会也。
夫隐之为体，义生文外，秘响旁通，伏采潜发，譬爻象之变互体，川渎之韫珠玉也。故互体变爻，而化成四象;珠玉潜水，而澜表方圆。始正而末奇，内明而外润，使玩之者无穷，味之者不厌矣。
彼波起辞间，是谓之秀。纤手丽音，宛乎逸态，若远山之浮烟霭，娈女之靓容华。然烟霭天成，不劳于妆点;容华格定，无待于裁熔;深浅而各奇，穠纤而俱妙，若挥之则有馀，而揽之则不足矣。
夫立意之士，务欲造奇，每驰心于玄默之表;工辞之人，必欲臻美，恒匿思于佳丽之乡。呕心吐胆，不足语穷;锻岁炼年，奚能喻苦?故能藏颖词间，昏迷于庸目;露锋文外，惊绝乎妙心。使酝藉者蓄隐而意愉，英锐者抱秀而心悦。譬诸裁云制霞，不让乎天工;斫卉刻葩，有同乎神匠矣。若篇中乏隐，等宿儒之无学，或一叩而语穷，句间鲜秀，如巨室之少珍，若百诘而色沮：斯并不足于才思，而亦有愧于文辞矣。
将欲征隐，聊可指篇∶古诗之离别，乐府之长城，词怨旨深，而复兼乎比兴。陈思之《黄雀》，公干之《青松》，格刚才劲，而并长于讽谕。叔夜之《赠行》，嗣宗之《咏怀》，境玄思澹，而独得乎优闲。士衡之疏放，彭泽之豪逸，心密语澄，而俱适乎壮采。
如欲辨秀，亦惟摘句“常恐秋节至，凉飙夺炎热”，意凄而词婉，此匹妇之无聊也;“临河濯长缨，念子怅悠悠”，志高而言壮，此丈夫之不遂也;“东西安所之，徘徊以旁皇”，心孤而情惧，此闺房之悲极也;“朔风动秋草，边马有归心”，气寒而事伤，此羁旅之怨曲也。
凡文集胜篇，不盈十一，篇章秀句，裁可百二。并思合而自逢，非研虑之所课也。或有晦塞为深，虽奥非隐，雕削取巧，虽美非秀矣。故自然会妙，譬卉木之耀英华;润色取美，譬缯帛之染朱绿。朱绿染缯，深而繁鲜;英华曜树，浅而炜烨。隐篇所以照文苑，秀句所以侈翰林，盖以此也。
赞曰∶
文隐深蔚，馀味曲包。辞生互体，有似变爻。
言之秀矣，万虑一交。动心惊耳，逸响笙匏。
文心雕龙隐秀篇翻译
文学创作的运思活动无边无际，作品的内容也就变化无穷。源远就流长，根深就叶茂，所以优秀的作品，有“隐”、“秀”两种特点。所谓“隐”，就是含有字面意义以外的内容;所谓“秀”，就是文章中特别突出的句子。“隐”以内容丰富为工巧，“秀”以卓越独到为精妙：这是古代作品创造的美绩，作者才华的集中反映。
“隐”的特点，是意义产生在文辞之外，含蓄的内容可以使人触类旁通，潜藏的文采在无影无形中生发，这就如同《周易》卦爻的“互体”变化，也好似江河之中有珠玉蕴藏，“互体”和爻位的变化，就形成《周易》中的四种卦象;珠玉潜藏在水中，就引起方圆不同的波澜。这种作品初读起来感到正常，最后才发现它的奇妙;其含意明确，表现形式却很圆润，这就使人玩味无穷，百读不厌了。
“秀”的特点，就如文辞中涌出的波峰。它像纤丽的手奏出佳音，表达了宛然在目的超逸情态;又若远山缥缈的云烟，像美女妆饰的容貌。但云烟乃自然形成，不须人工妆点;人的容颜形貌有定，也无须强加修饰。天然的云烟，或深或浅都各有奇态;天生的容颜，浓妆淡抹都各得其妙。如能发扬其天然，就奇妙有余;要是加以雕饰，反而奇妙不足了。
作者在立意上，力求创造奇特，常常在沉静中进行极度地深思;在创造工巧的文辞上，一定要达于尽善尽美，经常沉迷在美好的辞藻中思索。作者苦思呕出了心胆，还不足说明其用心的艰难;说成年累月地熬炼，又怎能形容其写作的困苦?这样写来，就可把独特的意义潜藏在文辞之中，而使平庸的读者迷惑不解;显露于文辞之外的锋芒，使高明的读者惊叹叫绝。性格醖藉的人，读到含蓄之处十分满意;性格明锐的人，读到独特的句子非常喜悦。如果描写云霞，并不逊色于自然之美;刻绘花草，也无异于神力的巧匠了。要是作品缺乏含蓄，就像老书生没有学识，有的读之一目了然;如果没有突出挺拔的句子，就像富贵之家缺少珍宝，有的细加推敲便黯然失色：这都由于作者才力不足，也有愧于从事文学创作。
要想证验含蓄，可以举出几篇例证：如《古诗十九首》中的《行行重行行》，乐府古辞的《饮马长城窟行》，都是文辞哀怨，意旨深厚，并且兼用比兴方法。又如曹植的《野田黄雀行》，刘桢的《赠从弟》，都写得格调刚健，才力雄劲，并长于婉转曲折地进行讽谏。嵇康的《赠行》，阮籍的《咏怀》，境界深远，思想淡泊，独具清闲高逸的情趣。陆机的疏放，陶渊明的豪逸，心思细密，语言明净，都创造了富丽的文采。
要想辨别秀句，也只有选取一些例句：如“常常害怕秋天到来，凉风驱散了炎热的天气”，情意悲伤而文词婉转，这是写一个普通妇女的哀愁心情。“在河边洗着长长的帽带，想到你的远离而忧思无尽”，情意高远而言辞有力，这是抒发大丈夫不顺意的心情。“深夜不眠，或东或西，何处可去?只得在原地徘徊，游移不定”，心情孤寂而畏惧，这是写闺中妇女极度悲伤的感情。“寒冷的北风翻卷着秋草，边塞的战马怀念着家乡”，气氛凄凉而其事感伤，这是戍卒久留他乡的哀怨之作。
大凡一个集子最优秀的作品，还不到十分之一;一篇文章中最突出的句子，也只有百分之二。这种极少的篇章和秀句，都是思考得当而自然形成，并不是苦心推究得来的。有的以隐晦不顺畅为深奥，虽然深奥但不是含蓄;有的以刻意雕琢求得工巧，虽然工巧但不是秀句。由此可见，自然形成的巧妙，就如草木闪耀着光华;由修饰文辞而造成美好，就像丝绸染上了红绿彩色。大红大绿染成的丝绸，颜色浓郁而过分鲜艳;光华闪耀于草木，颜色浅淡而光彩明丽。含蓄的篇章之所以能照亮文坛，独特的秀句之所以能光大艺苑，就是这个原因。
总结：
深厚的作品富有不显露的文采，包含着婉转曲折的无穷余味。这种文辞也像《周易》中卦爻的变化，可以产生其义无常的“互体”。
独特挺拔的秀句，要千思万虑中才有一句。这种惊心动魄的句子，如奏匏笙，高超无比。
文心雕龙隐秀篇赏析
隐秀——魏晋艺术精神的总结
魏晋玄学为中国哲学树立了一个具终极性质的本体“道”或者说“无”，这为构建一种崭新的形而上价值体系提供了可能。正是在这种哲学基础上，社会为根本的人生观世界观遭到具备新型哲学理念的文人的怀疑和扬弃。新的人格理想肯定人的自然属性，给予人的感性存在充分的合法性，将人的最高属性指向宇宙之本体，也就是玄学的本体“道”。这种人生观和世界观极大地开阔了中国文人的视野，客观上也开拓了中国文化和艺术的视域，所以才会有意境说的出现。后代学者以意境说为中国古典艺术理论的核心理念，我则以为是因为意境说表明中国古典艺术所追求创造的是一个丰富且能自生自足变幻无穷的精神上的宇宙空间。而没有魏晋玄学的理论营构和魏晋文人对玄学理论的人生实践，意境说的产生是不可想象的。但是魏晋六朝时期，以玄学为理论前提、士人风范为社会基础合力而成的具有当时时代特征的艺术概念不是后期成熟的意境说，而是刘勰在《文心雕龙》里提出的隐秀论。
《隐秀》见《文心雕龙》卷四十，在全书结构中位置重要。现代国学大师黄侃曾指出：“夫隐秀之义，诠明极艰，彦和既立专篇，可知于文苑最要。”(黄侃《文心雕龙札记·隐秀第四十》)重要在何处?重要就重要在既体现了刘勰《文心雕龙》的修辞思想，又体现了刘勰作为一位敏感的艺术理论家对所属时代美学精神的体悟与总结。《隐秀》篇开篇就讲“文之英蕤，有隐有秀”，所谓“秀”，其性质是“实”，是“显”，是独拔，是卓绝;所谓“隐”，是“虚”，是“藏”，是不显露，是内在。“隐”是“秀”的思想感情等方面的基础，“秀”是“隐”的内容的自然表现或流露。一方面是“隐”待“秀”而明，另一方面是“秀”依“隐”而深。倘若“隐”而乏“秀”，则流于晦涩、暗淡;“秀”而不“隐”，则流于轻绮、浮靡。因此，“隐”与“秀”是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是相反相成的矛盾统一体。它们之间实质上是意与言、情与采、情与景、内容与形式、体与用的关系。可见，“隐秀”决非一个单纯的修辞问题，是刘勰对我国古代文学作品的一条重要的内在规律的揭示，是对文学作品很高的美学追求。所以，无论刘勰是否有意，“隐秀”二字在客观上高度概括和总结了魏晋六朝时期艺术精神的总体特征。魏晋士人对智慧的偏爱，对有限人生的重视，于有限人生中追求品位和快乐多姿，其人格的“秀”，偏重当下和此在的完全。但是魏晋士人的思想之根本乃在于形而上的玄学体系，故有限人生之“秀”必然指向无限的意味深隐的“道”。
要深入“隐秀”中关照其艺术精神，就有必要考察魏晋玄学的言意之辨，因“隐秀”最直接的哲学基础就是言意之辨。玄学的言意之辨可溯到庄子的“得意忘言”。按《庄子·外物篇》载：“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三国魏玄学家王弼曾详解曰：“夫象者，出意着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犹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然则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王弼(三国·魏)《周易略例.明象章》)这样一来，就得出了：“言象不可尽意，而尽意又莫若言象，要想‘尽意’，就必须得追求‘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效果了。”
不论从文学理论，还是从艺术精神的角度来看，“隐秀”的主要特征均如汤用彤先生所言：“宋张戒《岁寒堂诗话》引《隐秀篇》两句：‘情在词外曰隐，状溢目前曰秀’此当为《隐秀》之主旨。‘秀’谓‘得意’于言中，而‘隐’则‘得意’于言外也。自陆机之‘课虚无以责有，叩寂寞以求者’，至刘勰之‘文外曲致’‘情在词外’，此实为魏晋南北朝文学理论所讨论之核心问题也，而刘彦和《隐秀》为此问题做一总结……总之，魏晋南北朝文学理论之重要问题实以‘得意忘言’为基础。言象为意之代表，而非意之本身，故不能以言象为意;然言象虽非意之本身，而尽意莫若象，故言象不可废;而得意(宇宙之本体，造化之自然)须忘言忘象，以求‘弦外之音’、‘言外之意’，故忘象而得意也。”(汤用彤《汤用彤选集. 魏晋玄学和文学理论》)
刘勰提出的“隐秀”说，在理论上沉积了魏晋玄学的主体特征，也即对超世本体的形而上思考。因其所直接承继的玄学“言意之辨”，在本质上其实是哲学认识论与本讨论的问题，它关系到魏晋玄学的哲学根基和魏晋整个时代的学术面貌。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隐秀”是刘勰对魏晋时期艺术精神的理论总结;另外，“隐秀”所昭示的有限与无限的和一，以“秀”作为对有限存在的美学规定，“隐”作为对无限之本体的形而上体慕，恰是对魏晋士人人格理想和在此人格理想实践中生成的生命美学的高度概括和命名。
综上可知，刘勰提出的“隐秀”说在客观上成为对魏晋六朝时期产生的中国中古文化独特精神的概括和总结。这种将理论根基扎在玄学之上，融入中古精英人文知识分子的人格理想和人生实践的“隐秀”学说，一改秦汉以来以儒家入世哲学为基础的艺术观、美学观，在一种超世的价值体系上构建开发了中国文艺的思想空间和美学空间，成为后世美学“神韵”说、“意境”说的先发之音。
作者简介
刘勰(约公元465——520)，字彦和，生活于南北朝时期的南朝梁代，中国历史上的文学理论家、文学批评家。汉族，生于京口(今镇江)，祖籍山东莒县(今山东省莒县)东莞镇大沈庄(大沈刘庄)。他曾官县令、步兵校尉、宫中通事舍人，颇有清名。晚年在山东莒县浮来山创办(北)定林寺。刘勰虽任多种官职，但其名不以官显，却以文彰，一部《文心雕龙》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和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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