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予观太宗常屈己以从群臣之议，而魏郑公之徒喜遭其时，感知己之遇，事之大小，无不谏诤。虽其忠诚自至，亦得君而然也。则思唐之所以治，太宗之所以称贤主，而前世之君不及者，其渊源皆出于此也。能知其有此者，以其书存也。

　　夫君之使臣，与臣之事君者何?大公至正之道而已矣。大公至正之道，非灭人言以掩己过，取小亮①以私其君，此其不可者也。又有甚不可者: 夫以谏诤为当掩，是以谏诤为非美也，则后世谁复当谏诤乎?况前代之君有纳谏之美，而后世不见，则非唯失一时之公，又将使后世之君谓前代无谏诤之事，是启其怠且忌矣。太宗末年，群下既知此意而不言，渐不知天下之得失，至于辽东之败，而始恨郑公不在世，未尝知其悔之萌芽出于此也。

　　夫伊尹、周公何如人也!伊尹、周公之切谏其君者，其言至深，而其事至迫，存之于书，未尝掩焉。至今称太甲、成王为贤君，而伊尹、周公为良相者，以其书可见也。令当时削而弃之，成区区之小让，则后世何所据依而谏? 又何以知其贤且良欤? 桀、纣、幽、厉、始皇之亡，则其臣之谏词无见焉。非其史之遗，乃天下不敢言而然也。则谏诤之无传，乃此数君之所以益暴其恶于后世而已矣。

　　或曰：“《春秋》之法，为尊、亲、贤者讳。”与此戾矣。夫《春秋》之所以讳者，恶也，纳谏岂恶乎?“然则焚稿者非欤?”曰：焚稿者谁欤? 非伊尹、周公为之也，近世取区区之小亮者为之耳。其事又未是也。何则? 以焚其稿为掩君之过，而使后世传之，则是使后世不见稿之是非，而必其过常在于君，美常在于己也，岂爱其君之谓欤?

　　或曰：“造辟②而言，诡辞而出”，异乎此。曰：此非圣人之所曾言也。今万一有是理，亦谓君臣之间，议论之际，不欲漏其言于一时之人耳，岂杜其告万世也?

　　噫! 以诚信持己，而事其君，而不欺乎万世者，郑公也。

　　(选自《古代十大散文流派》第三卷“欧苏古文派”，有删改)

　　注释：①亮：同“谅”，忠信。②辟:君主、国君。

　　译文：

　　我看到唐太宗常常委屈自己，听从群臣的意见，而魏郑公这些人喜逢这个好时代，他们感激太宗的知遇之恩，事情不论大小，没有不直言进谏的。虽然这是由于他们的忠诚，也是因为能遇上圣明的君主才能这样的啊。那么，我想唐代之所以太平，太宗之所以被称为贤君，前代的君主之所以比不上太宗，根本原因大概都在这里吧。能够知道魏郑公有谏诤的事情，是因为他的奏章还保存在。

　　君王任用臣子，臣子侍奉君王的原则是什么呢?只是极其公正罢了。极其公正的原则，不是不许别人讲话来掩盖自己的过失，博取小信来讨好自己的君主，这是不可以做的事。还有更不可以做的事：认为谏诤是应当掩饰的，这是把谏诤当作不好的事情，那么后代谁还会去当面谏诤呢?况且前代的君主有纳谏的美德，可是后代看不见，那就不只是失掉一时的公正，又将使后代的君主认为前代没有诤谏的情况。这就开启了惰怠和忌讳进谏风气的先河。唐太宗晚年，许多大臣明知这层意思，但不进言，致使他越来越不明白治理天下的失误，后来出现辽东败亡的情况，才开始遗憾魏征不在世了，不曾知道他后悔的念头是从无人进谏而引发的。

　　那伊尹、周公是什么样的人物呢!伊尹、周公恳切率直地规劝他们的君主，言辞极其深刻，事情又非常紧迫，他们的谏词保存在《尚书》里，不曾湮没。到现在，人们还称颂太甲、成王为贤君，伊尹、周公为良相，是因为他们的谏书还能见得到。假使当时就把谏书删减毁弃，成就小小的谦让的名声，那么后世依据什么来谏诤?又根据什么知道他们是德才兼备的人呢?夏桀、商纣、周幽王、周厉王、秦始皇这些国君的败亡，原来是他们的臣下的进谏的言辞没有流传下来。这不是史官的遗漏，而是当时的大臣不敢进谏才这样的。那么进谏的言辞没有流传下来，这是这几个国君的恶行更加昭然于后世的原因。

　　有人说：“《春秋》记史的原则是替君主、父母、贤德的人掩饰隐瞒过错。”与此正好相反。《春秋》里所掩饰、隐瞒的都是不好的行为，接受谏诤怎么能说是不好的行为呢?又说：“既然这样，那么，焚毁谏稿的人不对吗?”我说：“焚稿的人是谁呢?这不是伊尹、周公做的，而是近世博取小信的人干的。那事情又不对了。为什么?因为他们把焚稿当作掩饰君主过错的方法，而让后世去传扬这件事，这就使得后世看不到奏章的正确与否，而(让后世人)必然认定那过错通常在君主，美德常常在(焚稿者)自己身上，这哪里说得上是爱他们的君主呢?”

　　又有人说：“到君主面前说的话，出来不把实话告诉别人”，与此不同。我说：这不是圣人说过的话。即使万一有这样的理论，也是说君臣之间，议论的时候，不想对当时的人泄漏他们的话语罢了，哪里是想杜绝告诉万世的人呢?

　　唉!用真实信诚要求自己、侍奉君主，而且对万世不欺瞒的人，就是郑公啊!

相关推荐

无相关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