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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洵·史论上》原文及翻译

2022-10-14 16:28:58

  原文:

  史何为而作乎?其有忧也。何忧乎?忧小人也。何由知之?以其名知之。楚之史曰《梼杌》。梼杌,四凶之一也。君子不待褒而劝,不待贬而惩;然则,史之所惩劝者,独小人耳。仲尼之志大,故其忧愈大;忧愈大,故其作愈大。是以因史修经,卒之论其效者,必曰“乱臣贼子惧”。由是知史与经皆忧小人而作,其义一也。

  其义一,其体二,故曰史焉,曰经焉。大凡文之用四:事以实之,词以章之,道以通之,法以检之。此经、史所兼而有之者也。虽然,经以道、法胜,史以事、词胜;经不得史无以证其褒贬,史不得经无以酌其轻重;经非一代之实录,史非万世之常法;体不相沿,而用实和资焉。

  夫《易》《礼》《乐)《书》,言圣人之道与法详矣,然弗验之行事。仲尼惧后世以是为圣人之私言,故因讣告策书以修《春秋),旌善而惩恶,此经之道也;犹惧后世以为己之臆断,故本《周礼》以为凡,此经之法也。至于事则举其略,词则务于简。吾故曰:经以道、法胜。史则不然,事既曲详,词亦夸耀,所谓褒贬,论赞之外无几。吾故日:史以事、词胜。

  使后人不知史而观经,则所褒莫见其善状,所贬弗闻其恶实。吾故曰:经不得史,无以证其褒贬。使后人不通经而专史,则称谓不知所法,惩劝不知所祖。吾故曰:史不得经,无以酌其轻重。

  经或从伪讣而书,或隐讳而不书,若此者从,皆适于教而已。吾故曰:经非一代之实录。史之一纪、一世家、一传,其间美恶得失固不可以一二数,则其论赞数十百言之中,安能事为之褒贬,使天下之人动有所法如《春秋》哉?吾故曰:史非万世之常法。

  夫规矩准绳所以制器,器所待而正者也。然而不得器,则规无所效其圆,矩无所用其方,准无所施其平,绳无所措其直。史待经而正,不得史则经晦。吾故曰:体不相沿,而用实相资焉。噫!一规,一矩,一准,一绳,足以制万器。后之人其务希迁、固,实录可也!慎无若王通、陆长源辈,嚣嚣然冗且僭,则善矣。 (有修改)

  译文:

  历史为什么而作?因为写历史的人有忧患。忧患什么呢?忧患小人。凭借什么知道呢?从史书的名字就知道。楚国的史书叫《梼杌》,而梼杌就是四大恶人之一。君子不用等到褒奖就能够劝勉,不用等到贬斥就能够惩戒。既然这样,那么史书所惩戒和激励的,就只是针对小人罢了。孔子的志向远大,故而他的忧患也大;忧患越大,故而他的著述伟大。因此,他便凭借历史材料来修撰经书,最终评论他的著述功效的,必然会说“使乱臣贼子感到害怕”。由此可知,史书和经书都是由于担忧小人而写出来的,它们的用意是一致的。

  它们的用意是一致的,但文本体制却不同,所以一个叫做“史”,一个叫做“经”。大概说来,写文章的手法有四种:用事实来充实它,用文辞来彰显它,用道理来贯通它,用法度来约束它。这就是经书、史书共同具有的东西。虽然这样,但经书的优长在于道理、法度,史书的优长在于事实、文辞;经书如果没有史书的襄助,就无法验证它的褒贬;史书如果没有经书的襄助,就无法斟酌它的轻重;经书不是一代历史的实录,史书不是万古不变的常法;尽管它们的体制不相沿袭,但在用途上确实是相互有帮助的。

  《易》《礼》《乐》《诗》《书》这五本书,论述圣人的道理和法度已经很详尽了,但却没有用历史事实来验证。孔子害怕后世把这些书看成是圣人的个人言论,因此便凭借讣告、策书来撰写《春秋》,表彰善良而惩戒邪恶,这就是经书的道理;(虽然这样)还是害怕后世把《春秋》看成是自己的主观臆断,因此又依据《周礼》来发凡起例,这就是经书的法度。至于历史事件,就仅仅列举它的梗概;至于文辞,就务求简练。所以我说:经书的优长在于道理、法度。史书就不一样了,事情既曲折详尽,文辞也夸张炫耀,所谓褒和贬,除了文末的“论”和“赞”之外就没有什么评论了。所以我说:史书的优长在于事实、文辞。

  假使后人不知道历史就去看经书,那经书所表彰的就看不出它有什么善事,所贬斥的就看不出它有什么恶行。所以我说:经书如果没有史书的襄助,就无法验证它的褒贬。假使后人不精通经书,就去专攻历史,那事物的称号就不知道根据的是什么,惩戒和劝勉也就不知道来源于什么。所以我说:史书如果没有经书的襄助,就无法斟酌它的轻重。

  经书有的是依据虚假讣告而书写的,有的是由于隐瞒忌讳而不写的。像这样的情况是很多的,都只能是适宜于教化罢了。所以我说:经书不是一代历史的实录。史书的一篇本纪、一篇世家、一篇列传,其中的美恶得失固然不是能够一一数清楚的,那么在它文末几百字的“论”“赞”中,又怎能对事事都进行褒贬,像《春秋》一样让天下人一举一动都有可遵循的准则呢?所以我说:史书不是万古不变的常法。

  圆规、方尺、水平仪、墨线是用来制造器物的,器物要靠它们来校正。然而,没有器物圆规就无法发挥它量度圆的作用,方尺就无法使用它量度方的作用,水平仪就无法施展它量度平的作用,墨线就无法安排它量度直的作用。史书需要依据经书来校正,没有史书经书就会晦涩难懂。所以我说:尽管它们的体制不相沿袭,但在用途上确实是相互有帮助的。

  唉!一把圆规、一把方尺、一个水平仪、一条墨线,就足以制造各种各样的器物。后人希望达到司马迁、班固的水准,只要做到实录就可以了,千万不要像王通、陆长源等人那样扬扬自得冗长而不知高低(模拟圣人的经书),那就很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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