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圣人之所为恶夫异端尽力而排之者，非异端之能乱天下，而天下之乱所由出也。

　　昔周之衰，有老聃、庄周、列御寇之徒，更为虚无淡泊之言，而治其猖狂浮游之说，纷纭颠倒，而卒归于无有。由其道者，荡然莫得其当，是以忘乎富贵之乐，而齐乎死生之分，此不得志于天下，高世远举之人，所以放心而无忧。虽非圣人之道，而其用意，固亦无恶于天下。

　　自老聃之死百余年，有商鞅、韩非著书，言治天下无若刑名之贤，及秦用之，终于胜、广之乱，教化不足，而法有余，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后世之学者，知申、韩之罪，而不知老聃、庄周之使然，何者?仁义之道，起于夫妇、父子、兄弟相爱之间;而礼法刑政之原，出于君臣上下相忌之际。相爱则有所不忍，相忌则有所不敢。夫不敢与不忍之心合，而后圣人之道得存乎其中。

　　今老聃、庄周论君臣、父子之间，泛泛乎若萍浮于江湖而适相值也。夫是以父不足爱，而君不足忌。不忌其君，不爱其父，则仁不足以怀，义不足以劝，礼乐不足以化。此四者皆不足用，而欲置天下于无有。夫无有，岂诚足以治天下哉!商鞅、韩非求为其说而不得，得其所以轻天下而齐万物之术，是以敢为残忍而无疑。

　　昔者夫子未尝一日敢易其言。虽天下之小物，亦莫不有所畏。今其视天下眇然若不足为者，此其所以轻杀人欤!

　　太史迁曰：“申子卑卑①施于名实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礉②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尝读而思之，事固有不相谋而相感者，庄、老之后，其祸为申、韩。由三代之衰至于今，凡所以乱圣人之道者，其弊固已多矣，而未知其所终，奈何其不为之所也。

　　(选自《苏轼文集》，有删节)

　　(注)①卑：奋勉貌。②礉(hé)：严苛。

　　译文：

　　圣人之所以厌恶异端尽力而排的人，不是异端的能使天下混乱，而天下的祸乱由此出现了。

　　从前周朝衰落，有老聃、庄周、列御寇的人，更为虚无淡泊的话，而对付那些猖狂浮游的说法，纷纷纭纭颠倒是非，而最终归于无有。从这个原则的，摇摆不恰当，因此忘掉富贵的乐趣，而齐了生死之分，这不得志于天下，高世远举的人，为了放心而无忧。虽然不是圣人之道，而他们的用意，本来也没有得罪天下。

　　从老子的死后一百多年，有商鞅、韩非著作，说起治理天下没有比刑名之贤，等到秦国用它，最后在陈胜、吴广的混乱，教化不足，而法有多，秦国用不到，而天下深受其害。后世的学者，知道申、韩的罪，却不知道老聃、庄周的造成。什么样的人?仁义之道，起源于夫妇、父子、兄弟相爱的机会;而礼法刑政的原，出于君臣上下互相猜忌的时候。相爱就有些不忍心，相互猜忌就有不敢。那些不敢与不忍心相结合，然后圣人之道能够保存在其中。

　　现在老子、庄子论君臣父子之间的关系，就像水上的浮萍浮游在江湖却恰巧碰上了。那是因为父亲不值得爱，而你不必忌讳。不嫉妒他的君王，不爱他的父亲，那么仁慈不足以怀，道义不足以鼓励，礼乐不足以化。这四个方面都不值得用，而想把天下安置在没有有。如果没有有，这的确足以治理天下呢?!商鞅、韩非请求为他的理论而得不到，正确地轻视天下而齐万物的方法，因此不敢为残忍而毫无疑问。

　　从前，孔夫子未曾有一天改变他的话。虽然天下的小东西，也不能不有所畏惧。现在他们看待天下渺小得好像不值得做的，这就是他轻易杀人吗!

　　太史令司马迁说：“申不害奋勉貌，在名与实施。韩非绳墨，一切事情的真相，第二是非，他非常残酷严苛少恩德，都源于道德的意。”曾经读过而想到的，事情本来就有不相谋而相互感应的，庄子、老子的后面，其灾祸为申、韩。从三代的衰落到现在，凡是用来扰乱圣人之道的人，这些弊端已经够多的了，而不知道他的下落，为什么他不为他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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