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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乐全先生文集》原文及翻译

2022-10-19 11:25:21

  孔北海志大而论高,功烈不见于世,然英伟豪杰之气,自为一时所宗。其论盛孝章、郗鸿豫书,慨然有烈丈夫之风。诸葛孔明不以文章自名,而开物成务之姿,综练名实之意,自见于言语。至《出师表》简而尽,直而不肆,大哉言乎,与《伊训》、《说命》相表里,非秦汉以来以事君为悦者所能至也。常恨二人之文,不见其全。今吾乐全先生张公安道,其庶几乎!

  呜呼,士不以天下之重自任,久矣。言语非不工也,政事文学非不敏且博也,然至於临大事,鲜不忘其故,失其守者,其器小也。公为布衣,则颀然已有公辅之望。自少出仕,至老而归,未尝以言徇物,以色假人。虽对人主,必审而后言。毁誉不动,得丧若一,真孔子所谓大臣以道事君者。世远道散,虽志士仁人,或少贬以求用,公独以迈往之气,行正大之言,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上不求合于人主,故虽贵而不用,用而不尽。下不求合于士大夫,故悦公者寡,不悦公者众。然至言天下伟人,则必以公为首。公尽性知命,体乎自然,而行乎不得已,非蕲以文字名世者也。然自庆历以来讫元丰四十余年,所与人主论天下事,见于章疏者多矣,或用或不用,而皆本于礼义,合于人情,是非有考於前,而成败有验于后。及其他诗文,皆清远雄丽,读者可以想见其为人。信乎其有似于孔北海、诸葛孔明也。

  轼年二十,以诸生见公成都,公一见待以国士,今三十余年,所以开发成就之者至矣,而轼终无所效尺寸于公者,独求其文集,手校而家藏之,且论其大略,以待后世之君子。(略有删节)

  【译文】

  孔融志向宏大而立论高远,功业在后世不见流传,然而他英俊豪迈的气度,自然而然地被当时的人们崇尚效仿。他所写的论盛孝章、郗鸿豫的书信,情绪激昂,有大丈夫的风范。诸葛孔明不凭借文章立名,然而他通晓万物之理并按这道理行事而成就大事的气势,考查一个人的名望与实际是否相符的作风,都从他的言语之中表现出来了。至于《出师表》,语言简明而表意详尽,直率而不放纵,真是大学问家的言论,与《伊训》、《说命》相一致,不是秦汉以来那些以博取君王欢心为乐的人能够达到的。我常常遗憾这两个人的文章不能见到完整的。现在,我的先生张安道跟他们也差不多吧。

  唉,读书人不把天下大事作为自己的责任已经很久了。他们在言语方面并非没有功力,在政事文学方面也不是不敏捷而且广博,然而一旦面临大事,很少有人不忘记自己的秉性,甚至失去平日所坚持的信仰,这些人的气度是狭小的。张公还是一介平民的时候,就有了朝中三公辅相一样的极高声望。从年轻时做官,到老了退休,不曾用言语屈从奉承过别人,用奴颜媚色阿谀过别人。即使面对皇帝,也一定要考虑再三后才发言。毁谤和赞誉改变不了他,名利得失一样坦然面对,真正是孔子所说的用道义侍奉君王的大臣。时代久远了,古之道义不复存在了,即使是仁人志士,有的人也要降低自己的品格来求得官职。只有张公凭借一往无前的气概,发表正直高尚的言论,说:“被任用就尽力去做,被舍弃就归隐藏身。”张公对上不追求符合皇帝的心意,因此虽然声望很高却不被任用,即使被任用也不可能充分发挥他的才智。对下不追求符合士大夫的心意,所以喜欢他的人少而讨厌他的人多。然而说到天下的伟人,人们就一定推张公为第一人。张公尽量展其本性,顺应天命,本其自然,凡事到非行不可的时候才去做,并不是想凭借文章显名于世。然而从庆历以来直到元丰年间的四十余年,他和皇帝议论天下大事,体现在奏章中的就有很多。有时候被采纳,有时候不被采纳,但他的议论都是从礼义出发,合乎人情,判断是非都用前人的事实作依据,他立论所言及的得失都被后人一一验证了。他的其他诗文,都清远雄丽,读文章的人能够从中想象到他的为人。相信他的确与孔融、诸葛亮有相似之处啊。

  我二十岁的那年,凭借弟子的身份在成都见到张公,张公一看见我,就把我当成国中才俊对待。到现在已经三十多年了,先生为启发我、培养我所付出的一切太多了,然而我始终没有对张公有一点点报效,唯有找到他的文集,亲自抄写,在家中珍藏,并且作此序概括先生所著的大致情况,来等待后世的人们去读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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