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孟子论伯夷、伊尹、柳下惠,皆曰“圣人也”,而又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与不恭,君子不由也。”圣人之名,岂隘与不恭者所得僭哉!盖闻圣人之言行不苟而已,将以为天下法也。昔者,伊尹制其行于天下,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而后世之士多不能求伊尹之心者,由是多进而寡退,苟得而害义,此其流风末世之弊也。圣人患其弊,于是伯夷出而矫之,制其行于天下,曰:“治则进,乱则退。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而后世之士多不能求伯夷之心者,由是多退而寡进,过廉而复刻,此其流风末世之弊也。圣人又患其弊,于是柳下惠出而矫之,制其行于天下,曰:“不羞污君,不辞小官。遗佚而不怨,厄穷而不悯。”而后世之士多不能求柳下惠之心者,由是多污而寡洁,恶异而尚同,此其流风末世之弊也。此三人者,因时之偏而救之,非天下之中道也,故久必弊。至孔子之时,三圣人之弊,各极于天下矣,故孔子集其行而制成法于天下,曰:“可以速则速,可以久则久,可以仕则仕,可以处则处。”然后圣人之道大具,而无一偏之弊矣。其所以大具而无弊者,岂孔子一人之力哉,四人者相为终始也。故伯夷不清,不足以救伊尹之弊,柳下惠不和,不足以救伯夷之弊。圣人之所以能大过人者,盖能以身救弊于天下耳,如皆欲为孔子之行,而忘天下之弊,则恶在其为圣人哉?是故使三人者当孔子之时,则皆足以为孔子也,然其所以为之清、为之任、为之和者,时耳。岂滞于此一端而已乎?苟在于一端而已,则不足以为贤人也,岂孟子所谓圣人哉?孟子之所谓“隘与不恭,君子不由”者,亦言其时尔。故曰:圣人之言行,岂苟而已,将以为天下法也。
(取材于王安石《三圣人论》)
译文:
孟子议论伯夷、伊尹、柳下惠,都(把他们)称为“圣人”,但又说:“伯夷狭隘,柳下惠不严肃。狭隘和不严肃,(都)是君子不采取的。”圣人的美名,怎么能是狭隘和不严肃的人能够得到的呢!(我)大概听说圣人的言语行为不随随便便,要把它作为天下的法则。从前,伊尹给天下制定行为准则,说:“(我)哪里侍奉的是昏君呢?(我)哪里差遣的是暴民呢?天下太平时(可以)出来做官,天下混乱时也(可以)出来做官。”但后世之士大多不能探求伊尹(这样做)的真正意图,因此大多追求做官而很少选择隐退,不正当地获利而损害大义,这真是不良社会风气的弊端啊。圣人担心这种弊端,在这种情况下伯夷出来纠正这种弊端,给天下制定行为准则,说:“天下太平就出来做官,天下混乱就隐退不出。不是我(心目中理想)的君主(就)不侍奉,不是我(心目中理想)的百姓(就)不差遣。”但后世之士大多不能探求伯夷(这样做)的真正意图,因此大多选择隐退而很少追求做官,过于方正和过于苛刻,这真是不良社会风气的弊端啊。圣人又担心这种弊端,在这种情况下柳下惠出来纠正这种弊端,给天下制定行为准则,说:“不把(侍奉)无道之君当作耻辱,不拒绝低微的官职。不被任用也不怨恨,艰难困苦也不忧愁。”但后世之士大多不能探求柳下惠(这样做)的真正意图,因此大多行为不检而很少洁身自好,不喜欢不同意见而混同于流俗,这真是不良社会风气的弊端啊。这三位圣人,(制定的准则都是)针对时代的偏失去拯救它,(并)不是天下的中正之道,因此时间久了一定会产生弊端。到了孔子的时代,三位圣人(面临)的弊端,在社会各方面都达到了极点,所以孔子综合了三位圣人的做法给天下制定全面的行为准则,说:“应该快就快,应该慢就慢;应该做官就做官,应该隐退就隐退。”这之后圣人之道彻底完备了,没有任何偏颇的弊端了。圣人之道彻底完备而没有弊端的原因,哪里是孔子一人之力呢,(应该)是四位圣人相互传承(的结果)啊。所以伯夷(如果)不清高,(就)不能挽救伊尹(时代)的社会弊端,柳下惠(如果)不随和,(就)不能挽救伯夷(时代)的社会弊端。圣人能够远远超过一般人的原因,大概是(因为他们)能用自己(的做法)来救治社会弊端吧,如果都想采取孔子的做法,却忽略了(当世的)社会弊端,那怎么能称得上是圣人呢?所以假使三位圣人处在孔子的时代,那么(他们)都能成为孔子,但他们表现清高、表现负责、表现随和的原因,(不过)是时代(需要)罢了。哪里会拘泥于其中一种做法呢?如果(只)拘泥于其中一种做法,那么(他们)就(连)贤人(都)称不上,哪里(能)成为孟子所说的圣人呢?孟子所说的“狭隘和不严肃,是君子不采取的”,(这)也是(针对)他的时代特点说的。所以说:圣人的言语行为,哪能随随便便就算了,要把它作为天下的法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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