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天下之不尚儒久矣。今世之士大夫，发言必自称曰儒。儒者果何如哉?高冠博带、广袂之衣谓之儒邪?执简伏册、呻吟不息谓之儒邪?又况点墨濡翰、织制绮组之文以称儒，亦远矣。舍此勿言，至于西汉之公孙丞相、萧望之、张禹、孔光，东汉之欧阳歙、张酺、胡广，世之所谓大儒，果足以充儒之名乎?

　　鲁人颜太初，字醇之，常愤其然。读先王之书，不治章句，必求其理而已矣。既得其理，不徒诵之，以夸诳于人，必也蹈而行之。在其身与乡党无余，于其外则不光。不光，先王之道犹翳如也，乃求天下国家政理风俗之得失，为诗歌洎文以宣畅之。景祐初，青州牧有以荒淫放荡为事，慕嵇康、阮籍之为人，当时四方士大夫乐其无名教之拘，翕然效之，浸以成风。太初恶其为大乱风俗之本，作《东州逸党》诗以刺之。诗遂上闻，天子亟治牧罪。又有郓州牧怒属令之清直与己异者诬以罪，榜掠死狱中。妻子弱不能自诉，太初素与令善，怜其冤死，作《哭友人》诗，牧亦坐是废。

　　于时或荐太初博学有文，诏用为国子监直讲。会有御史素不善太初者，上言太初狂狷，不可任学官。诏即行所至，改除河中府临晋主簿。太初为人，实宽良有治行，非狂人也。自临晋改应天府户曹，掌南京学，卒于睢阳。旧制，判、司、簿、尉四考，无殿负，例为令录。虽愚懦昏耄无所取者，积以年数，必得之。而太初才识如此，举进士解褐近十年，卒不得脱判、司、簿、尉之列以终身，死时盖年四十余。噫，天丧儒者，使必至于大坏乎?将犬吠所怪，桀桀者必见锄也?何其仕与寿两穷如此?

　　世人见太初官职不能动人又其文多指讦有疵病者所恶闻虽得其文不甚重之故所弃失居多余止得其两卷。在同州又得其所为《题名记》，今集而序之。前世之士身不显于时，而言立于后世者多矣。太初虽贱而夭，其文岂必不传?异日有见之者，观其《后车》诗，则不忘鉴戒矣;观其《逸党》诗，则礼义不坏矣;观其《哭友人》诗，则酷吏愧心矣;观其《同州题名记》，则守长知弊政矣;观其《望仙驿记》，则守长不事厨传矣。由是言之，为益岂不厚哉!

　　译文：

　　天下不崇尚儒学已经很久了。现在的士大夫，开口必自称儒。

　　儒者到底是怎么样的呢?戴高冠系博带、穿广袖衣就能称得上儒者吗?手持简册、呻吟不息就能称他为儒者?又何况以笔濡墨圈点文章、编织华美的文辞就称得上儒者，远远不是这样的啊。除去这些不谈，像西汉的公孙丞相、萧望之、张禹、孔光，东汉的欧阳歙、张酺、胡广，世人称之为大儒，果真能配得上儒者之名吗?

　　鲁地人颜太初，字醇之，一直看不起这些(人)。读先王之书，不求甚解，只求弄明白其中的道理罢了。明白道理后，不只诵读(先王之书)，来在人前显摆,还要践行它。他看起来与乡民没什么分别，外在形象低调。他低调是因为先王之道湮灭无闻，所以他要寻求天下国家政理风俗的得失，写诗文来宣扬先王之道。景祐初年，青州牧荒淫放荡，向往嵇康、阮籍的为人，当时四方的士大夫乐于没有名教的约束，一致效仿他，逐渐形成风气。颜太初厌恶他是大乱风气的源头，写了《东州逸党》诗以讥讽他。诗于是传到朝中，天子立即治青州牧罪。又有郓州牧对属令的清廉正直与自己唱反调大感恼火,就诬陷他并治罪，把他打死在狱中。属令的妻子弱小不能自己上诉，颜太初向来与属令交好，同情他冤死，写《哭友人》诗，(于是)郓州牧也被罢官。

　　当时有人向朝廷推荐颜太初博学有文采，皇上下诏任命他为国子监直讲。恰好有一个向来与颜太初不对付的御史，向皇上进言说颜太初为人狂放不羁，不可以任学官。诏书到达后，改令颜太初为河中府临晋主簿。颜太初为人，其实宽厚温良有政绩，并非狂人。从临晋又改任应天府户曹，掌管南京学宫，死在睢阳。旧例，判、司、簿、尉四次考课，只要没有殿负(因欠国家赋税而考课居下)，按旧例要升任县令。即使愚钝懦弱衰老一无是处的人，只要熬够年数，必能得到这一职务。然而太初才识过人，(虽然)中进士脱去布衣近十年，最终还是没能摆脱判、司、簿、尉的职务一直到死，死时只有四十多岁。唉，天丧儒者，一定让他要陷入悲惨的境地吗?不是说犬吠所怪(喻俗人群聚诋毁贤者)，小人必定被铲锄吗?为什么他的仕途与寿命困窘到如此地步?

　　世人见颜太初官职一般,他的文章又经常指责人,心里有鬼的人厌恶听到他,虽然得到了他的文章,也不怎么重视他,所以弃失的文章很多,我只得到其中的两卷。在同州又得到他所写的《题名记》，现在结集为它们作序。前世的士人名声不显于当时，然而言语立于后世的人很多。太初虽然官职微贱且早早挂了，但他的文章难道一定不能留传吗?

　　以后见到这些文章的人，看到他的《后车》诗，就不会忘记鉴戒了;看到他的《逸党》诗，那么礼义就不再败坏了;看到他的《哭友人》诗，那么即使是酷吏也心中有愧了;看到他的《同州题名记》，那么郡守就知道弊政了;看到他的《望仙驿记》，则郡守就不再麻烦厨传(驿站)了。由此看来，好处大大呀!(译者/尹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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