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昔司马氏有廉臣焉，曰吴君隐之，出刺广州，过贪泉而饮之，赋诗曰：“古人云此水，一歃杯千金。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其后隐之，卒以廉终其身，而后世之称廉者，亦必曰“吴刺史”焉。有元宪副吴君为广西时，名其亭曰“饮泉”，慕刺史也，而宪副之廉，卒与刺史相先后。

　　至正十四年，宪副之孙以时，以故征士京兆杜君伯原所书“饮泉亭”三字，征子言。予旧见昔人论刺史饮泉事，或病其为矫心，甚不以为然。夫君子以身立教，有可以植正道，通邪说，正人心，扬公论，皆当见而为之，又何可病而讥之哉?

　　人命之修短系乎天，不可以力争也，而行事之否臧由乎己，人心之贪与廉，自我作之，岂外物所能易哉?向使有泉焉，曰饮之者死，我乃奋其不畏之气，冒而饮之，死非我能夺也，而容有死之理而强饮焉，是矫也，是无益而沽名也，则君子病而不为之矣。大丈夫之心，仁以充之，礼以立之，驱之以刀剑而不为不义屈，临之以汤火而不为不义动，夫岂一勺之水所能幻移哉?

　　人之好利与好名，皆蛊于物者也，有一焉，则其守不固，而物得以移之矣。若刺史，吾知其决非矫以沽名者也，惟其知道，明而自信，笃也，故饮之以示人，使人知贪廉之由乎内，而不假乎外，使外好名而内贪浊者，不得以藉口而分其罪。夫是之谓植正道，通邪说，正人心，扬公论，真足以启愚而立懦，其功不在伯夷、叔齐下矣。

　　番禺在岭峤外，去天子最远，故吏于其地者，得以逞其贪，贪相承习为故，民无所归咎，而以泉当之，怨而激者之云也。刺史此行，非惟峤外之民始获沾天子之惠，而泉亦得以雪其冤。夫民，天民也，泉，天物也，一刺史得其人，而民与物皆受其赐。呜呼，伟哉!以时尚气节，敢直言，见贪夫疾之如仇，故凡有禄位者，多不与相得。予甚敬其有祖风也，是为记。

　　(取材于刘基《诚意伯文集》)

　　译文：

　　从前西晋有一个廉洁的官员，名叫吴隐之，出任广州刺史，经过贪泉饮水，赋诗说：“古人说此水，饮一杯值千金。如果让伯夷、叔齐来饮，应当是始终不变心的。”后来吴隐之最终以其廉洁自律而终其一生。后人称道廉洁之士时，也一定会称(他)为“吴刺史”。元代宪副吴君任职广西时，把(贪泉边)的亭子命名为“饮泉”，是钦慕吴刺史的(缘故);而宪副的廉洁，最终可与吴刺史相提并论。

　　至正十四年，宪副的孙子吴以时，拿着以前的征士京兆杜伯原所写的“饮泉亭”三个字，来征求我的意见(向我求取文章)。我过去看过前人谈论吴刺史饮泉的事，有人指责他矫情(或“故作姿态”,“掩饰真心”)，很不认为他的行为是对的。君子用自身的行为来树立榜样，能用来培植正道，遏制邪说，匡正人心，弘扬公道的，(大家)都应当看到并且学习他，又怎么可以指责并讥讽他呢?

　　一个人的寿命长短是上天决定的，不可以凭借人力争取就能得到的。然而做恶事或善事，却是由自己决定的。人心的贪婪与清廉，是从自己内心产生的，难道是身外之物(或“外在的事物”)所能改变的吗?假如那里有(一口)泉水，说是喝了的人会死，我却奋发那种无所畏惧的勇气，冒死饮用，死亡不是我能决定的，而怀抱必死的念头而勉强饮用，这就是矫情，这是没有好处而是沽名钓誉，那么君子就会指责并且不去做这样的事。大丈夫的心胸，要用仁义充实，要用礼仪确立，用刀剑逼迫却不被不义之行所屈服，面对如汤似火一样的险境而不被不义之行所撼动，那难道是一勺水所能惑乱和改变的吗?

　　人们喜好名利，都是被外物所蛊惑，(好名与好利)只要有一样，那么(他)的操守就不能稳固，因而外物就能够改变他了。像吴刺史这样的人，我知道他决不是矫情来沽名钓誉的人，只因为他深知道义，明智而自信，忠心实意，所以(他)饮了泉水来昭示世人，让人知道贪婪与廉洁都是发自内心的，而不是借助外物的(力量)的，让那些表面上追求名声然而内心贪婪污浊的人，不能用借口来减轻自己的罪过，这就是所说的扶植正道，遏制邪说，匡正人心，弘扬公道，真的是能够使愚顽的人开启心智，使懦弱的人变得自立，他的功绩不在伯夷、叔齐之下啊。

　　番禺在岭峤之外，距离天子最远，所以在那个地方做官的人，能够放纵贪婪之心。贪婪互相沿袭，成为惯例，百姓没有可以归罪的对象，于是让泉水承担“这个罪名”，(喝了贪泉之水的人会变贪)这是怨恨愤激的人的说法。吴刺史这种行为，不只是使岭外之民开始蒙受天子的恩惠，而且也让泉水得以洗清它的冤屈。百姓，是上天的子民;泉水，是苍天的赐物。一个刺史的职位如果能有合适的人(来担任)，那么百姓与万物都蒙受恩赐。啊，真是伟大啊!吴以时崇尚高尚的气节，敢于直言，看见贪婪之人嫉恨如仇人，所以凡是有俸禄爵位的人，大多不能与他相互投合。我很是敬重他有祖辈的风范，因此写了这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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