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同诸公登慈恩寺塔》全诗原文、注释、翻译和赏析
《同诸公登慈恩寺塔》
.[唐].杜甫.
高标跨苍穹，烈风无时休。
自非旷士怀，登兹翻百忧。
方知象教力，足可追冥搜。
仰穿龙蛇窟，始出枝撑幽。
七星在北户，河汉声西流。
羲和鞭白日，少昊行清秋。
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
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
回首叫虞舜，苍梧云正愁。
惜哉瑶池饮，日晏昆仑丘。
黄鹄去不息，哀鸣何所投。
君看随阳雁，各有稻粱谋。
翻译
慈恩寺塔高超出穹庐似的青天之外，强劲的风吹得没有休止的时候。
假若没有心胸开阔之人的胸怀，登上此楼反而会触景生情，生出许多忧愁。
登上慈恩寺塔极目远驰，方知佛教的威力之大，足可以构思佳作，探寻胜境。
仰面穿过弯曲的磴道，方才走出支木交错的暗处，终于登上顶层。
夜间在塔上仰观北斗七星好像在塔的北窗口，耳边仿佛听到银河的水声向西流动。
白日登塔仰视天空，那羲和鞭赶太阳迅速西进，秋神少昊给人间带来了清秋。
俯看终南诸山忽若破碎成块，泾渭之水清浊也难以分辨。
从上往下一眼望去，只是一片空蒙，哪还能辨出那里是都城长安呢?
回过头去呼唤一代英主虞舜大帝，只见虞舜的寝陵苍梧之地正生起一片愁云。
痛惜啊!当年穆王与王母在昆仑瑶池饮酒作乐，竟然喝到夜幕降临到昆仑山头。
黄鹄不停地一个个远走高飞，哀哀鸣叫不止，不知前去投向何方。
你们看那些追阳逐暖的群雁，各自有着谋取稻梁的术算。
赏析一
此诗作于天宝十一载 (752年)。是年秋天，杜甫与高适、薛据、岑参、储光羲几位友人携手登高，乘兴赋诗。在诸公同题诗作中，杜甫这首诗冠盖群雄，成为压卷之作。
“慈恩寺”是唐高宗作太子时为他母亲而建的，故取名“慈恩”。寺塔为永徽三年(652年)高僧玄奘所立，共6级。长安元年(701年)改建，增高为7级，高300尺，一名大雁塔，位于今西安市东南，为古今登高远眺之胜地。
诗人凌空四顾，百感交集。天地之高远辽阔，造物之雄险峻奇，引发出诗人对宇宙与人生、往古与现实之间无限丰富的遐想。他仿佛看见了羲和鞭日、少昊行秋。时光在脚下疾逝流转，千古有如一瞬，他更看见了秦山破碎、泾渭难求的令人忧虑的大唐社会。对当朝权贵醉饮瑶池、日晏昆仑醉生梦死的生活，对贤良远放，而“各有稻粱谋”的逐利小人麕集朝上的可悲局面深感痛心。杜甫登高抒怀，素日郁积于胸的忧国忧民之情，借此一泻而出。这首诗可称为登高警语，刺时忧危之佳作。
即景抒情，首先要将眼前之景摹状于前，然后才能形成抒怀放情之势。“高标跨苍穹，烈风无时休。”诗一开篇便荡出一个雄奇阔大的天地。大雁塔顶天立地，直指苍穹。“七星在北户，河汉声西流。”兀立塔顶，宛如置身九天之上，北斗七星探手可掬，耳畔则是银河水向西奔流的一片喧响……刘勰云“至如气貌山海，体势宫殿，嵯峨揭业，熠耀焜煌之状，光采炜炜而欲然，声貌岌岌其将动矣。莫不因夸以成状，沿饰而得奇也。”(《文心雕龙·夸饰》)杜甫就是这样，为突现出塔之巍峨雄奇，大胆运用夸张的艺术手法，驰骋想象，俯仰于天地之间，迢迢北斗，邈邈河汉，悉数驱来，置于人们眼前耳畔，形成一个以大雁塔为中心的空阔高远的神奇世界，这就为诗人的感事抒怀作了强有力的铺垫。塔高风急，登高者凭虚凌空，放眼四海之外，身受八面来风，怎能不兴会漓淋，心潮汹涌?!屈原洞监“风”、“骚”之情，乃借江山之助，杜甫抒胸中之豪气，岂不缘雁塔之巍峨?
“自非旷士怀，登兹翻百忧。”杜甫毕竟是杜甫，虽登九霄之塔，却没像一些高人逸士那样，飘然世外，羽化而登仙。相反，他身在绝顶，倒是愈加关注地俯视着人生，痛感社会之黑暗。秦山破碎，泾渭不分，神州难辨，鬼魅横行，在杜甫的眼里，大唐江山笼罩在一片愁云惨雾之中……
作诗必先命意。杜诗之所以能够技压群雄，拔得头筹，盖因杜甫作诗从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心中常有苍生在。惟有第一等之襟抱，斯有第一等之真诗。他笔走龙蛇，驱遣万物的才技，他“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忧国忧民的深厚情怀，方濡化出他笔下奇崛苍劲、万象腾踔的大千世界。这首诗冠盖群雄，境界高远并不是因为杜甫赋就于高塔之上，而是由于诗人站立于时代思想的高处，高屋建瓴俯察人生，显示出一种精神与情怀的伟大。诚如仇兆鳌所说，杜甫这首诗“气象峥嵘，音节悲壮”，“真足压倒群贤，雄视千古矣”。这里所说的“气象峥嵘”，不能单从物象上理解，它自然还包含着思想、情感、气势，或言之意象等十分丰富的内容，是中国古典美学中一个美妙而难以准确诠释的模糊概念。
赏析
诗的创作源泉，虽然是现实生活，但诗的意象境界却不等同于现实生活。由于作者对客观事物的审美理解和把握，所写的内容不能满足和停留于观照及一般既有的艺术经验、感受上。这样创作，比一般确定的意象、其内涵要丰富深刻得多，可以使人反复吟味欣赏。这样的写法，虽然并非完全脱离或远离现实，但与现实的关系是处于同与不同之间、似与不似之间，因此，称为“中正之法”。杜甫《同诸公登慈恩寺塔》一诗，就体现了中正之法的特征。
此诗写于天宝十三年 (754年)秋。当时诗人岑参、储光羲、高适、薛据等人，都登此塔有诗，故杜甫诗题为《同堵公登慈恩寺塔》，同，即和。
诗的首四句写塔的标高风烈，登之百感交集。写塔势之高可“跨苍穹”，而“烈风无时休”，就不沾滞于现实。实际该塔为6级，后又建为7级，高300尺。但不如此写，就无以状塔的拔地而起，上欲摩天的气势。次四句写登塔的经过和所感。“仰穿龙蛇窟，始出枝撑幽”，写从塔的底部盘旋而上，经过似龙蛇洞窟的幽邃，而可以冥搜到佛法象教的力量。这同样是不沾滞于现实，又不脱离现实的写法。再次八句，写登上塔顶所见天上地下的景物，仰视上天，虽星河历历在目，但俯视大地，却看到秦山忽然破碎，泾渭二水已难辨其清浊，但见昏暗一气，再也认不清皇州安在，一片混浊。这也是脱开现实而写的。这样写，诗中才能有意蕴，才会表达出诗人对国家破碎的惊心，对朝廷清浊不分，贤恶混杂的慨叹，对天下一片混乱黑暗，到了难于收拾地步的痛心。最后八句写思古伤今。思古，是以“回首叫虞舜，苍梧云正愁”，表达对开国明君太宗和贤后文德皇后的缅怀。伤今，是以“惜哉瑶池饮，日晏昆仑丘”，讽刺玄宗与贵妃在骊山的纵乐。“黄鹄去不息，哀鸣何所投”，写诗人想如黄鹄振翅飞去，但又走投无所的悲愤。“君看随阳雁，各有稻粱谋”，写朝廷中的奸佞，趋炎附势，如随阳之雁，惟稻粱是谋，尸位素餐罢了。以上这些写法都是在同与不同之间、似与不似之间而表达其深刻意义的。
为此，谢榛指出：“凡作诗不宜逼真，如朝行远望，青山佳色，隐然可爱。其烟霞变动，难于名状。及登临非复奇观，惟片石数树而已。远近所见不同，妙在含糊，方见作手。”(《诗家直说笺注》)陆时雍在《诗镜总论》中，则进一步从诗的意象说明这一理论：“诗贵真，诗之真趣，在意似之间。认真，则又死矣。柳子厚过于真，所以多直而寡委也。《三百篇》瑛物陈情，皆其然而不必然之词，所以意广象圆，机灵而感捷也。”
但古人也从炼词造句理解运用“中正之法”，认为应在“熟与不熟之间”。魏庆之《诗人玉屑》卷六引《复斋漫录》：“韩子苍言作诗不可太熟，亦须令生。近人论文，一味忌语生，往往不佳。东坡作聚远楼诗，本合用‘青山绿水’ 对 ‘野草闲花’，此一字太熟，故易以 ‘云山烟水’，此深知诗病者。”陈仅在《竹林答问》中，也讲这一道理，说“诗不宜太生，亦不宜太熟。生则涩，熟则滑。应在不生不熟之间，‘捶钩鸣镝’，其候也。”叶矫然在《龙性堂诗话》初集中又提出生熟相兼的“中正之法”，即应有生亦有熟，说“作诗须生中有熟，熟中有生。生不能熟，如得龙鲊熊白，而盐豉烹饪，稍有未匀，便觉减味。熟不能生，如乐工度曲，腔口烂熟，虽字真句稳，未免优气。能兼两者之胜，殊难其人。”
《同登慈恩寺塔》诗中的炼词造句，就深得以上所述“中正之法”。如“高标跨苍穹，烈风无时休”，出句生，对句熟。“方知象教力，足可追冥搜”，“象教”生。“仰穿龙蛇窟，始出枝撑幽”，“龙蛇窟”熟，“枝撑幽”生。“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流。”“回首叫虞舜，苍梧云正愁。”“惜哉瑶池饮，日晏昆仑丘。”类似这些诗句贵乎同不同之间，都写得生熟相兼或在熟与不熟之间，似与不似之间，使人不觉太生，亦不太熟，故而合乎中正之法。这样写法有助于诗人抒写忧国伤时的意象和雄浑沉郁风格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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