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戏子由》注释和评析
宛丘先生长如丘①,宛丘学舍小如舟。常时低头诵经史,忽然欠伸屋打头②。斜风吹帷雨注面,先生不愧旁人羞。任从饱死笑方朔③,肯为雨立求秦优④?眼前勃谿何足道⑤?处置六凿须天游⑥。读书万卷不读律⑦,致君尧舜知无术⑧。劝农冠盖闹如云⑨,送老齑盐甘似蜜⑩。门前万事不挂眼,头虽长低气不屈。余杭别驾无功劳(11),画堂五丈容旂旄(12)。重楼跨空雨声远, 屋多人少风骚骚(13)。平生所惭今不耻,坐对疲氓更鞭棰(14)。道逢阳虎呼与言(15),心知其非口诺唯。居高志下真何益,气节消缩今无几。文章小伎安足程(16),先生别驾旧齐名。如今衰老俱无用, 付与时人分重轻。
【注释】
① 宛丘:陈州的别名。时苏辙任陈州州学教授,故苏轼戏称之为“宛丘先生”。 长如丘:身材长大,高如山丘。
② 欠伸:打呵欠,伸懒腰。
③ 方朔:东方朔,汉时人。《汉书·东方朔传》载:东方朔对武帝说:“侏儒长三尺余,奉一囊粟,钱二百四十。臣朔长九尺余,亦奉一囊粟,钱二百四十。侏儒饱欲死,臣朔饥欲死。”
④ 秦优:指秦始皇的歌童(名旃,也是一个侏儒)。《史记·滑稽列传》:“秦始皇时,置酒而天雨,陛楯者(殿前执楯的卫士)皆沾寒,优旃见而哀之……居有顷,殿上上寿呼万岁。优旃临槛大呼曰:‘陛楯郎!’郎曰:‘诺。’优旃曰:‘汝虽长,何益,幸雨立;我虽短也,幸休居。’于是始皇使陛楯者得半相代。”
⑤ 勃谿(xi)原指家庭中的争吵,此指家庭琐事。
⑥ 六凿:即“六情”,指人的喜、怒、哀、乐、爱、恶。 天游:指精神无拘无束,游于天地自然之间。《庄子·外物》:“胞(腹)有重阆(空旷),心有天游。室无空虚,则妇姑勃勃谿;心无天游,则六凿相攘。”
⑦ 律:法律、律令。当时朝廷正在变法,十分重视律学。
⑧ 术:指治国之术。
⑨ 劝农冠盖:指朝廷派往各地视察农事的官员。 冠盖原指达官贵人们车上所张的伞,这里用以代指官员。
⑩ 送老:犹言养老。 齑(ji):切碎的腌菜或酱菜。齑盐:代指学官的清苦生活。韩愈《送穷文》:“太学四年,朝齑暮盐。”
(11)余杭:即杭州。别驾:汉官名,是州刺史的佐吏。隋唐时州佐称别驾或长史。宋于诸州置通判,职守与别驾同。苏轼时任杭州通判,故有此称。
(12)旂(qi):古时旗帜的一种。 旂旄:指仪仗。
(13)骚骚:风劲貌。
(14)疲氓:贫苦百姓。 棰(chui):一种刑具。 鞭棰:这里指用刑具拷打百姓。
(15)阳虎:即阳货,春秋后期鲁国季孙氏的家臣,后专擅鲁国国政。他想结交孔子,孔子设法避开,不与之相见。
(16)伎:同技。 程:计算。 安足程:何足计较,算得什么。
【评析】
南宋时的严羽在谈到宋诗的特点时,曾经指出:“……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沧浪诗话·诗辩》)这段话后来就成为人们批评宋诗的最主要的论点,连一些推许宋诗的人,也不得不承认“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是宋诗之病。严羽自己更是非常自负地说,他对宋诗的批评,“真取心肝刽子手”,“乃断千百年公案”(《答吴景仙书》),似乎可以给宋诗盖棺论定了。
其实,我们今天看起来,这结论也并不是很全面的。这还不仅仅是出于王世贞说过的“代不能废人,人不能废篇”(《弇州山人四部续稿》卷四十六《宋诗选序》)的理由,而是我们觉得,对“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本身,也应该做一点一分为二的分析。诗歌是一种形象化的艺术,假如把诗写得如“经义策论之有韵者”(刘克庄《竹溪诗序》,见《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十四),徒具分行押韵的形式而全无形象,那当然是绝对不可取的。但是,如果不是这样呢?如果散文的叙述手法和结构手段能给诗歌带来一些有益的因素;如果诗中的议论是结合形象、融注感情的议论;如果在诗中隶事用典能够深化诗歌的意境和内涵,增加诗歌的含蓄性、生动性和表现力,从而达到以少许胜多许的目的,那么,又为什么要对它加以否定呢?
苏轼是宋诗最重要的代表作家之一,而《戏子由》一诗,又是他“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典型作品。分析这首诗,对我们全面地了解宋诗的特点,无疑是会有帮助的。
《戏子由》这首诗,写于熙宁四年(1071)苏轼到杭州通判任不久。当时他的弟弟苏辙在制置三司条例司作属官,因与吕惠卿“论多相忤”,又与王安石在“青苗法”问题上发生争执,遂出为陈州府学教授。苏轼为了安慰、勉励自己的弟弟,写下了这首著名的七言古诗。
此诗以“戏”为题,所以文字也“诙诡有奇趣”。开头四句,在一幅可笑的画面中展示了苏辙的形象:这位陈州府学的教授身材高如山丘,却住在像船舱一样狭小的学舍里;平时低头诵读经史,倒也罢了,可是偶而直起腰来打个呵欠,头就会重重地碰在屋梁上,好象被打了一下。在这幅画面中,对比是如此的鲜明,甚至给人一种滑稽的感觉。它促使人们去思考:在这种不和谐中,究竟包含着什么不合理的因素?事实上,人们是不难发现这画面的寓意的——它正是苏辙政治上受到排挤后的艰难处境的一个艺术的缩影。
以下的十二句,便是写苏辙在这种艰难处境中的凛然气节和豁达态度。
州学的学舍不仅狭小,而且是简陋的。对于“斜风吹帷”、寒“雨注面”的学官生活,别人都引以为耻,而苏辙自己却处之泰然,没有丝毫羞愧的表示。在这里,作者连用了《汉书》、《史记》中的两个典故,来表现苏辙虽官卑家贫却高傲不屈的性格!他宁肯做“饥欲死”的东方朔和“雨立”的陛楯郎,也决不愿降低身份、卑躬屈节,去向那些得宠的侏儒们争竞或乞求什么。这两个典故,表面上是由苏辙的身材长大引起联想,而实际上,却是准确地抓住了古往今来总是“大人”受屈而“小人”得宠这一事实,恰如其分地表现了当时苏辙的不平,用典十分贴切。
家庭生活中种种烦人的琐事也给苏辙带来困扰,但他却能从中超脱出来,让精神游于广阔的天地之间,而不为俗虑所困。“眼前勃谿”这两句诗,出于《庄子·外物》的“室无空虚,则妇姑勃谿;心无天游,则六凿相攘”。过去有人解释这首诗,将“勃谿”二字说成是“婆媳争吵”,这种理解是不对的。因为庄子所说的两句话,前一句只是对后一句的一种比喻,两句并不是并列的关系;苏轼此诗强调的重点也是“天游”,故不应将“勃谿”二字坐得太实。更何况苏轼兄弟的母亲早在嘉祐二年已经去世,苏辙家中居处再小,也不致引起“婆媳争吵”。所以此处的“勃谿”二字,以解作烦人的家庭琐事为宜。
除了学官生活的清苦、家庭琐事的烦扰之外,仕途的困厄更是对苏辙的沉重打击。诗中说,尽管苏辙“读书万卷”,却因为“不读律”学,徒有“致君尧舜”之“志”,而无“致君尧舜”之“术”,结果只能做一个州学的学官,读读经史、教教学生罢了。这是很明显的讥刺时事的反语:尧舜时代有什么法律?难道尧舜是靠法律成为圣明之君的?清代的高步瀛说这两句诗是“心所痛疾而反言出之,语虽戏谑而意甚愤懑” (《唐宋诗举要》卷三),分析是准确的。
但是,苏辙自己对于仕途的穷达,却不以为意。尽管“劝农冠盖闹如云”,朝廷派下来推行新法的大员们熙来攘往,威风显赫,“所至苛细生事,发摘官吏”(朋九万《乌台诗案》载苏轼供词),而苏辙却因为“学官无吏责”(同上),而对此不闻不问,悠然自乐地过着他清苦的学官生活。这就把苏辙安于清贫、对仕途功名无萦于怀的高尚情操表现了出来。作者最后用“眼前万事不挂眼,头虽长低气不屈”两句诗,概括了苏辙身处逆境而卓有气节的可敬形象,对这一层的意思做了完整的总结。
以上十六句着重从正面来表现苏辙,是全诗最重要的部分。下面的十句,作者将自己和弟弟相对照,通过写自己的“气节消缩”,来进一步反衬出苏辙的品节高卓。
“余杭别驾”以下四句,写自己的居处豪华宽敞、富丽堂皇,绝无风雨之忧,来与苏辙进行对比。其中“画堂五丈容旂旄”与“宛丘学舍小如舟”,“重楼跨空雨声远”与“斜风吹帷雨注面”,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使“余杭别驾”和“宛丘先生”的生活条件,如此天壤悬殊地摆在人们面前。
但是,得到这样优渥的生活条件是要付出代价的,这就是一个人的正直和良心。这使诗人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平生所惭今不耻,坐对疲氓更鞭箠”:对贫苦的百姓鞭笞用刑,这是作者平生所惭愧的事情,现在却只能“不耻”去做了;“道逢阳虎呼与言,心知其非口诺唯”:碰到那些达官显贵,尽管自己心里十分鄙视他们,表面上却不敢得罪,只好和他们委蛇周旋。想到这些,作者在心中痛苦地自责着:像这样降心屈志,消磨气节,纵然是身居高位,又有什么益处呢?“居高志下真何益,气节消缩今无几”这两句,与苏辙的“门前万事不挂眼,头虽长低气不屈”的形象再一次形成对比,不仅真实地表现了作者的可悲处境,而且很典型地反映了封建时代一个正直官吏的内心矛盾。在对比中,苏辙的坚持操守、刚直不屈的形象,也就被衬托得更加鲜明。
最后的四句,是对以上两层文字的绾合,也是对全诗的收束。既然兄弟俩在各方面都相去甚远,那么可以相提并论的,大概就只有两个人都擅长于诗文这一点了。可是,作者叹道,诗赋文章毕竟只是“壮夫不为”的雕虫小技,对于经邦治国又有什么用处!何况兄弟二人“如今衰老俱无用”,过去那些诗文就更显得毫无意义,还是把它们交给时人去随意评说、分辨重轻吧!在这里,作者表面上是叹息“文章一小技,于道未为尊”(杜甫《贻柳少府》),实际上,则是对自己和弟弟的蹉跎岁月、报国无门表示深深的愤慨。作者当时只有三十六岁,却在诗中自言“衰老”,他的牢骚情绪是显而易见的。
这首诗题为《戏子由》,实则通篇以戏谑之语写愤懑之情,作者所要表达的主题思想是相当严肃的:第一层,嘲戏子由的官卑家贫,但却是为了歌颂他的高尚节操;第二层,自嘲“气节消缩”,却又为表现对气节的看重;最后一层,嘲笑“文章小技”,却在于感叹自己的报国无门。全诗写得开阖掩映、抑扬变化,嬉笑怒骂,皆成妙笔。“文则跌宕昭彰,情则欷歔悒郁”(汪师韩《苏诗选评笺释》卷一),十分鲜明地显示了杭、密时期苏诗的风格,不愧为作者最著名的代表作之一。
这里,让我们再回到“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这个问题上来。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这首诗的散文化、议论化和大量用事的特点,但我们觉得,这种倾向并没有破坏诗歌形象的美感,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恰恰是增加了此诗的艺术魅力。
这首诗的结构明显地吸取了散文的手法,由分写到合写,层次宛然。写子由则“头长低”与“气不屈”对比,写自己则“居高”与“志下”对比;而两个人之间,地位、节操,又形成更进一步的对比。像这种前后勾连,完整严密的结构方法,很有力地表现了全诗的主题。另外,此诗语言的散文味道也很浓,除了“任从”、“劝农”二联使用对句之外,全诗皆散句单行,而且往往不拘平仄,和唐人七古的大量使用对句和较多律诗腔,有着明显的不同,这也是此诗写得挥洒奔纵、畅所欲言的重要原因。像这些地方,都表现出宋诗散文化的不容忽视的优点。
此诗的用典也是较多的,但作者善于以意使事,根据所要表达的题旨和感情的需要来组织和运用典故,所以并不给人以生硬晦涩之感。例如“任从”二句中,东方朔和陛楯郎不仅与苏辙身材相似,而且有着同样可悲的处境;“送老齑盐”一句,不仅因为韩愈和子由身分同为学官,更因为他们有着同样不幸的遭遇。“道逢阳虎”一句,虽然被纪昀批评为“何至以孔子自居”(其实这只能说明纪昀的迂阔),但表现作者内心的自责,却是极沉痛而深切的。这些散在经史中的故实,经过作者剪裁熔铸,点化入诗,都十分贴切而精当,大大增加了诗歌语言的容量。如果抽掉了这些典故,只按作者的原意直说,此诗无疑就要大为减色了。
此诗也有好几处议论,但由于诗人注意将议论结合形象并融入感情,所以并不给人以空洞说教的感觉。比如作者总评子由的“门前”二句,用“万事不挂眼”来表示他对世俗和权贵的轻蔑,似乎“连眼珠也不转过去”;用“头低”表示他不得意的处境,而用“气不屈”来表现他刚毅正直的性格,语言都是高度形象化的。像这样的“议论”,与“描写”并没有判然的界限。又比如作者自嘲的“居高”二句中,用了“消缩”一词来形容气节,好象气节是一种看得见、摸得着,有体积、有重量的东西似的,给人以很强的形象感,比用“消失”“减退”之类的词要生动得多了。像这些地方,虽然我们明知其为议论,却并不感到枯燥乏味,反而读得兴趣盎然,这不能不说是作者“长于议论”的结果。
总之,读了《戏子由》这首诗,我们深深地感到,对于宋诗的“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特点,是不能简单地加以否定的。尽管在某些宋诗(包括苏轼的一部分作品)中,“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确实存在着消极的影响,甚至有“流而为理学,流而为歌诀,流而为偈诵”(袁宏道《雪涛阁集序》,见《袁中郎全集》卷一)之弊,但对它做出全盘否定的结论,却是不公平的。作为一代文学的最重要的特点,我们有必要对它进行更全面、更深入的分析,充分肯定其积极的一面,以求对苏诗、乃至对整个宋诗,做出更为公允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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