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书秦太虚题名记》原文|赏析|鉴赏
览太虚题名，皆余昔时游行处，闭目想之，了然可数。始余与辩才别五年，乃自徐州迁于湖。至高邮，见太虚、参寥，遂载与俱。辩才闻余至，欲扁舟相过，以结夏未果。太虚、参寥又相与适越，云秋尽当还。而余仑卒去郡，遂不复见。明年，余谪居黄州，辩才、参寥遣人致问，且以题名相示。时去中秋不十日，秋潦方涨，水面千里，月出房、心间，风露浩然。所居去江无十步，独与儿子迈棹小舟至赤壁，西望武昌山谷，乔木苍然，云涛际天。因录以寄参寥，使以示辩才。有便至高邮，亦可录以寄太虚也。
秦太虚就是秦观，字少游，又字太虚。他是“苏门四学士”之一，与苏轼的密切关系自不待言。所谓“题名”，是一种文体。明徐师曾所撰《文体明辨序说》云：“按题名者，记识登览寻访之岁月与其同游之人也。”原是记游的一种变体。秦观的题名就是记“元丰二年(1079)中秋后一日”在杭州与参寥深夜寻访辩才一事的，苏轼这篇文章则是写在秦观题名后面的跋语。
苏轼此文是一篇叙旧抒怀的作品。文章开头便擒住题目，从秦观题名中所叙事物，勾起自己对“昔时”在杭州游乐情景的思恋。苏轼于熙宁四年(1071)十一月至熙宁七年(1074)九月在杭州任通判。“余杭自是山水窟”(苏轼《将之湖州戏赠莘老》)，他被那里的秀丽景色迷住了，游遍了那里的山山水水，反反复复。当看到秦观题名中所述“出雷峰，度南屏，濯足于惠因涧，入灵石坞，得支径，上风篁岭，憩于龙井亭，……至寿圣院，谒辩才于潮音亭”，这些地方，他都太熟悉了，故“闭目想之，了然可数”。这虽属虚笔，却是实情。所谓虚笔，就是说没有再对那里的景物加以具体描绘，一经点到，神思也就宛在了。接下来，文章便进入了叙旧。
文理自然，是苏轼散文的一个显著特色，在本文中也得到了具体体现。文理自然，除了语言运用能力的因素之外，还有其内在因素。由“昔时游行处”，想到昔时同游的人，这是情理自然; 由秦观题名中所述与参寥同访辩才一事，想到自己与这三人的交往，又合乎事理自然。正基于此，也就形成了本文的文理自然。参寥与辩才均为苏轼在杭州过从最密切的朋友，二人都是僧人，都能诗文，也都有很大名气。“始余与辩才别五年，乃自徐州迁于湖”，是指元丰二年春苏轼由徐州太守移知湖州 (今浙江吴兴)。在这里之所以单单拈出辩才，倒不是有亲疏之分，而是如下文所述，途径高邮时，见到了秦观和参寥，并”遂载与俱”，却一直没能够与辩才相晤。这样写来，虽属一般记叙，却有缓急，有错落。湖州与杭州之间相距很近，相见并不困难。先是辩才以盛夏之故没能“相过”，继之秦观与参寥又去了杭州，而“遂不复见”的最重要的原因是“余仓卒去郡”。这是苏轼人生途中第一个、也是最严重的一大坎坷，他到湖州未久，便以毁谤新法的罪名收捕入狱，险些丧命。是年十月底结案，才有了“明年，余谪居黄州”的情节。“辩才、参寥遣人致问，且以题名相示”，回应起句，点明缘由，也扣住了事物主体，文章至此似乎可以煞住，但既然朋友“致问”，自己总应有个答复吧? 所以下面的抒怀也就在情理和事理之中了。
下面这段抒怀文字写得很特别，完全借助景语出之，这是此文的含蓄处。苏轼“所居去江无十步”，长江的壮阔景色就在目前，没有比写这更现实、更直接的了。先写纵览大江，“秋潦方涨，水面千里”，已为其“浩然”之气所陶醉。观之不足，还要身入其间，与长子苏迈舟游赤壁，去领略那“云涛际天”的风韵。“去中秋不十日”，既是览题名之“时”，也是游赤壁之“时”，一词相连，使文气浑然一体，而这观与游的具体时刻乃是“月出房、心间”。“房”与“心”是两座星宿名。时值八月上旬，微月初明，为浩瀚的大江罩上一层朦胧色彩; 而在这样的时刻游览大江，也就更显出兴致的酣浓。这无异于告诉自己的老朋友们： 我在这儿生活得很好，很自在，请看我游玩得这样开心，你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这话以景语表达比直接说出要好，不仅有情致、极意蕴，也符合苏轼当时的处境。他是“犯官”，又初到黄州不久，说话自应小心谨慎。这正是此文的高明处。
文章下半部分抒怀的景物描写，相当于一篇小《赤壁赋》。苏轼在黄州写下了两篇著名的前后《赤壁赋》。时间是在此文的后两年。吴汝纶谓《前赤壁赋》是“文章天成偶然得之者”，恐怕未必。从此文来看，《赤壁赋》的意境在苏轼胸中乃是酝酿许久了的，并非“偶然得之”。
顺便解释一下，文中所说“西望武昌”的“武昌”。指今湖北鄂城，与黄州隔江相对，按其方位，当在赤壁的东边。《前赤壁赋》谓“西望夏口，东望武昌”，符合赤壁的地理位置;本文的“西望”当是“东望”之误。因所见版本均作“西望”，故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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