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州山水清远，土风厚善。其民寡求而不争;其士静而文，朴而不陋。虽闾巷小民，知尊爱贤者，曰：“吾州虽远小，然王元之、韩魏公，尝辱居焉。”以夸于四方之人。元之自黄迁蕲州，没于蕲，然世之称元之者，必曰：“黄州”，而黄人亦曰：“吾元之也。”魏去黄，四十余年，而思之不忘，至以为诗。夫贤人君子，天之所以遗斯民，天下之所共有，而黄人独私以为宠，岂其尊德乐道，独异于他邦也欤?抑二公于此州之人，有宿昔之契，不可知也。元之为郡守，有德于民，民怀之不忘也固宜。魏公以家艰，从其兄居耳。民有自知之。《诗》云：“有斐君子，如金如锡，如圭如璧。”金、锡、圭、璧之所在，瓦、石、草、水，被其光泽矣，何必施于用!奉议郎孙贲公素，黄人也，而客于公，公知之深，盖所谓教授书记者也。而轼亦公之门人。谪居于黄，五年，治东坡，筑雪堂，盖将老焉，则亦黄人也。于是相与摹公之诗，而刻之石，以为黄人无穷之思，而吾二人者，亦庶几托此以不忘乎?
元丰七年，十月二十六日，汝州团练副使苏轼记。
这篇文章作于宋神宗元丰七年 (1084) 七月汝州团练副使任上。这年四月，苏轼刚刚告别了谪居了五年之久的黄州 (今湖北黄冈县)。在黄州的贬居生活是苏轼一生中最重要的时期之一。元丰二年 (1079)，由于何正臣、舒亶等新进官僚罗织罪名，苏轼以“指斥乘舆”、“谤讪朝廷”之罪被弹劾并在湖州被捕入狱。经数月折磨，侥幸被释，谪贬黄州。在黄州的四年贬斥生活里，他不仅失去了政治上的权力，而且行动的自由也受到限制，生活困顿，友朋疏远，饱尝了生活的坎坷和人世的炎凉。他在《送沈逵赴广南》诗中描述这段生活说：“我谪居黄州四五年，孤舟出没烟波里，故人不复问通讯，疾病饥饿疑死矣!”正是这样的经历，使他对官场的虞诈，变幻无常，上层社会的虚伪冷漠感到厌恶。也正是这样的经历，使他有机会接触下层百姓的思想感情，亲身感受到普通人民不慕势利、尊德爱贤的朴实淳厚的民风，这是对他在政治上失意的慰藉。他之所以在离开黄州之后特意写下这样一篇饱含感情的文章，是与他这一段贬居生活中的感情经历有直接关系的。
文章开始叙述黄州的风土人情，点明黄州人的特点是“寡求而不争”、“静而文”，“朴而不陋”。这一特点的具体体现是，即使是普通的下层百姓也知道尊敬爱戴贤者。这样，便自然地引出黄州人引以为荣的王禹偁和韩琦。王禹偁 (字元之) 曾贬黄州刺史，韩琦 (封魏国公，故人称韩魏公)曾在黄州居住，两人都不是黄州人。王禹偁从黄州迁蕲州并死在那里，世人不称他“王蕲州”，却都称他作“王黄州”; 韩琦离开黄州四十年，中间到过无数地方，却特意写诗抒发自己对黄州的思念。可见黄州人与曾经到过当地的贤者德人之间的深厚感情。王禹偁和韩琦并写，突出了黄州淳厚、爱贤的民情。以下，又进一步将王、韩二人对比来写，由分析黄州人爱戴二人的原因，引出对韩琦为人的称颂。王禹偁曾做郡守，对百姓有德政，百姓怀念他是容易理解的。韩琦在黄州，只是随他哥哥一起居住，并没有做什么造福于州人的事，但百姓仍然了解他。苏轼引用《诗经》的句子作解释： 君子就象金、锡、圭、璧，他所在的地方，无论瓦、石，还是草、水，都会自然地承受他的泽被，又何必在乎他是不是做官! 这番感叹既是为韩琦而发，也蕴含着作者自己的无限心事。接着介绍做这篇书后的缘由。苏轼贬谪黄州，与王禹偁同，居住黄州不理政事，与韩琦同。而因其曾在黄州东坡躬耕，而号“东坡居士”，被世人称为“苏东坡”。他与黄州人之间的感情也象王禹偁、韩琦一样深厚。所以，他称自己“亦黄人”，并与人将韩琦的黄州诗摹于刻石。“以为黄人无穷之思”八字，充满了对黄州人怀念先贤的愿慨。“而吾二人者，亦庶几托此以不忘乎?”此句诚恳地表达了自己如能够象王、韩一样得到黄州人民怀念的真挚愿望。
整篇文章平易、自然，从结构上看，采取层层深入的方式，叙述与议论相间，简朴的行文又包含一些小小的曲折。如对王禹偁与韩琦的叙述，基本上采取对比的写法，王、韩并叙，以韩为主，显得富于变化，从而映衬出韩琦，达到为韩魏公黄州诗作跋的旨妇。这种文章风格对于更好地表现作者深沉而诚挚的感情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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