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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书《黄子思诗集》后》原文|赏析|鉴赏

2023-02-06 21:47:08

  苏轼《书《黄子思诗集》后》原文|赏析|鉴赏

  予尝论书,以谓钟、王之迹,萧散简远,妙在笔画之外。至唐颜、柳,始集古今笔法而尽发之,极书之变,天下翕然以为宗师。而钟、王之法益微。

  至于诗亦然。苏、李之天成,曹、刘之自得,陶、谢之超然,盖亦至矣。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玮绝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诗人尽废;然魏、晋以来,高风绝尘,亦少衰矣。李、杜之后,诗人继作,虽间有远韵,而才不逮意。独韦应物、柳宗元,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澹泊,非余子所及也。唐末司空图崎岖兵乱之间,而诗文高雅,犹有承平之遗风,其论诗曰:“梅止于酸,盐止于咸,饮食不可无盐、梅,而其美常在咸、酸之外。”盖自列其诗之有得于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韵,恨当时不识其妙,予三复其言而悲之。

  闽人黄子思,庆历、皇祐间号能文者。予尝闻前辈诵其诗,每得佳句妙语,反复数四,乃识其所谓。信乎表圣之言,美在咸、酸之外,可以一唱而三叹也。予既与其子几道、其孙师是游,得窥其家集。而子思笃行高志,为吏有异材,见于墓志详矣,予不复论,独评其诗如此。

  本文是写在《黄子思诗集》后一篇题跋性文字。(黄子思,名孝先,浦城(今福建省浦城县)人。宋代诗人。其子黄几道、孙黄实都与苏轼交游,黄实的两个女儿都是苏辙的儿媳,两家关系较密切。所谓跋,就是写在书后、文后的说明文字或议论文字。“跋”字的出现,最早见于宋代欧阳的《集古录》“跋尾”若干篇,是附在他所藏的碑文真迹之后,考订和说明每篇碑文情况的。跋文一般比序文简括,主要是附于书、文后的说明性文字,有的跋文也带有记叙性,简洁、生动,实际上是一些优秀的散文小品。苏东坡兴趣广泛,通晓诗文书画,有关这方面的题记序跋很多,或品诗,或评画,或说书法文章,有的总结了自己或他人创作的经验,探讨了文章的成败得失,表现了作者对文艺问题的真知灼见。本文就是他论诗的一个名篇,在文章中,他提出了“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澹泊”的诗歌理论。

  首先,文章开门见山,以书法喻诗,认为钟繇、王羲之的书法“萧散简远,妙在笔画之外”,这样就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虽然称赞唐代颜真卿、柳公权集古今笔法之大成,但更颀赏钟、王的书法神韵,说明他追求的目标是淡雅高远、画外之音、言外之意的艺术风格。

  接着,作者笔锋一转,回到论诗上来。“至于诗亦然”,说明在诗歌方面也是这样。下面作者称赞李白、杜甫“以英玮绝世之姿,凌跨百代”,但更颀赏的是两汉魏晋诗人的“天成”、“自得”、“超然”,认为他们的诗歌达到了极点。回头来看李、杜,才有“魏晋以来,高风绝尘,亦少衰矣”的不足之感。苏、李指汉代的苏武、李陵,曹、刘指三国时的曹植和汉末的刘桢,陶、谢,指陶渊明和谢灵运。“天成”、“自得”、“超然”,意思相近,都是指他们的诗自然淡远,发自内心,不事雕凿。这里苏轼用了三个排比句,来强调突出他的观点,这是苏轼的自然观在诗论中的体现。他认为,诗歌创作要达到传神,必须要有自然天工之美。在诗画创作中,要求描绘事物,抒发情感,要象天工造物那样,做到浑然天成,妙造自然,自然地表现出不同事物的个性特征。接着,作者继续论述,在李、杜之后,只有韦应物、柳宗元“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澹泊,非余子所及”。特别是对唐末司空图的“美在咸酸之外”的诗歌理论赞不绝口。所谓“发纤秾于简古”,是指在质朴古拙中见出精细丰美的华采,“寄至味于澹泊”,是指在淡泊恬静中蕴含最美的意味。这是苏轼诗歌理论中“枯淡论”的体现,“纤秾”与“简古”是两种对立的艺术风格,苏轼认为它们是可以相互渗透、相辅相成的关系,只有二者相统一,才能达到“寄至味于澹泊”的妙用。唐末司空图的《诗品》中有“浓尽必枯,浅者屡深”的观点,苏轼在这里作了进一步的阐说,并在文章中引用司空图”梅止于酸,盐止于咸,饮食不可无盐梅,而其美常在咸酸之外”的论诗之语,“恨当时不识其妙”。他曾不止一次阐述自己的观点,在《与二郎侄》的信中,他说:“凡文字,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彩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绚烂之极也……。”所以,苏轼的“平淡”,并不舍弃“绚烂”,相反,是“绚烂之极”。这就形成了十分微妙而又辩证的关系。他在《评韩柳诗》一文中又说:“柳子厚诗,在陶渊明下,韦苏州上,退之豪放奇险则过之,而温丽靖深不及也。所贵乎枯淡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他在评陶渊明诗时又说,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这里“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质而实绮,癯而实腴”的意思,和“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澹泊”的意思是一样的。苏轼之所以推崇陶渊明,除了因为陶诗情真外,还因为陶诗余味无穷。苏轼作为宋代文坛上的一个大家,其诗歌风格,向以浑雄豪放著称,但同时,又有淡雅高远的一面,他晚年所作的和陶诗,就属于这一类。

  本文是作者写在黄子思诗集后,评其诗的跋文,但作者并没有急于对黄子思诗歌创作加以品评,而是单刀直入,先从论书引发,然后又提出了自己在诗歌理论方面的观点,最后才简单交待了黄子思的情况,并认为其诗“美在咸酸之外,可以一唱而三叹也”。结构安排简单而巧妙,而且重点突出,详略得当。整个文章一气呵成,段落之间衔接紧密自然,语言生动,用词精当,如行云流水,正象他自己所说,是“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

  苏轼的“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澹泊”的诗歌理论的产生,是在当时学古风气之下,看到了古人的高格,不矜才,不使气,更不卖弄学问,于是觉得魏晋以来的高风绝尘,不可企及,才有这种主张的。而且在苏轼之前,总的说来,人们对陶、柳诗的重视程度是不够的,只有到了苏轼,才着力从艺术上加以挖掘,深窥其堂奥,详论其精微,发掘了这一派诗枯淡的艺术特色,使天下耳目一新。张戒《岁寒堂诗话》说:“韩退之之文,得欧阳公而后发明,陆宣公之议论,陶渊明、柳子厚之诗,得东坡而后发明。”苏轼的这一诗歌理论,进一步发展了我国古代诗论中崇尚平淡的理论,对“平淡”的艺术特色进行了总结,指出了浓与淡,枯与膏等方面的辩证关系,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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