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书《黄子思诗集》后》原文|赏析|鉴赏
予尝论书，以谓钟、王之迹，萧散简远，妙在笔画之外。至唐颜、柳，始集古今笔法而尽发之，极书之变，天下翕然以为宗师。而钟、王之法益微。
至于诗亦然。苏、李之天成，曹、刘之自得，陶、谢之超然，盖亦至矣。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玮绝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诗人尽废;然魏、晋以来，高风绝尘，亦少衰矣。李、杜之后，诗人继作，虽间有远韵，而才不逮意。独韦应物、柳宗元，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澹泊，非余子所及也。唐末司空图崎岖兵乱之间，而诗文高雅，犹有承平之遗风，其论诗曰：“梅止于酸，盐止于咸，饮食不可无盐、梅，而其美常在咸、酸之外。”盖自列其诗之有得于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韵，恨当时不识其妙，予三复其言而悲之。
闽人黄子思，庆历、皇祐间号能文者。予尝闻前辈诵其诗，每得佳句妙语，反复数四，乃识其所谓。信乎表圣之言，美在咸、酸之外，可以一唱而三叹也。予既与其子几道、其孙师是游，得窥其家集。而子思笃行高志，为吏有异材，见于墓志详矣，予不复论，独评其诗如此。
本文是写在《黄子思诗集》后一篇题跋性文字。(黄子思，名孝先，浦城(今福建省浦城县)人。宋代诗人。其子黄几道、孙黄实都与苏轼交游，黄实的两个女儿都是苏辙的儿媳，两家关系较密切。所谓跋，就是写在书后、文后的说明文字或议论文字。“跋”字的出现，最早见于宋代欧阳的《集古录》“跋尾”若干篇，是附在他所藏的碑文真迹之后，考订和说明每篇碑文情况的。跋文一般比序文简括，主要是附于书、文后的说明性文字，有的跋文也带有记叙性，简洁、生动，实际上是一些优秀的散文小品。苏东坡兴趣广泛，通晓诗文书画，有关这方面的题记序跋很多，或品诗，或评画，或说书法文章，有的总结了自己或他人创作的经验，探讨了文章的成败得失，表现了作者对文艺问题的真知灼见。本文就是他论诗的一个名篇，在文章中，他提出了“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澹泊”的诗歌理论。
首先，文章开门见山，以书法喻诗，认为钟繇、王羲之的书法“萧散简远，妙在笔画之外”，这样就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虽然称赞唐代颜真卿、柳公权集古今笔法之大成，但更颀赏钟、王的书法神韵，说明他追求的目标是淡雅高远、画外之音、言外之意的艺术风格。
接着，作者笔锋一转，回到论诗上来。“至于诗亦然”，说明在诗歌方面也是这样。下面作者称赞李白、杜甫“以英玮绝世之姿，凌跨百代”，但更颀赏的是两汉魏晋诗人的“天成”、“自得”、“超然”，认为他们的诗歌达到了极点。回头来看李、杜，才有“魏晋以来，高风绝尘，亦少衰矣”的不足之感。苏、李指汉代的苏武、李陵，曹、刘指三国时的曹植和汉末的刘桢，陶、谢，指陶渊明和谢灵运。“天成”、“自得”、“超然”，意思相近，都是指他们的诗自然淡远，发自内心，不事雕凿。这里苏轼用了三个排比句，来强调突出他的观点，这是苏轼的自然观在诗论中的体现。他认为，诗歌创作要达到传神，必须要有自然天工之美。在诗画创作中，要求描绘事物，抒发情感，要象天工造物那样，做到浑然天成，妙造自然，自然地表现出不同事物的个性特征。接着，作者继续论述，在李、杜之后，只有韦应物、柳宗元“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澹泊，非余子所及”。特别是对唐末司空图的“美在咸酸之外”的诗歌理论赞不绝口。所谓“发纤秾于简古”，是指在质朴古拙中见出精细丰美的华采，“寄至味于澹泊”，是指在淡泊恬静中蕴含最美的意味。这是苏轼诗歌理论中“枯淡论”的体现，“纤秾”与“简古”是两种对立的艺术风格，苏轼认为它们是可以相互渗透、相辅相成的关系，只有二者相统一，才能达到“寄至味于澹泊”的妙用。唐末司空图的《诗品》中有“浓尽必枯，浅者屡深”的观点，苏轼在这里作了进一步的阐说，并在文章中引用司空图”梅止于酸，盐止于咸，饮食不可无盐梅，而其美常在咸酸之外”的论诗之语，“恨当时不识其妙”。他曾不止一次阐述自己的观点，在《与二郎侄》的信中，他说：“凡文字，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彩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绚烂之极也……。”所以，苏轼的“平淡”，并不舍弃“绚烂”，相反，是“绚烂之极”。这就形成了十分微妙而又辩证的关系。他在《评韩柳诗》一文中又说：“柳子厚诗，在陶渊明下，韦苏州上，退之豪放奇险则过之，而温丽靖深不及也。所贵乎枯淡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他在评陶渊明诗时又说，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这里“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质而实绮，癯而实腴”的意思，和“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澹泊”的意思是一样的。苏轼之所以推崇陶渊明，除了因为陶诗情真外，还因为陶诗余味无穷。苏轼作为宋代文坛上的一个大家，其诗歌风格，向以浑雄豪放著称，但同时，又有淡雅高远的一面，他晚年所作的和陶诗，就属于这一类。
本文是作者写在黄子思诗集后，评其诗的跋文，但作者并没有急于对黄子思诗歌创作加以品评，而是单刀直入，先从论书引发，然后又提出了自己在诗歌理论方面的观点，最后才简单交待了黄子思的情况，并认为其诗“美在咸酸之外，可以一唱而三叹也”。结构安排简单而巧妙，而且重点突出，详略得当。整个文章一气呵成，段落之间衔接紧密自然，语言生动，用词精当，如行云流水，正象他自己所说，是“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
苏轼的“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澹泊”的诗歌理论的产生，是在当时学古风气之下，看到了古人的高格，不矜才，不使气，更不卖弄学问，于是觉得魏晋以来的高风绝尘，不可企及，才有这种主张的。而且在苏轼之前，总的说来，人们对陶、柳诗的重视程度是不够的，只有到了苏轼，才着力从艺术上加以挖掘，深窥其堂奥，详论其精微，发掘了这一派诗枯淡的艺术特色，使天下耳目一新。张戒《岁寒堂诗话》说：“韩退之之文，得欧阳公而后发明，陆宣公之议论，陶渊明、柳子厚之诗，得东坡而后发明。”苏轼的这一诗歌理论，进一步发展了我国古代诗论中崇尚平淡的理论，对“平淡”的艺术特色进行了总结，指出了浓与淡，枯与膏等方面的辩证关系，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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